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 我在教育界的經歷

孑民自敘 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浙江省之紹興。 一八七二年 五歲始入家塾。 一八八五年 始研究中華古代哲學、字學及文學。 一八九二年 入翰林院。 一八九八年 棄官歸，立志委身於教育界。 （一八）九九年 在紹興為中學校校長。 一九○一年 在南洋公學，為特班學生教習。 （一九）○二年 為蘇報社作論說及演說，皆鼓吹革命主義。 因南洋公學散，學生建設愛國學社，去公學，為學社教習，為愛國女學校校長。 （一九）○三年 為《警鐘日報》主筆。贊成共財產、廢婚姻之主義。作《新年夢》小說，揭於《警鐘》以寓意。惟常謂此等主義，非一社會中已得大多數之贊同，必不能實行。故現在為純粹鼓吹時期，鼓吹者尤當戒貪、戒淫。庶聞者不至疑其借學說以自便而易於信從。 （一九）○六年 為北京譯學館教習。 （一九）○七年 赴德意志，寓柏林習德語。 （一九）○八年 赴來比錫，入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哲學、美學。 （一九）○九年 始戒肉食。友人有貽書諸之者，對以兼有衛生、戒殺、節費。 十一年 [1] 十月歸國。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部總長。宣布新教育宗旨。謂現在中國言教育者多提倡尚武主義及實利主義（科學教育），在今日之中國此兩者誠不可廢，而要當以道德教育為中堅。道德之大綱不外乎自由、平等、博愛，三者於華人歷代相傳之道德論適相符合。惟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種哲學思想為前提。而哲學思想之涵養，恃有美學之教育，故美學教育為最當注意之點雲。 「三義」而尤以戒殺為主。友人駁之謂植物亦有生命，不肉食而蔬食，於戒殺之義未完。答之曰：蔬食主義乃情感上之問題，而非知識上之問題。即兼知識言之，亦進化論之範圍，而非目的論之範圍。蓋人類文化愈淺，則其所犧他以自益者愈與己近似。而文化漸進，則所犧者以漸疏遠。最顯之例，其始以人異人，如肩輿及人力車；稍進，則用馬車；更進，則用油，用電。其理由有二：一則知識進步，利用之術漸精；二則情感進步，惻隱之心漸廣也。野蠻人能食人，而開化之民俗則不能。以野蠻人尚無人類同等之觀念，其視異種之人，猶開化人之視禽獸也。自達爾文進化論發行後，人獸同祖之說積漸為人類所公認，而動物心理及動物教育之成績日漸進步，於是人獸同情之觀念日漸萌芽於普通人之腦中，而蔬食主義漸行矣。若以論理繩之，不特植物亦有生命，與戒殺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殺以不殺動物之界說，而一葉之蔬、一勺之水，固亦難保無多數之小動物生活其間，亦決不能謂達其戒殺之目的也。惟其為情感問題，而近日之進化尚僅能發起人獸同情之觀念，則止能為肉食主義與蔬食主義交換之時代，而其他則不能不讓之後人云。 一九一二年 辭教育部職，九月赴來比錫，仍研究哲學、美學。 （一九）一三年 五月歸國，九月來法，俊法文稍通，願留法繼續研究美學。 所著已成者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 （《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 關於不合作宣言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和平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裡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摧枯拉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布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動。當局的壞人，大抵一無所能的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適於時勢的。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機械的學者替他在衙署裡面，辦財政、辦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班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樣子，實在是「助紂為虐」。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我那時候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麼樣？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為發表意見，同新聞記者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我那時候就縷述和平期成會中某君話告大眾，並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麼？」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著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我因前一年從歐美歸來，不久進病院，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我那時候聲明我的意見，以為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為教課上進行障礙，或為個人生計困難，止須向校長辭職。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向政府辭職。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與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縷述某君的一番話備他們參考。這是我第二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吳君稚暉品評過，叫做「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我自己反省過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我對於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佩服，但是除前說兩次宣傳外，偶然於談話時傳述過幾次，卻從沒有用這種主張向何等人作積極的運動，不過為自己向這個方向準備。 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極了。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氣裡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鑒於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幾位教授為中堅，決不致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現在布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羅案初起，我深惡吳景濂、張伯烈的險惡，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盡可用質問彈勁的手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為，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的大事糊塗，受二個人的脅迫，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壓迫，下令解散國會，實在同一糊塗。我那時候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但是那時候這個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辦理，他們的倒閣目的已達，不再有干涉司法的舉動，或者於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番頓挫，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妨看他一看。現在法庭果然依法辦理，宣告不起訴理由了，而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怎麼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申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自書簡歷 蔡元培（年五十八歲。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生於中國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 一八九二年 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九四年 任翰林院編修。 一八九八年 出京，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 一九○一年 任南洋公學（今名南洋大學）特班教習。 一九○二年 任愛國學社社長及愛國女學校校長。 一九○六年 任北京譯學館教習。 一九○七年 到德國柏林。 一九○八年 到Leipzig，進大學聽講。 一九一一年 革命軍起，歸國。 一九一二年 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總長。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總長，五月辭職。九月，復到德國Leipzis。 一九一三年 四月回國。九月赴法國。 一九一六年 回國。 一九一七年 任北京大學校長。 一九二一年 美國紐約大學贈名譽博士。 著有《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簡易哲學綱要》、《石頭記索隱》等書。又，北京大學學生所設新潮社印有《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蔡元培手稿） 愛國女學二十五周年紀念會演說詞 今日愛國女學校二十五周年的紀念節，我不能親來祝賀，抱歉得很。今把我要說的話寫出來，請內子養浩代我說一說。 諸位看著本校有這許多學生，學科這樣完備，校舍也這樣宏敞，而且建築校舍的地基也已經規定，不久就可以著手建築，將以為本校是向來這樣容易發展的。殊不知二十五年前初建設的本校，實在簡陋不堪。 當民國紀元前十年頃，我與前繼室黃仲玉結婚後，同來上海，寓新馬路登賢里。那時候，林少泉先生借他的夫人與他的妹子宗素女士由福建來上海，而通電反對大阿哥的經連山先生有意提倡女學。曾於吾寓中開會一次，到會的女士，除林氏兩位外，有韋增珮、增瑛姊妹，吳弱男、亞男姊妹，薛錦琴、陳擷芬諸女士；男子除林、經二先生外，有蔣智由、陳夢坡、吳彥復諸先生。於是有開辦女校的計劃。到這一年的冬季，就由我與蔣、陳、林、吳諸先生開辦這所女學校了。爾時，又由蔣先生介紹烏目山僧，因彼是羅伽陵夫人的代表，願出點捐款，助我們成功。 開辦的時候，所有學生，都是發起人的眷屬，教員就是發起人。公推蔣先生任校長，不到一個月，蔣先生要往日本遊歷，把校長的職務卸給我了。到第二年的正月，年紀大一點的舊學生，都不能來；我們招了幾個小學生，只請了一位專任的教員，其餘的功課，我與仲玉擔任了。等到南洋公學散學以後，組織一個愛國學社。學社的名，就是從本校推用過去的，因為那時候，本校的發起人已經同別的學者組織了一個中國教育會，本校與愛國學社，都作為中國教育會所辦的事業。爾時，學社設在泥城橋，從吳稚暉先生的勸告，把本校移到學社左近。於是社中學生的姊妹，競來就學，學生人數漸多。中國教育會的會員，來任教員的也較多，如王小徐先生的數學，葉浩吾先生的史學，吳稚暉先生、蔣竹莊先生的國文，鍾憲鬯先生的理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員。 愛國學社解散後，我辭了本校校長，請鍾憲鬯先生繼任。適逢張竹君女士到上海，宣傳女子職業的重要，提倡手工，本校增設手工班，招特別學生，來學者及數百人。後來，張女士擬自立手工學校，學生有去此就彼的。鍾先生辭職，中國教育會仍令我任校長，我的從弟國親，同鄉何閬仙先生、吳丹初先生都來幫助。辦了一年多，我要回紹興辦學務公所，又辭職。嗣後，經徐紫虬先生、蔣竹莊先生、徐固卿先生、宋俠公先生與季融五先生的繼續經營，才有現在的盛況，較之我從前辦理的時候，真不可同日而語了。我深喜本校現在的光榮，並祝將來不斷的發展。 （《上海愛國女學校二十六周年紀念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純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鬍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纜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釘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復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麐（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余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於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翼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授君主持地質系。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衡青諸君。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鍾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遙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鍍生、皮皚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翼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徵集、篡輯兩股；篡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閣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徵集編篡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止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恆，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麐（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 我六歲（以陰曆計，若按新法止四歲余），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字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後，就讀四書。四書讀畢，讀五經。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然而背誦是必要的。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 讀書以外，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義的開始。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每一個字，不但要念出讀法，也要說出意義。這種方法，現在兒童教育上還是採用的，但加上圖畫，這是比從前進步了。習字是先摹後臨，摹是先描紅字，後用影格。臨則先在範本的空格上照寫，後來用帖子放在前面，在別的空白紙上照寫。初學時，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寫，熟練了，才自由揮寫。對句是造句的法子，從一個字起，到四個字止，因為五字以上便是做詩，可聽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對句之法，不但名詞、動詞、靜詞要針鋒相對，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靜詞中顏色、性質與數目等，都要各從其類。例如，先生出了「白馬」，學生對以「黃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黃金」、「狡狐」等等作對，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學生對以「望遠海」、「鑒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綠野」、「放四海」等作對，用顏色、數目來對性質，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類推。還有一點，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別。例如，平聲字與平聲字對，仄聲字對仄聲字對，雖並非絕對的不許，但總以平仄相對為正軌。又練習的時候，不但令學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聲中，上、去、入的分別，也在對句時隨時提醒了。 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於宋人的經義，本是散文的體裁，後來漸漸兒參用排律詩與律賦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體，通常雖稱八股，到我學八股的時候，已經以六股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領題，引用題目的上文，是「開篇」的意義；六股以後又有結論；可以見自領題到結論，確是整篇。但是領題以前有起講（或稱小講），約十餘句；起講以前有承題，約四五句，二十餘字；承題以前有破題，僅二句，約十餘字；這豈不是重複而又重複嗎？我以前很不明白，現在才知道了。這原是一種練習的方法：先將題目的一句演為兩句（也有將題目的若干句縮成兩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為）；進一步，演為四句；再進一步，演為十餘句；最後才演為全篇。照本意講，有了承題，就不必再有破題；有了起講，就不必再有破題與承題；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與起講；不知道何時的八股先生，竟頭上安頭，把這種練習的手續都放在上面，這實在是八股文時代一種笑柄；我所以不避煩瑣，寫出來告知未曾做過八股文的朋友。 我從十七歲起，就自由的讀「考據」、「詞章」等書籍，不再練習八股文了。 （《人問世》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 假如我的年紀回到二十歲 我是將邁七十歲的人了！回想二十歲的時候，還是為舊式的考據與同章所拘束，雖也從古人的格言與名作上得到點修養的資料，都是不深切的。我到三十餘歲，始留意歐洲文化，始習德語。到四十歲，始專治美學。五十餘歲，始兼治民族學，習一點法語。但我總覺得我所習的外國語太少太淺，不能暢讀各國的文學原書；自然科學的根抵太淺，於所治美學及民族學亦易生阻力；對於音樂及繪畫等，亦無暇練習，不能以美學上的實驗來助理論的評判；實為一生遺憾。 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歲，我一定要多學幾種外國語，自英語、義大利語而外，希臘文與梵文，也要學的；要補習自然科學，然後專治我所最愛的美學及世界美術史。這些話似乎偏於求學而略於修養，但我個人的自省，覺得真心求學的時候，已經把修養包括進去。有人說讀了進化論，會引起勇於私鬥敢於作惡的意識；但我記得：我自了解進化公例後，反更懍懍於「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條件。至於文學、美術的修養，在所治的外國語與美術史上，已很足供給了。 蔡元培 （《大眾畫報》第十八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 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 我五歲零一個月（舊法算是六歲）就進家塾讀書，初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後來就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四書，最後讀《詩經》、《書經》、《周易》、《小戴禮記》、《春秋左氏傳》。當我讀《禮記》（《小戴禮記》的省稱）與《左傳》（《春秋左氏傳》之省稱）的時候，我十三歲，已經學作八股文了。那時我的業師，是一位老秀才王子莊先生。先生博覽明清兩朝的八股文，常常講點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呂晚村先生，把曾靜案也曾詳細的講過。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書，講點朱陸異同，最佩服的是劉蕺山先生，所以自號仰蕺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編》等書。有一日，先生對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兩句話，有一位年紀大一點的同學，笑著說：「先生念了《西廂》的淫詞了。」先生自己雖隨便看書，而對於我們未成秀才的學生，除經書外，卻不許亂看書。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國志演義》，看了幾頁，先生看見了，說：「看不得，陳壽《三國志》，你們現在尚不可看，況且演義裡邊所敘的事，真偽參半，不看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戰國策》，也說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們學作小題文時，用字都要出於經書；若把《戰國策》一類書中的詞句用進去，一定不為考官所取。所以那時我們讀書為考試起見，即如《禮記》裡面關乎喪禮的各篇各節，都刪去讀，因為試官均有忌諱，決不出喪禮的題目；這樣的讀書，照現代眼光看來，真有點奇怪了。我十六歲，考取了秀才，我從此不再到王先生處受［授］業，而自由讀書了。那時我還沒有購書的財力，幸而我第六個叔父茗珊先生有點藏書，我可以隨時借讀，於是我除補讀《儀禮》、《周禮》、《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大戴禮記》等經外，凡關於考據或詞章的書，隨意檢讀，其中最得益的，為下列各書： 一、朱駿聲氏《說文通訓定聲》。清儒治《說文》最勤，如桂穰氏《說文義證》、王緒氏《說文句讀及釋例》，均為《說文》本書而作。段玉裁氏《說文解字注》，已兼顧本書與解經兩方面，只有朱氏，是專從解經方面盡力。朱氏以引申為轉注，當然不合，但每一個字，都從本義、引申、假借三方面舉出例證，又設為託名標幟，與各類連語等詞類，不但可以糾正唐李陽冰、宋王安石等只知會意不知諧聲的錯誤，而且於許慎氏所采的陰陽家言如對於天干、地支與數目的解說，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從的聲相聯，字的分部以古韻為準，檢閱最為方便。我所不很滿意的，是他的某假為某，大半以臆見定之。我嘗欲搜集經傳中聲近相通的例證，替他補充，未能成書，但我所得於此書的益處，已不少了。 二、章學誠氏《文史通義》。章先生這部書裡面，對於搭空架子、抄舊話頭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詳。對於史法，主張先有極繁博的長編，而後可以有圓神的正史。又主張史籍中人、地名等均應有詳細的檢目，以備參考。我在二十餘歲時，曾約朋友數人，試編二十四史檢目（未成書）；後來兼長國史館時，亦曾指定編輯員數人試編此種檢目（亦未成書），都是受章先生影響的。 三、俞正愛氏《葵巳類稿》及《葵巳存稿》。俞先生此書，對於沽訓、掌故、地理、天文、醫學、術數、釋典、方言，都有詳博的考證。對於不近人情的記述，常用幽默的語調反對他們，讀了覺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見解與推想，不可以後人的見解與推想去追改他們，天算與聲韻，此例最顯，這就是現在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的讀史法。自《易經》時代以至於清儒樸學時代，都守著男尊女卑的成見，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為女子鳴不平，總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稱謂貴重》、《姬姨》、《姊姒義》、《妒非女人惡德論》、《女》、《釋小補楚語笄內則總角義》、《女吊婿駁義》、《貞女說》、《毫州志木蘭事書後》、《尼庵議》、《魯二女》、《息夫人未言義》、《書舊五代史僭偽列傳後》、《易安居士事輯》、《書舊唐書輿服志後》、《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家妓官妓舊事》等篇，從各方面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貞女說》篇謂：「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家妓官妓舊事》篇，斥楊誠齋黥妓面，盂之經文妓鬢為「虐無告」，誠是「仁人之言」。我至今還覺得有表彰的必要。我青年時代所喜讀的書，雖不止這三部，但是這三部是我深受影響的，所以提出來說一說。 （《讀書生活》，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出版） 整頓北京大學的經過 ——在南京北大同學聚餐會上的演說詞 今天北大同人會集於此，替我祝壽，得與諸先生、諸同學相見，我心甚為愉快，但實覺得不敢當。剛才聽得主席王同學報告，及前教授石先生等致詞，均屬極懇摯的勉勵和獎譽之言，真叫我於感激之餘，慚愧的了不得。我今年實在還未到七十歲的足數日子，記得蓮伯玉有句話：「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今年就算七十，那麼今是昨非之感，恐怕不過是六十九年的種種錯誤罷了。自今以後，極願至其餘年，加倍努力於黨國及教育文化事業，以為報答，並希冀藉此稍贖過愆。 今日在座者，皆北大有關係之人，請略說當年北大情形。北大在民元以前叫做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譯學館等部分，我當時也曾任譯學館教員，是為我服務北大之始。爾後我因赴德國留學，遂與北大脫離。至民五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有人勸我不必就職，說北大腐敗極了，進去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人就說，既然知道北大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意思。我到底服從後說而進北京。 自入北大以後，乃計議整頓北大的辦法：第一，我擬辦的是設立研究所，為教授、留校畢業生與高年級學生的研究機關。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曉得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求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自己也是不講進修的，尤其是北大的學生，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殖繼下來，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重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若使一位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然時常請假，他們還是攀附得很，因為畢業後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這類習慣費了多少年打破工夫，終不免留下遺蹟。 第二件事就是所謂開放女禁。其實中國大學無所謂女禁，像英國牛津等校似的。民九，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否創製新法？」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條文；從前女生不抗議，所以不招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由。」這是我國大學男女同學的開始。稍後，孔德學校也有女學生，於是各中、小學逐漸招收她們了。我一向是主張男女平等的，可惜今天到會的女同學，只有趙、譚、曹三位，仍覺得比男同學少得多。 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變更文體，兼用白話，但不攻擊文言。我本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子一類的主張，因為學術上的派別也和政治上的派別一樣，是相對的，不是永遠不相容的。在北大當時，胡適之、陳仲甫、錢玄同、劉半農諸君，暨沈氏兄弟，積極的提倡白話文學；劉師培、黃季剛諸君，極端維護文言。我卻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曾聲明，作美術文，用文言未嘗不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的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妨害。可是文言、白話的分別適用，到如今依然沒有各得其當。 以上系我在北大時舉辦的或提倡的幾件較大的事情。其他如注意美育，提倡軍訓，培養學生對於國家及人類的正確觀念，都沒有放鬆。只可惜上述這些理想，總沒有完全實現。可見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終是有限。綜計我居北大校長名義，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實際辦事，不過五年有半，所成就者僅僅如是。一經回憶，對於知我罪我，不勝慚悚！ 今天在座的，年齡皆少於我，未來服務於國家社會的機會正多，發展無量。況且以諸位的年齡，合計不知幾千百倍於本人，而預料諸位將來達於七十歲的時候，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更不知將幾千百倍於本人；所以今天諸位先生與同學以祝我的，我謹以還祝諸位健康。 （《中央周報》第四○六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記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學特班 南洋公學，自民元前十六年奏准後，即於第二年設師範院，其程度如民國元年之師範學校。又設外院，考取學生，派師範生輪流教之，其程度如今日之小學也。第二年，設中院，其程度如今日之中學。前十二年。上院校舍落成，適有北洋大學學生避拳亂來上海者，乃設鐵路班以收容之，是為高等教育之發端。故自外院，而中院，而上院，即自小學，而中學，而高等學校，是為南洋公學正式之系統。所設之師範院，本為例外。而當時尚有一例外之班，與師範相類者，為特班。交通大學中，尚保存擬設《南洋公學特班章程》一通，其第五條有云：「師範生應遵守之規約，及應獨得之優禮，特班從同。」足為特班與師範院相類之證也。 特班之設，為沈總理（總理即今之校長）曾植所提議，而盛督辦宣懷從之。其考試，據特班同學彭清鵬君所述：「招考二次，每次各取二十人，初試在南洋公學，複試在盛宅。所試皆國文，複試題為《明夏良勝中庸衍義書後》及《請建陪都議》，與試者大都不知第一題之出處，由監試員檢示《四庫全書提要》，乃勉強完卷。開學以後，陸續報到者三十八人，均寄宿校中。」其時彭君與邵聞泰、謝忱二君皆未滿二十歲，亦彭君所能憶及者也。然交大所保存之特班常年經費，則言學生三十人，伙食每人三元，每月九十元，似不過三十人。今據我與彭君及老校友沈叔逢君所能憶及之特班同學，則尚不滿三十人。今姑依姓氏畫數之多少，題名於左，並以予所憶及之籍貫及略歷附註之： 王世澂號莪孫，福建閩侯人，治法學。 王世□ 世澂之弟。 朱履龢 字笑山，江蘇吳縣人，留學英國，治法學，曾任司法部次長。 吳叔田 李漱桐（叔同） 天津人，曾留學日本，初為美術家，書畫篆刻，無不精工；並參加春柳社。後皈依佛教，改名弘一。 貝壽同 字季眉，江蘇吳縣人，留學德國，治建築術，在司法部任技正甚久。 邵聞泰 字仲輝，後改名力子，浙江紹興人，善為文，努力革命，現任陝西省政府主席。 林大同 浙江永嘉人，在杭州辦水利局多年。 范彥矧 浙江平湖人。 胡仁源 字次珊，浙江吳興人，善為文，富哲學思想，留學英國，治工程，曾任北京大學工科學長並代理校長。 殷祖同 字志伊，江蘇常熟人，在特班時，富革命思想，善為文。散學後未久，于歸途中失足墜水卒。 項驤 號微塵，浙江永嘉人，治財政學，曾在財政部服務。 黃炎培 號韌之，後改名任之，江蘇上海人。在清季，秘密組織革命團體；後在江蘇教育界服務甚久；創設中華職業教育社及人文圖書館等。 陸夢熊 字渭漁，曾留學日本，在交通上服務甚久，現任交通部專員。 郭奇遠 浙江永嘉人。 彭清鵬 字雲伯，江蘇吳縣人，在司法部任秘書甚久，現任司法行政部科長。 穆湘瑤 號恕再，江蘇上海人，曾在警察上服務，現營實業。 鍾枚 字卡岑，浙江杭州人，曾在浙江行政上服務。 謝忱 字元量，今以字行，四川人，善為文，現任監察院監察（委）員。 魏斯靈 號阜歐，江西人，曾任江西財政廳長及國會議員。 右所記不過二十人，其籍貫及略歷，恐亦尚有說誤，姑記之以待補正。 特班章程第一條云：「特設一班，以待成材之彥之有志西學者。」是課程重在西學。又於第四條規定：功課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初級功課，後期為高級功課，各限三年卒業。初級功課為英文之寫誦、文法、章句；算學之數學、代數、幾何、平三角；格致化學之手演。高級功課為格致化學之闡理，地誌，史學，政治學，理財學，名學。是其本意在以英文教授政治、理財等學，養成新式從政人才，而令於初級中補受數、理、化普通教育也。 因特班生對於初級功課，有已習或未習者，故均在中院上課，或插班，或開班，我已忘之。我所憶及者，章程之第七條所規定：「西課餘暇，當博覽中西政事諸書，以為學優則仕之地。」特設教員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監督，初聘江西趙君從蕃任之，趙君辭職後，聘黃岩王君舟瑤繼任。其一任指導，則由我任之。 指導之法，稍參書院方式，學生每人寫札記，由教員閱批。月終，由教員命題考試，評次甲乙，送總理鑑定。其時學生中能讀英文者甚少。群思讀日文書，我乃以不習日語而強讀日文書之不徹底法授之，不數日，人人能讀日文，且有譯書者。 特班開辦於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於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終，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條之初級功課未能修畢，即第七條之自修，恐亦影響甚微。其中多數特班生卒能在學術上、社會上有貢獻者，全恃此後特殊力學之結果耳。惟同學聚散，不無雪泥鴻爪之感。黃任之君曾於民元十六年，邀集特班同學，在上海半淤園聚餐，到者憶不過十餘人。忽忽十年，尚未有第二次之集會。適交通大學四十年紀念冊徵文，余以此事亦校史中特別之史實，故就所憶及者記述之，以充篇幅。 （蔡元培手稿） 辛亥那一年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於丁未五月間經西伯里亞往德國。到柏林後，始知有徐伯蓀先烈刺恩銘於安慶，及秋競雄先烈等在紹興遇害之事。上海報戴（載），問官說：「汝受孫文指使麼？」（大意如此）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別人指使麼？」駐德孫慕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強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鎮南關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庚戌，有汪精衛先生刺載灃之事。至於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生刺殺孚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於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我也於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陽曆十月初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鏗斯多中學參觀。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重頓悟不重記誦；在訓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於會食前，誦一條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禱；注重音樂，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我寄住在此校教員宿舍中，歷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黨預備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吳稚暉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我此時記不清了）。以武漢消息告我，並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大意如此）。我於是先到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電，大家都很熱烈的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同學中，有一位劉慶恩君，稍稍做了一點可資談助的事：同學會中，本有兩面小龍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劉君把這龍旗扯破了，他去備了兩面五色旗來替它。又有一日，來了一位使館的秘書，帶笑著說道：「袁宮保出來了，革命軍勢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劉君罵道：「放屁！」就打他一個耳光，別人趕緊勸開，那秘書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光景，接陳英士先生電報，催我回國，我就從西伯里亞回來。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將於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墊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適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討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但湯先生不肯於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於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並舉黎先生任之。」全體贊成。 那時候，又有一段新聞，關於辜湯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義以後，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好幾次傳單，並在館門口用大字譽寫，借示行人，於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滯，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於辜來校時，包圍而語責之。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復到校。此為我回國以後所聞，未知確否。 （《越風》，雜誌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 民國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國，接到教育部的電報，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本來，在民元我長教育部以前，那時名叫京師大學堂，我便在那大學堂一部分的譯學館任國文及西洋史的教員。現在要我來任北大校長，我算是第二次為北大服務了。 當我從法國回到上海的時候，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些朋友說：既然知道他的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接受了後說，到北大來。 到北大以後，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教書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便算功德完滿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授著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醫專校長湯爾和君的介紹，便首先聘請了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君任北大文科學長，同時在《新青年》上，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職。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加，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張（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我離京之時，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的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並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章、陸，於是，五四運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雖然五四運動的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苦而無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告以學生救國，重在研究學術，不可常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至此，北大因五四運動而起的糾紛才算平息了。 （《中國學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愛國女學三十五年來之發展 愛國女學之成立，已三十五年。余為三十五年前參與發起之一人，回想當年，不勝今昔之感。 民國紀元前十年，余在南洋公學任教員。是時反對清廷議立大阿哥之經連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來，均提倡女學。由余與亡室黃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賢里寓所開會。到會者除經、林二氏外，有韋氏增珮、增瑛兩女士，吳產復先生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陳夢坡先生偕其女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余與林、陳諸先生均有演說。會畢，在里外空場攝影，吳產復夫人自窗口望見之而大罵，蓋深不以其二女參與此會為然也。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智由先生設席歡迎，乃請仲玉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蓋其時男子尚不認娶妾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愛國女學，即在此種環境中產生也。是年冬，由蔣智由、黃宗仰兩先生提議，設立女校，余與林、陳、吳三先生並列名發起，設校舍於登賢里，名曰愛國。羅伽陵夫人代表烏目山僧捐資相助，而推蔣先生為校長，發起人均任教員。未幾，蔣先生往日本遊歷，余被推繼任。開辦時所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來學生；而第一屆學生，多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而退學，故學生甚少。 愛國女學第一次之發展，在愛國學社成立以後。由吳稚暉先生提議，遷校舍於學社左近之泥城橋福源里，並運動學社諸生，勸其姊妹就學，而學社諸教員，如王小徐、葉浩吾、吳稚暉、蔣竹莊諸先生，亦兼任女學教課，逐時本校始有振興之氣象。 第二次之發展，則在鍾憲鬯先生長校時期，即愛國學社被解散之後。是時，張竹君女士初自廣州來，力倡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願教以手工。鍾先生因於本校課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設手工傳習所，請張女士及其弟子傳授。由本校學生之宣傳，而內地婦女紛來學習。其後，手工傳習所雖停辦，而愛國女學之聲名，傳播已廣。 第三次之發展，則為蔣竹莊先生長校時期。時在民元前三年一月。釐訂課程，使適合於中小學教育之程度；訂建校舍，使教室與運動場有相當之設備。從此，本校始脫盡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係——余長本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蓀、陶煥卿、楊篤生、黃克強諸先生到上海時，余與從弟國親及龔未生同志等，恆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為招待與接洽之機關。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歷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注重炸彈製造等。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而入於純粹的教育事業之時代。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繼任校長，民三（年），添辦體育科、文科，校譽日益隆盛。江蘇教育廳批准立案。徐固卿先生解職後，曾由蕭蛻公、宋俠公、吳和士諸先生相繼任校長。 第四次之發展，則為季融五先生長校時期。時在民國十年。遵教育部學制，劃分初級中學、高級中學、體育專科與附屬小學四部。民十六年，因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統更易，本校劃隸上海市區，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為私立愛國女子中學。其後因來學者眾，原有校舍不敷應用，乃於十九年秋遷至江灣路塵園，次第自建校舍。高中部復添設師範科，於是基礎益形鞏固，校務日見發達。 在此節節發展時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毀，三十年來之文物，損失殆盡。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貝勒路志成小學余屋，招集學生，以維教學。逾月，復遷至呂班路大陸坊。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辭職，校董會推孫翔仲先生為校長，遷回塵園，以圖復興，重建校舍，添置校具，並辦女童軍訓練班，設第二小學於新閘路。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禱民誼、潘守仁兩先生之助，更添建仁齋、誼齋兩宿舍。逾年，孫翔仲先生辭職，校董會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長。是年秋，移設校內附屬小學一部於崑山路，奉令改稱愛國女子第一小學，附設幼稚園。二十四年秋，復就崑山路校舍，添設初中第二院，學生亦頗眾多，並呈准教育部將體育科正名為體育師範科，校後更闢田徑場，運動成績，與年俱進；而各科課程，亦多注重實際。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謂愛國女學之復興時期。 今年為三十五周年，觀歷來發展之歷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預料前途，必更有輝煌之象也。 （《愛國女學校三十五周紀念刊》， 該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於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歲又在李蘊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教課是練習國文，並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約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顏色的靜詞。別的可以類推。這一種工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生還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平聲字圈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右上角，入聲右下角。學生作對子時，最好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對平聲（仄聲包上、去、入三聲）。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止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講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兩股都是相對的。最後作一結論。由簡而繁，確是一種學文的方法。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 我三十二歲（前十四年）九月間，自北京回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我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這個學堂是用紹興公款設立的。依學生程度，分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麐（麟）君、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而現任中央研究院秘書的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廳科員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時候第三齋的高材生。外國語原有英、法二種，我到校後又增日本文。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淚菇、薛閣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及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鍾生君，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別，新一點的，篤信進化論，對於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隨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後來舊的運動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辭職（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歲（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那時候南洋公學還止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子培監督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擬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將來經濟特科之選。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繼為學監。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每月課文一次，也由我評改。四十人中，以邵聞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謝忱（今名無量）、李（叔）同（今出家號弘一）、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為高材生。 我三十六歲（前十年），南洋公學學生全體退學，其一部分借中國教育會之助，自組愛國學社，我亦離公學，為學社教員。那時候同任教員的吳稚暉、章太炎諸君，都喜昌言革命，並在張園開演說會，凡是來會演說的人，都是講排滿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學時，所評改之日記及月課，本已傾向於民權女權的提倡，及到學社，受激烈環境的影響，遂亦公言革命無所忌。何海樵君自東京來，介紹我宣誓入同盟會，又介紹我入一學習炸彈製造的小組（此小組本止六人，海糕與楊篤生、蘇鳳初諸君均在內）。那時候學社中師生的界限很寬，程度較高的學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級生的教員；教員熱心的，一方面授課，一方面與學生同受軍事訓練。社中軍事訓練，初由何海樵、山漁昆弟擔任，後來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來社，他們的領袖章行嚴、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斷髮短裝與諸社員同練步伐，至我離學社始已。 愛國學社未成立以前，我與蔣觀雲、烏目山僧、林少泉（後改名白水）、陳夢坡、吳彥復諸君組織一女學，命名「愛國」。初由蔣君管理，蔣君游日本，我管理。初辦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後，社員家中的婦女，均進愛國女學，學生驟增。盡義務的教員，在數理方面，有王小徐、嚴練如、鍾憲鬯、虞和欽諸君；在文史方面，有葉浩吾、蔣竹莊諸君。一年後，我離愛國女學。我三十八歲（前八年）暑假後，又任愛國女學經理。又約我從弟國親及龔未生、俞子夷諸君為教員。自三十六歲以後，我已決意參加革命工作。覺得革命止有兩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中竭力助成軍事訓練，算是下暴動的種子。又以暗殺於女子更為相宜，於愛國女學，預備下暗殺的種子。一方面受蘇鳳初君的指導，秘密賃屋，試造炸藥，並約鍾憲鬯先生相助，因鍾先生可向科學儀器館採辦儀器與藥料。又約王小徐君試製彈殼，並接受黃克強、劇若木諸君自東京送來的彈殼，試填炸藥，由孫少侯君攜往南京僻地試驗。一方面在愛國女學為高材生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歷史，並由鍾先生及其館中同志講授理化，學分特多，為練制炸彈的預備。年長而根抵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亦介紹入同盟會，參加秘密小組。 我三十九歲（前七年），又離愛國女學。嗣後由徐紫虬、吳書箴、蔣竹莊諸君相繼主持，愛國女學始漸成普通中學，而脫去從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歲（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譯學館任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僅一學期，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 四十一歲至四十五歲（前五年至一年），又為我受教育時期。第一年在柏林，習德語。後三年，在萊比錫，進大學。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刪去。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對於公民道德的綱領，按法國革命時代所標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改教育部後，我為提倡成人教育、補習教育起見，主張增設社會教育司。 我與次長范靜生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范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於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於大學。又鑒於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於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適之等，對於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現一種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於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我於《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並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伺所研究的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此仿德國大學制）。但是各大學未能實行。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於文科外又設經科。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於《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而我於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別。 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民國五年，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我遂於冬間回來。到上海後，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也有少數勸駕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 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後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學生對於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獨於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別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此師生關係，畢業後可為奧援。所以學生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竟為不正當的消遣。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我於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於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並提倡進德會（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暉、李石曾、張溥泉、汪精衛諸君發起，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菸的五條選認戎），以挽奔競及遊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以漸充實。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只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只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鍍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適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並不相妨。對於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 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願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於教育部。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其實學制上並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准其就學。請從北大始。於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 我於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我六十一歲至六十二歲（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學院院長。大學院的組織，與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議試行大學區制，遂取此名。大學區的組織，是摹仿法國的。法國分全國為十六大學區，每區設一大學，區內各種教育事業，都由大學校長管理。這種制度優於省教育廳與市教育局的一點，就是大學有多數學者，多數設備，決非廳局所能及。我們為心醉合議制，還設有大學委員會，聘教育界先進吳稚暉、李石曾諸君為委員。由委員會決議，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蘇、浙江試辦大學區。行了年余，常有反對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學」，有蔑視普通教育的趨勢，提議於大學院外再設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動的辭職，而政府也就改大學院為教育部；試辦的三大學區，從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學院的時候，請楊君杏佛相助。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正與元年我在教育部時，請范君靜生相助，我偏於理想，而范君注重實戰，以他所長補我之短一樣。 大學院時代，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圖書館。 大學院時代，設國立音樂學校於上海，請音樂專家蕭君友梅為校長（第一年蕭君謙讓，由我居校長之名）。增設國立藝術學校於杭州，請圖畫專家林君風眠為校長。又計劃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但此會開辦時，我已離大學院了。 大學院時代，設特約著作員，聘國內在學術上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吳稚暉、李石曾、周豫才諸君皆受聘。 我於六十一歲時，參加中央政治會議，曾與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諸君提議在首都（當時為南京）、北平、浙江等處，設立研究院，通過。首都一院，由大學院籌辦，名曰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開辦，我以大學院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離大學院後，專任研究院院長，與教育界雖非無間接的關係，但對於教育行政，不復參與了。 （《宇宙風》第五十五期、五十六期） 自傳之一章 余家明末由諸暨遷至山陰，余祖先有營木材業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傷，受傷後遂不復理木材業。此余聞祖先軼事之最早者。自此祖又兩世，至我曾祖，行四。余曾祖之兄行三者，營綢緞業於廣東，因偷關被捕，將處極刑，家中營救，罄其所有，免於一死。 余祖父營典當業，為當鋪經理。遂在筆飛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廳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藝，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終。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長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結婚。先祖又在屋後加蓋五樓五底，以備大家庭合住之用。余等為大房住一樓一底之外，尚多一騎樓，騎樓雖多隻一間，亦意存優待於長子也。 餘生於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時，初言十八日子時，後改正為十七日亥時。其時無鐘錶，計時亦難準確。 余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殤，實為兄弟三人，即余有一兄一弟。 余有兩姊，均未出閣，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殤。 先父面方，膚色頗黃，先母面橢圓，膚色白營。余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單數者均像母，居雙數者均像父，余行二，故像父親。 先父為錢莊經理，二叔為綢緞店經理，四叔亦經營錢莊，五叔、七叔為某莊副經理，全家經商，惟六叔讀書。 余家至我六叔，始考試入學（秀才），後並補康（廩生）。自六叔以前，祖傳無讀書登科之人。 余幼時，先父延聘教師在家教讀。年十一，先父見背，家中不克復延教師，即附學他處。先父之喪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余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讀一年。十二歲、十三歲，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讀兩年。十四歲，始從王子莊先生學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時八股文名家也。余從王先生學至十七歲，余入學游泮矣（秀才）。 十八歲、十九歲余自設館教書。 自二十歲起，不復授徒。余在徐家校書矣。紹興有徐家，藏書甚富，又喜校書印書，喜以文會友，故亦延聘及我。余自此不復作八股，改作辭章考據之學。 二十一、二、三、四歲四年中，均校書徐家，多得讀書之益。 二十四歲，己丑年，（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余入鄉閨中式（舉人）。 此後成進士及殿試，《言行錄》等處已說及，不必贅述矣。述其未說及者一二如次。 余入同盟會在乙巳年（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為同盟會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紹入會者，何海樵也。 次年，黃克強持孫先生手書來，派余為上海支部部長。是年余返紹興故鄉一行。 又次年丁未，余隨孫寶琦赴德，彼任欽差，余往留學，由西比（伯）利亞行，同行者有齊壽山。 壽山告余，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余以為然，因亦吃素。直吃至民國十年腿病不能行走，醫生感覺病時素食不易調理，為簡便計，勸我恢復肉食，我從之，實仍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嚴格耳。 戊申年（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我始游巴黎。 辛亥革命，余在德國，得陳英士電，促即回國，余乃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歸後，命我任教育總長。此後諸事，知者更多矣。 蕭瑜筆記 （《傳記文學》雜誌第十卷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 [1] ① 此處當為「一九一一年」。「 十一年」屬作者的寫作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