白話宋史 · 張載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年時代喜歡談論軍事，以致想交結客人取得洮西的地盤。二十一歲那年，以書信拜謁范仲淹，范仲淹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於是告誡他說：「儒學之士自有名教感到可樂，為什麼要談論兵事呢？」因此，勸告他讀《中庸》。張載讀了這本書，還以為不滿足，於是又訪尋學習佛教、道家之書，長年累月探究這種說教的深刻含意，無所收穫，便反過來求之於《六經》。曾經坐在虎皮講席上在京師講解《易》經，跟隨他聽講的人很多。一天傍晚，程顥、程頤二兄弟來了，與他討論《易》經，第二天告訴別人說：「近來見到二程，研究了解《易》中道義很高深，是我所達不到的，你們可拜他為老師。」於是撤掉師座，停止講學。同二程談論道學的要義，精神煥發地、很自信地說「：我求得的道義已滿足了，沒有什麼其他的事值得追求的了。」於是全部拋棄了其他的學說，淳樸誠信學道。 考取進士，任命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岩縣令。治理政事以敦厚根本完善民俗為首先要辦的事務，每個月的吉日，準備酒菜食物，召集鄉間年齡很大的老人會聚在縣衙署，親自為他們勸酒應酬，使人們都知道奉養老人侍奉年長的人的道義，於是詢問民間的疾苦，以及告知所以教訓、勸告子弟的目的。 熙寧初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說他有深厚的儒學基礎，神宗剛剛即位之初，更新政治，想得到有才能的博學之士幫助謀劃治理國家，召他問治理方法，回答說「：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終究是苟且於治道。」皇帝聽後感到高興，任命他為崇文院校書。有一天他見到了王安石，王安石問他新政如何，張載回答說：「您與人為善，那麼別人也以善道報答您；如果像教導玉工雕琢玉器那樣，則應該有不接受聽從命令的。」明州苗振獄事興起，張載去審理這件獄事，最後因為苗振的罪行殺了他。 回到朝廷，隨即因病遷移隱居在南山腳下，整天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間房子裡，座位左右都是書籍，俯身讀書，仰坐思考，有所心得就記載下來，有時半夜起床坐著思考、學習，點上蠟燭照著寫作。他的志向道義，精於思考，從沒有一會兒停止過，也從沒有一會兒忘記過。他穿的是破舊衣服，吃的是蔬菜粗食，給他的學生講習學業，每次都教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的道理，學業一定要像聖人才罷休。他認為，了解人而不了解天道，要求做賢人而不要求做聖人，這是秦、漢以來學者的一大弊端。所以他的學問是尊崇禮教，以德為貴，樂天安命，以《易》經為學的宗旨，以《中庸》為本體，以《孔子》、《孟子》為效法的對象，黜除怪誕妖妄，辨清鬼神妖怪。他的家裡婚、喪、葬、祭之禮，大概都用先王的本意，而附之以現在的禮節。又議論考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的禮法，都想編排條理成書籍，使之可以成就於他的學術事業。 呂大防推薦他說：「張載自始至終，善於發現聖人遺留下來的旨意，他所談論的政治是稍可復行古制。應當恢復他原來的官職，以備諮詢探訪。」於是召他知太常禮院。因與太常禮院官員議論禮儀不一致，又以生病辭歸，到半路上病得很厲害，晚上洗澡換衣後去睡覺，第二天清晨去世。因貧窮沒有財物辦理喪事，他的門生合起來買棺材辦理喪事。翰林學士許將等人說他不熱衷於官職的升遷，請求追加贈賜優恤，皇帝詔令賞賜館職俸祿的一半。 張載博學古代，努力實踐，成為關中士大夫們的一代宗師，社會上的人都稱之為「橫渠先生」。所著書名是《正蒙》，又寫有《西銘》，說： 「乾稱為父親，而坤稱為母親，我從這裡來到人間，於是混然處於人間。所以天地的交合構成了我的身體，天地的運行造就了我的性格，民眾是我的同胞，萬物我與他們共有。 「皇上君主，是我天地父母的宗子；他的大臣們，是天地父母宗子的家人。尊敬年老人，以長輩的禮儀對待長者，愛護關心孤獨幼兒，以愛幼的善心對待幼兒，聖人要具備各種美好的道德，以俊秀的人才為賢能。凡是天下老弱病殘、鰥寡孤獨，都是我應以兄弟之間的聯繫去對待而無須要別人相告的人。『按時去保護他們』，是子孫們的道德義務。『快樂而不憂愁』，純粹是盡孝的責任。違背就是背離道德；損害仁義就是賊，幫助惡狠的人是不才的表現，在行動上遵守常道是相似於有孝道的人。 「融會貫通了就善於闡述事情的道理，窮盡精微大義就善於繼承聖賢的大志，不因為屋漏而感到慚愧為無辱，立志修身養性在於不懈。厭惡美酒，是崇伯子善於顧養的方法；培育英材，是穎封人的賞賜的類型。不弛於操勞而善始善終，是舜的功績；沒有逃脫的出路而靜待烹煮，是申生恭順的表現。身體所接受的而歸於一個人的，是曾參嗎？勇敢地順從而服從命令的人，是伯奇。富貴福運恩澤，將使我的生存更加有利；貧賤憂愁痛苦，是父母天地對他們的考驗和成全。存活時，我順其自然；死了，我也得到安息。」 程頤曾經說「：《西銘》闡明理一而分殊，發展了從前聖賢們所沒有講到的道理，與孟子的人性本善、修養氣質的論點是同一個道理，自從孟子以後大概再沒有見到過。」學者們到現在仍然尊崇這本書。 嘉定十三年(1220)，宋寧宗詔令賜給諡號叫作明公。淳..元年(1241)，追封為..伯，可入孔子廟庭一齊祭祀。他的弟弟叫張晉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