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 · 北大改革篇
北京大學校長委任狀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1917年1月9日）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予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同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必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更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任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損？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光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過，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 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於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 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之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余見歐人購物者，每至店肆，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薄物細故，猶懇摯如此，況學術傳習之大端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任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
一曰改良講義。諸君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所印講義，只列綱要，其詳細節目，由教師口授，後學者自行筆記，並隨時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
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以備教員與學生之參考。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據1920年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並參閱1917年4月《東方雜誌》第14卷第4號）
國立北京大學校旗圖說
（1920年10月）
各國的國旗，雖然也有採用天象、動物、王冠等等圖案，但是用色彩作符號的占多數。法國三色旗，說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的符號，是最彰明較著的。我國國旗用五色，說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這一類。我們現在所定的校旗，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是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圈。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各種色彩，都可用日光七色中幾色化成的。我們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種主要色化成的。現在通行三色印刷術，就是應用這個原理。科學界的關係，也是如是。世界事物，雖然複雜，總可以用科學說明他們；科學的名目，雖然也很複雜，總可以用三類包舉他們。那三類呢？第一，是現象的科學，如物理、化學等等。第二，是發生的科學，如歷史學、生物進化學等等。第三，是系統的科學，如植物、動物、生理學等等。我們現在用紅、藍、黃三色，作這三類科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白是七色的總和，自然也就是三色的總和了。我們又都知道，有一種哲學，把種種自然科學的公例貫串起來，演成普遍的原理，叫作自然哲學。我們又都知道，有幾派哲學，把自然科學的原理，應用到精神科學，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統統貫串起來，如英國斯賓塞爾氏的綜合哲學，法國孔德氏的實證哲學，就是。這種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和。我們現在用總和七色的白來表示他。
但是人類求知的欲望，決不能以綜合哲學與實證哲學為滿足，必要侵入玄學的範圍。但看法國當實證哲學盛行以後，還有別格遜的玄學，很受歡迎，就可算最顯的例證了。玄學的對象，叔本華叫他作「沒有理解的意志」，斯賓塞爾叫他作「不可知」，哈特曼叫他作「無意識」。道家叫作「玄」；釋家叫作「涅槃」。總之，不能用科學的概念證明，全要用玄學的直覺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們用沒有顏色的黑來代表他。
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我們固然要研究各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研究融貫科學的哲學；但也不能就此滿
國立北京大學校旗
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是窄一點兒，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就一人經歷說，研究科學的時間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面，紅、藍、黃三色所占的面積最大，白次之，黑再次之。
這就是國立北京大學校旗所以用這幾種色，而這幾種色所占面積又不相同的緣故。
（據1920年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a
（1917年1月）
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為最善。其法科、醫科既設於大學，故高等學校中無之。理工科、商科、農科，既有高等專門學校，則不復為大學之一科。而專門學校之畢業生，更為學理之研究者，所得學位，與大學畢業生同。普通之大學學生會，常合高等學校之生徒而組織之。是德之高等專門學校，實即增設之分科大學，特不欲破大學四科之舊例，故別列一門而已。我國高等教育之制，規仿日本，既設法、醫、農、工、商各科於大學，而又別設此諸科之高等專門學校，雖程度稍別淺深，而科目無多差別。同時並立，義近駢贅。且兩種學校之畢業生，服務社會，恆有互相齟齬之點。殷鑑不遠，即在日本。特我國此制行之未久，其弊尚未著耳。今改圖尚無何等困難，爰參合現代之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制而改編大學制如下。
（一）大學專設文、理二科。其法、醫、農、工、商五科，別為獨立之大學。其名為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等。
其理由有二：文理二科，專屬學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一也。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實驗室、圖書館、植物園、動物院等種種之設備，合為一區，已非容易。若遍設各科，而又加以醫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場、農科之試驗場等，則範圍過大，不能各擇適宜之地點，一也。
（二） 大學均分為三級：1.預科一年，2.本科三年，3.研究科二年，凡六年。
以上所述經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陳校長、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吳校長、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湯校長、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洪校長一致贊同，即於同月三十日由各校長公呈教育部請核准。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開會議，列席者總次長、參事、專門司司長、北洋大學校長，及具呈各校長。第一條無異議。於第二條，則多以預科一年之期為太短，又有以研究科之名為不必設者。乃再付校務討論會複議。二月五日校務討論會開會議決：大學均分為二級，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復於三月五日在教育部會議一次，無異議，乃由教育部於三月十四日發指令曰：「改編大學制年限辦法，經本部迭次開會討論，應定為預科二年，本科四年」云云。此改制案成立之歷史也。
如上所述，則農工醫等專門學校，均當為改組大學之準備。而設備既需經費，教員尚待養成，非再歷數年不能進行。而北京大學則適有改革之機會，於是由評議會議決而實行者如下。
（一）文理兩科之擴張 大學號有五科，而每科所設，少者或止一門，多者亦不過三門。欲以有限之經費，博多科之體面，其流弊必至如此。今既以文理為主要，則自然以擴張此兩科，使漸臻完備，為第一義。然為經費所限，暑假後僅能每科增設一門，即史學門及地質學門是也。
（二）法科獨立之預備 北京大學各科以法科為較完備，學生人數亦最多，具有獨立的法科大學之資格。惟現在尚為新舊章並行之時，獨立之預算案，尚未有機會可以提出，故暫從緩議，惟於暑假後先移設於預科校舍，以為獨立之試驗。
（三）商科之歸併 商科依部令宜設銀行、保險等專門，而北京大學現有之商科，則不設專門，而授普通商業，實不足以副商科之名，而又無擴張之經費。故於五月十五日呈請教育部，略謂：「本校自本學年始設商科，因經費不敷，不能按部定規程分設銀行學、保險學等門，而講授普通商業學、頗有名實不副之失。現值各科改組之期，擬仿美日等國大學法科兼設商業學之例，即以現有商科改為商業學，而隸於法科。俟鈞部籌有的款創立商科大學時，再將法科之商業專門定期截止」 云云。旋即二十三日奉教育部指令曰：「該校請將現有商科改為商業學門，隸於法科一節，尚屬可行，應即照准」云云。
（四）工科之截止 北京大學之工科，僅設土木工門及採礦冶金門。北洋大學亦國立大學也，設在天津，去北京甚近，其工科所設之門，與北京大學同，且皆用英語教授，設備儀器，延聘教員，彼此重複，而受教之學生，合兩校之工科計之，不及千人，納之一校，猶病其寡，徒糜國家之款，以為增設他門之障礙而已。故與教育部及北洋大學商議，以本校預科畢業生之願入工科者，送入北洋大學，而本校則俟已有之工科兩班畢業後，即停辦工科。（其北洋大學之法科，亦以畢業之預科生送入本校法科，俟其原有之法科生畢業後，即停辦法科，而以其費供擴張工科之用。）
（五）預科之改革 大學預科由舊制之高等學堂嬗蛻而來。所以停辦高等學堂，而於大學中自設預科者，因各省所立高等學堂程度不齊，咨送大學後，種種困難也。不意以五年來經驗，預科一部、二部等編制及年限，亦尚未盡善。舉一部為例，既兼為文法商三科預備，於是文科所必須預備，而為法商科所不必設者，或法商科所必須預備，而為文科所不必設者，不得不一切課之。多費學生之時間及心力於非要之課，而重要之課，反為所妨。此一弊也。預科既不直隸各科，含有半獨立性質；一切課程，並不與本科銜接，而與本科競勝：取本科第一年應授之課，而於預科之第三年授之，使學生入本科後，以第一年之課程為無聊，遂挫折其對於學問上之興趣。且以六年之久，而所受之課，實不過五年有奇，寧不可惜。此二弊也。此亦促進大學改制之一原因。改制以後，預科既減為二年，而又分隸於各科，則前舉二弊可去。或有以外國語程度太低為言者，不知新章預科，止用一種外國語，即中學所已習者。習外國語積六年之久，而尚不能讀參考書，有是理乎？
大學改制，有種種不得已之原因，如上所述，惟未經宣布。又新舊兩章，同時並行，易滋回惑。故外間頗多誤會，如前數日《北京日報》之法律、冶金併入北洋大學之說，其實毫無影響，又八月三日、四日之《晨鐘報》揭載余以智君之《北京大學改制商榷》，其對於本校之熱誠，深可感佩，惟所舉事實，均有傳聞之誤。即如引蔡元培氏之言，謂「文科一科，可以包法商等科而言也，理科一科，可以包醫工等科而言也」。詢之蔡君，並不如是。蔡君不過謂法商各科之學理，必原於文科；醫、農、工各科之學理，必原於理科耳。若如余君所引之言，則蔡君第主張設文理二科足矣，何必再為法、醫、農、工、商各為獨立大學之提議乎？其他類此者尚多，故述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以告研究大學制者。如承據此等正榷之事實，而加以針砭，則固本校同人之所歡迎也。
八月五日 北京大學啟
（據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號）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之演說
（1918年10月14日）
凡事皆有術而後有學。外國之新聞學，起於新聞發展以後。我國自有新聞以來，不過數十年，則至今日而始從事於新聞學，固無足怪。我國第一新聞，是為《申報》。蓋以前雖有所謂邸抄若京報，是不過輯錄成文，非如新聞之有採訪、有評論也。故言新聞自《申報》始。《申報》為西人所創設，實以外國之新聞為模範。其後乃有《滬報》《新聞報》等。戊戌以後，始有《中外日報》《時報》《蘇報》等。十五年前，鄙人在愛國學社辦事時，與《蘇報》頗有關係。其後亦嘗從事於《俄事警聞》《警鐘日報》等。其時於新聞術實毫無所研究，不過藉此以鼓吹一種主義耳。即其他《新聞報》《申報》等，雖專營新聞業，而其規模亦尚小。民國元年以後，新聞驟增，僅北京一隅，聞有八十餘種。自然淘汰之結果，其能持續至今者，較十餘年前之規模大不同矣。惟其發展之道，全恃經驗，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苟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聞學之意也。
新聞之內容，幾與各種科學無不相關。外國新聞，多有特辟科學、美術、音樂、戲曲等欄者，固非專家不能下筆。即普通紀事，如旅行、探險、營業、犯罪、政聞、戰報等，無不與地理、歷史、經濟、法律、政治、社會等學有關。而採訪編輯之務，尤與心理學有密切之關係。至於記述辯論，則論理學及文學亦所兼資者也。根據是等科學，而應用於新聞界特別之經驗，是以有新聞學。歐美各國，科學發達，新聞界之經驗又豐富，故新聞學早已成立。而我國則尚為斯學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報》之例，先介紹歐美新聞學。是為吾人第一目的。我國社會，與外國社會有特別不同之點。因而我國新聞界之經驗，亦與外國有特別不同之點。吾人本特別之經驗而歸納之，以印證學理，或可使新聞學有特別之發展。是為吾人第二目的，想到會諸君均所贊成也。
抑鄙人對於我國新聞界尚有一種特別之感想。乘今日集會之機會，報告於諸君，即新聞中常有猥褻之紀聞若廣告是也。聞英國新聞，雖治療黴毒之廣告，亦所絕無。其他各國，雖疾病之名詞，無所謂忌諱，而春藥之揭貼，冶遊之指南，則絕對無之。新聞自有品格也。吾國新聞，於正張中無不提倡道德；而廣告中，則誨淫之藥品與小說，觸目皆是；或且附印小報，特辟花國新聞等欄；且廣收妓寮之廣告。此不特新聞家自毀其品格，而其貽害於社會之罪，尤不可恕。諸君既研究新聞學，必皆與新聞界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幸有以糾正之。
（據191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學日刊》）
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致辭
（1918年10月22日）
今日為畫法研究會第二次始業式，人數視前增加，是極好的現象。此後對於習畫，余有二種希望，即多作實物的寫生，及持之以恆二者是也。
中國畫與西洋畫，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國畫始自臨模，外國畫始自寫實。《芥子園畫譜》，逐步分析，乃示人以臨模之階。此其故，與文學、哲學、道德有同樣之關係。吾國人重文學，文學起初之造句，必倚傍前人，入後方可變化，不必拘擬。吾國人重哲學，哲學亦因歷史之關係，其初以前賢之思想為思想，往往為其成見所囿，日後漸次發展，始於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別感觸，方成新思想。吾國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範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術上遂亦不能獨異。西洋則自然科學昌明，培根曰：人不必讀有字書，當讀自然書。希臘哲學家言物類原始，皆托於自然科學。亞里斯多德隨亞力山大王東征，即留心博物學。德國著名文學家鞠台喜研究動植物，發見植物千變萬殊，皆從葉發生。西人之重視自然科學如此，故美術亦從描寫實物入手。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採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採用中國畫法者，義大利文學復古時代，人物畫後加以山水，識者謂之中國派；即法國路易十世時，有羅科科派，金碧輝煌，說者謂參用我國畫法。又法國畫家有摩耐者，其名畫寫白黑二人，惟取二色映帶，他畫亦多此類，近於吾國畫派。彼西方美術家，能採用我人之長，我人獨不能採用西人之長乎？故甚望學中國畫者，亦須采西洋畫布景實寫之佳，描寫石膏物象及田野風景，今後諸君均宜注意。此予之希望者一也。
又昔人學畫，非文人名士任意塗寫，即工匠技師刻畫模仿。今吾輩學畫，當用研究科學之方法貫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經心之習，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見之譏，用科學方法以入美術。美雖由於天才，術則必資練習。故入會後當認定主意，誓以終身不舍。興到即來，時過情遷，皆當痛戒。諸吾持之以恆，始不負自己入斯會之本意。此予之希望者二也。
除此以外，余欲報告者三事：（一）花卉畫導師陳師曾先生辭職，本會今後擬別請導師，俟決定後再行發表。（二）畫會會所急求擴充，俟覓得相當地點，再行遷徙，與各會聯絡一起。（三）上學年所擬向收藏家借畫辦法，本年擬實行，擬請馮漢叔先生籌之。
（據1918年10月25日《北京大學日刊》）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
（1918年11月10日）
北京大學之設立，既二十年於茲，向者自規程而外，別無何等印刷品流布於人間。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且亦藉以報告吾校現狀於全國教育界。顧《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長篇學說，於是有《月刊》之計劃。
以吾校設備之不完全，教員之忙於授課，而且或於授課以外兼任別種機關之職務，則夫《月刊》取材之難，可以想見。然而吾校必發行《月刊》者，有三要點焉：
一曰盡吾校同人力所能盡之責任。 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雖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學會、工場之屬，無可取資，求有所新發明，其難固倍蓰於歐美學者。然十六七世紀以前，歐洲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即吾國周秦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於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義，可以貢獻於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使無月刊以發表之，則將並此少許之貢獻而靳而不與，吾人之愧歉當何如耶？
二曰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 吾國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習，雖有少數高才生知以科學為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為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校為書院，媛媛〔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於是治文學者，恆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恆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為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為足用，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即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庶有以祛其褊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於隔閡矣。
三曰釋校外學者之懷疑。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為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為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於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為專精之研究也；聞吾校延聘講師，講佛學相宗，則以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過印度哲學之一支，藉以資心理學、論理學之印證，而初無與於宗教，並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發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內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則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靜俟讀者之批判而已。
（據1919年1月《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號）
北京大學一九二二年開學日演說詞
（1922年10月2日）
今天是本校第二十五年開學日。本校的宗旨，每年開學時候總說一遍，就是「為學問而求學問」。這個宗旨的說明，舊學生當然屢次聽過，新學生也許在印刷品上看到，不用多講了。現在我把學校給學生研究學問的機會略說一說。
研究學問，要有基礎。預科就是確定基礎的時代。我們為改良預科起見，特組織一個預科委員會。不但課程有點改變，就是管理上也特別注意；把宿舍劃出一部分讓給新生，給他們便於自修自治。本校沒有力量建築廣大的宿舍，使全體學生都住在宿舍里，實是一件憾事。但本年已添設了第四宿舍，並為女生設一宿舍，其餘只可逐漸設法了。
為研究學問計，最要的是實驗室。在這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勉強騰出幾萬元，增設物理、化學、地質各系的儀器標本，並修理實驗室、陳列室，現在第二院已有與前不同之狀。
為研究學問計，最普遍的是圖書館。近年雖陸續增購新書，但為數尚屬有限；雖有建築適宜圖書館的計畫，而至今尚不能實現。美洲各處的北大同學會，募捐甚力，時有報告，載諸《日刊》。若在國內同樣進行，必有成功的一日。
年來大家對於體育都很注意。不過由學生自組的體育會，成績還不很昭著。從今年上半年起，漸改由學校組織。現分為學生軍與體操兩部。學生軍一部，已請富有軍事智識的蔣百里先生擔任導師；體操一部擬請由美洲新回來之周思忠先生擔任。無論那系學生，此兩部中必須認定一部，作為必修的工課；均需用心練習，不能敷衍了事。
科學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而美術的陶養，也是不可少的。本校原有書法、畫法、音樂等研究會，但因過於放任，成績還不很好。今年改由學校組織，分作兩部：一、音樂傳習所，請蕭友梅先生主持。二、造形美術研究會。擬請錢稻孫先生主持。除規定課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樂演奏會與美術展覽會，以引起同學審美的興味。
為畢業生再求進步計，更設研究所。現在己設立者為國學門，一年以來，校勘《太平御覽》，已將竣。把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清代內閣檔案，漸漸整理出來。其較有價值的，已在《日刊》宣布。又承羅叔蘊、王靜庵兩先生允任導師。對於古物學，將積極進行，保存搜集，都是現在必要的任務。至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等三種研究所，我們也要預備起來。
至於研究學問，當然要有專門教員的指導。本校又新聘教員幾位，當為諸生介紹。又適值本校名譽博士芮恩施先生來京，本日允到校演說，尤是同人所歡迎的。
（據1922年10月6日《北京大學日刊》）
在愛丁堡中國學生會及學術研究會歡迎會演說詞
（1921年5月12日）
今日與諸君聚會，甚為歡樂，更感激諸君厚意。此次出來的時候，本想在英國多住幾天，因為英國教育與別國不同，蘇格蘭與英格蘭又不同。愛丁堡風景著名，大學校更著名，地方清靜，氣候溫和，旅費比較的節省，所以中國留學生在此處很多。從前吾在德國時，就知道此地有學生會，似名蘇學會，曾見過兩次的會報，是用膠板印的。大約在清季，或民國初年間。今日來此，仍有學生會，更有學術研究會。風景既佳，學校又好，大家聯合起來，安心求學，比較在倫敦、柏林、巴黎更佳。所以吾在倉促間，必要到此一游。但是今日又須到丹麥，不能久住。且喜得與諸君聚會，又看過大學校、美術專門、博物館、古堡、舊皇宮等地，更蒙諸君鄭重的招待，何等欣幸！茲奉臨別數語，望大家注意。
今日會中有學術研究會，學與術可分為二個名詞，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各國大學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醫學，非但研求學理，並且講求適用，都是術。純粹的科學與哲學，就是學。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並進始可。中國羨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見其槍炮，就知道他的槍炮比吾們的好。以後又見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藝也好。又看外國醫生能治病，知道他的醫術也好。有人說：外國技術雖好，但是政治上止有霸道，不及中國仁政。後來才知道外國的憲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國進步。於是要學他們的法學、政治學，但是疑他們道學很差。以後詳細考查，又知道他們的哲學，亦很有研究的價值。他們的好處都知道了，於是出洋留學生，日多一日，各種學術都有人研究了。然而留學生中，專為回國後占地位謀金錢的也很多。所以學工業，預備作技師。學法律，預備作法官，或當律師。學醫學，預備行醫。只從狹義做去，不問深的理由。中國固然要有好的技師、醫生、法官、律師等等，但要在中國養成許多好的技師、醫生等，必須有熟練技能而又深通學理的人，回去經營，不是依樣畫葫蘆的留學生做得到的。譬如吃飯的時候，問小兒飯從那裡來的？最淺的答語是說出在飯桶里，進一步，說是出在鍋子裡，再進一步，說是出在穀倉里，必要知道探原到農田上，才是能造飯的，不是專吃現成飯的人了。求學亦然，要是但知練習技術，不去研究學術；或一國中，練習技術的人雖多，研究科學的人很少，那技術也是無源之水，不能會通改進，發展終屬有限。所以希望留學諸君，不可忽視學理。
外人能進步如此的，在科學以外，更賴美術。人不能單純工作，以致腦筋枯燥，與機器一樣。運動、吃煙、飲酒、賭博，皆是活潑腦筋的方法，但不可偏重運動一途。菸酒、賭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們應當求高尚的消遣。西洋科學愈發達，美術也愈進步。有房屋更求美觀，有雕刻更求精細。一塊美石不制桌面，而刻石像，一塊堅木不作用器，而制玩物，究竟有何用意？有大學高等專門學校，更設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等，既有文法書，更要文學。所建設的美術館、博物館，費多少金錢，收買物品，僱人管理，外人豈愚？實則別有用心。過勞則思游息，無高尚消遣則思菸酒、賭博，此系情之自然。所以提倡美術，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當的娛樂。
美術所以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創造精神。從前功利論，以為人必先知有相當權利，而後肯盡義務。近來學者，多不以為然。羅素佩服老子「為而不有」一語。他的學說，重在減少占有的衝動，擴展創造的衝動，就是與功利論相反的。但這種減少與擴展的主義，可用科學證明。這種習慣，止有美術能養成他。因為美術一方面有超脫利害的性質，一方面有發展個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衝動逐漸減少，創造的衝動逐漸擴展。美術的效用，豈不很大麼？中國美術早已卓著，不過好久沒人注意，不能儘量發展。現在博物館還未設立，豈不可惜。所以在外國的時候，既然有很好的機會，就當隨處注意。不但課餘可時往博物館賞覽，就是路旁校側，處處都有美術的表現。不僅對於自己精神有利益，就是回國以後，對於提倡美術，也多有補助。若是此時失去機會，以後就懊悔也晚了。
我知道在愛丁堡的同學對於國內的政治是很注意的。中國現在的政治，可雲壞極了，一切大權皆在督軍掌握，督軍並無何等智慧，不過相互為敵，借養兵之名，去攫金錢就是了。譬如說有一萬兵的，其實不過數千，將這空餉運入私囊。僅為金錢之計，實無軍隊可言，更無威武可怕。惟真正民意，為力最大。凡所喜的，都可實現，凡所惡的，都可剷除。前清因失民意而亡，袁氏因失民意而歿。安福兵力很強，又有外人幫助，但因民意反對，終歸潰敗。現在人心又恨怨督軍，都提倡「廢督」。大概督軍不久也必消滅。但是最重要問題：督軍消滅後，又將何以處之？從前執政都想中央集權，實則中國之大，斷沒有少數人能集權而治的。現在極要的，是從「地方自治」入手。在各地方設高等教育機關，使人民多受教育，自然各方面事務都有適當的人來擔任。希望諸君專心求學，學成可以效力於地方，這是救國最好的方法。目前國內政治問題，暫可不必分心。
我想諸君必又很注意於國內學生的情形。曾記得革命以前，在上海、天津、以至日本留學界，都有學生做革命的運動。民國成立以後，學生卻沒有什麼重要的表示。前年「山東問題」發生，學生關心國家，代表社會，又活動起來。國人對於學生舉動很注重，對於學生議論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機會，為社會作事。不過「五四」以後，學生屢屢吃虧。中間經過痛苦太多。功課耽誤，精神挫傷，幾乎完全失敗。因此學生發生兩種覺悟出來：第一，受此番經驗，自知學問究竟不足，於是運動出首的學生，或到外國求學，未出國的，也格外專心用功了。第二，經此番風潮，社會對於學生，都加一番重視。學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貴，就大家不肯作貶損人格的事情。所以對於中國學生將來，實有莫大的希望。
再者，諸君在國外有數十同國的學生，時相晤聚，甚為難得。無論所學科目不同，所居地位不同，或所操言語不同，要之大家須彼此愛護。有從國外來，不能說國語的，國內來的同學，可以幫助他們。互相親愛，互相原諒。這也是很禱祝的一件事。
（於世秀記）
（據1921年8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
在北京大學平民夜校開學日的演說
（1920年1月18日）
今日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係重大，也是北京大學准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掛著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閒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只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這塊牌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學第一步的改變，便是校役夜班之開辦。於是二十多年的京師大學堂裡面，聽差的也可以求學。從前京師大學堂裡面的聽差，不過賺幾個錢，喊幾聲大人老爺；現在北京大學替聽差的開個校役夜班，他們晚上不當差的時候，也可以隨便的求點學問。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都能享受這種權利才好。所以先從一部分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從前只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得平等。現在大學生分其權利，開辦這個平民夜校，於是平民也能到大學去受教育了。大學生為什麼要辦這個平民夜校呢？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有了學問，看見旁的兄弟還沒有學問，自己心中很難過。好像自己飽了，看見許多的兄弟姊妹都還餓著，自己心中就很難過一樣。「一個人不但愁著肚子餓，而且怕腦子餓。」大學生看見許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餓，固然難過，他們看見你們的腦子餓，也是很難過的。因為人沒有學問，不認識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有寫封信還要請人去寫。要是自己會寫，還受這種苦嗎？我們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見，我們心中一定很難過；我們的腦子餓了，看個電影也不能懂得，又何嘗不是一樣的苦呢？譬如大學生從小學到中學，現在又到大學，仿佛已經吃的很多。要是看見旁人沒有學問，沒有知識，常常受「腦餓」的痛苦，他們自己一定很難過，很不爽快——因為不平，所以願為大家盡力，開辦這個平民夜校。大學生一方面既有這種好意思，住在大學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學，現在竟有四百多人，仿佛肚子餓了要去求食一樣。這種意思，實在好極，也算不負了辦平民夜校的熱心。
辦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熱心；我對於夜校的學生同家長，還有兩層希望：
一、教職員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們，我們進去一兩天後，覺得沒有什麼新奇，於是就不去了。要是這樣，仿佛也對不起教員的一番熱心。
二、住在大學附近的，才有這種特別權利，那些住得較遠的，不能享著這種權利的，你們應該覺得很難過，把你們所已知的傳達給他們——你們的親戚或朋友——使他們的子弟也入他們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學。
這都是很要緊的。這也是我所望於辦平民夜校的，與你們的。
（據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學日刊》）
北京大學民國十四年哲學系級友會紀念刊題詞
（1925年）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哲學在我國古書本名為道學。今日哲學者，希臘語斐羅梭斐之譯文。其原義為愛智。故哲學家不忌懷疑而忌武斷，不妨有所不知，而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願以孔子之言，與哲學系諸同學共勉之。因題諸民國十四年哲學系級友會紀念刊。
蔡元培
（據影印手跡）
《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
（1929年11月20日）
北京大學，到現在有三十一年的歷史了。這三十一年內，名稱改了幾次；內容與外延的廣狹，改了幾次；學風改了幾次。到了第三十一年，在黨治之下，值教育部新改大學條例，又值北大的名稱與關係屢次改變，而終於恢復。自此以後，又將有一時期可以專心致志於按部就班的進展，而不致輕易搖動。但我以為北大同人，若要維持不易動搖的狀態，至少應注意兩點：
（一）要去盡虛榮心，而發起自信心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過去的歷史北大的光榮，尤以五四一役為口頭禪；不知北大過去中差強人意之舉，半由於人才之集中，半亦由於地位之特別。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故於不知不覺中當艱難之沖，而隱隱然取得領袖之資格，而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則首都既已南遷。一市之中，大學林立，一國之中，大學更林立。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於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要有日進無疆的自信心，不憑藉何等地位，而自能嶄然露頭角。
（二）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 從前，在腐敗政府之下，服務社會者又不可多得，自命為知識階級的大學，不得不事事引為己任。若就求學的目的說起來，犧牲未免太多，然在責無旁貸的時期，即亦無可如何。今則政府均屬同志，勉為其難；宣傳黨義、運動民眾等事，又已有黨部負了專責。我們正好乘黨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時候，多做點預備的工夫，就是多做點學術上的預備。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棄學業，他日重任加身，始發不學無術的悔恨，就無及了。所以應守分工的例，不想包辦一切，而專治學術。
若全校同人均能了解這兩點，則北大的進步，將無限量。否則抱萬能之願，而無一得之擅，前途就可想而知。願這次參與北大三十一周年紀念諸君，要深切的注意。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蔡元培
（據1929年《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1934年1月1日）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鬍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復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畫，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余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鍾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徵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徵集編纂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止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恆，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據1934年1月1日《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
a 「大學改制之議」發端於1917年1月27日的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本文是蔡校長會上提出的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