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唐人的生活
一 前言
本文所述唐人的生活，主要指唐室中央所直接控制地區中的漢族士大夫和平民的生活。盛唐時代的邊塞地區和中唐以降的胡化藩鎮地區，由於其間種族複雜，風氣與內地迥異，都不在本文的敘述範圍之內。
為求對唐人的生活狀況和演變有較深刻的認識，首先應當注意唐代兩種特殊的社會風氣，即功利主義和胡化。這兩種風氣，對唐人的生活具有莫大的影響。
唐人的重功利，與儒學的衰微和胡風的輸入有關。唐代士大夫的好干謁競進，生活的奢侈浪漫，宗教的發達，以及政治社會風氣的不良，（惟貞觀、開元兩代，風氣稍正。）都與功利主義有關。唐代最著名的文人如杜甫、白居易、劉禹錫、韓愈等，他們的詩文中都或多或少的透露出勢利氣味，即李白也不能免俗。但他們絕不諱言功利，杜甫《狂歌行贈四兄》便曾坦白的說：「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權勢。」（《全唐詩》卷二三四）這也是唐人的可愛之處，他們至少不是偽君子。不過嗜欲多則天機淺，因此唐代的大思想家極少，而所謂「能臣」則極多，二百九十年間，政治上代有人才。他們的能力極強，幹勁也足，雖不拘細行，仍無礙其自身的建樹。像諸葛亮的茅廬高臥，必三顧而後出仕；或是宋人「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一類的作風，對唐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另一方面，士大夫生活的奢侈浪漫，對政治社會，都發生倡導作用，逐漸造成政治社會上貪淫奢縱的風氣，也成為唐室衰亡的病根。
由於唐人的熱中權勢，政治人物的新陳代謝也比較快。政治上的少年新貴，不可勝數；而「貴壯賤老」的風氣，也十分明顯。這種風氣，始終未變。唐代歷朝詩人的吟詠中，時常流露出對這種現象的慨嘆。例如盛唐時代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全唐詩》卷二二七）中唐時代劉禹錫的《與歌者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全唐詩》卷三六五）晚唐時代司空圖的《新春寫生》：「文武輕銷丹灶火，市朝偏貴黑頭人。」（《全唐詩》卷六三二）和韓偓的《避地》：「白面兒郎猶巧宦，不知誰與正乾坤。」（《全唐詩》卷六八〇）都可為證。唐代的興與亡，大致都與「白面兒郎」有關。
功利主義既然流行，儒學在社會上自不會發生多大作用，女性的約束也無形減少。唐代婦女受教育的機會較多，男女地位比較平等，社交比較公開，思想也比較自由。無數的綺文韻事，也都由此而生。唐人的生活，可以說是多彩多姿的；這種生活，大半是唐代的少年男女所創造的。
胡化對唐人生活的影響也很大。東晉以降，胡人占據中國整個北方，因而胡風得以順利傳入中國，愈演愈盛。其中尤以西域文化，最為流行。諸如宗教、歌舞、樂器、工藝技術等，大都自西域而來。唐代承北朝餘緒，胡化仍深，至玄宗天寶時代臻於極盛。唐初，漢人無論男女，都具有尚武精神。軍隊的犁庭掃穴，以一當十，固然是受了胡化的薰習，即使在娛樂享受方面，也有許多地方沾染胡風。史稱開元末年，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衣胡服［1］，便是一例。這種風尚，直延至安史之亂以後五十年，始漸趨衰落。此外唐自高宗、武后，崇尚科舉，國人競趨進士之選，以獵取功名，由是文風日盛，而民族的尚武精神隨之日漸萎靡，而後遂有開元天寶間重用胡將之事。科舉既盛以後的「胡化」，乃僅限於娛樂享受的範圍。
安史亂後，科舉益盛。由於國人痛恨外族，於是逐漸轉而復古。但因胡風的籠罩已久，且中唐後中國與外族的交通仍極頻繁，一時無法盡革。直至憲宗以後，才略複本貌。當時唐人的衣著方面，已有顯著的改變。思想上則有韓愈的排佛，而儒學漸與。雖然如此，社會上奢淫貪縱的風氣，依然如故。而尚文的中央政府，始終不能征服河朔的胡化藩鎮，以迄於亡。從唐人的生活狀況，也多少可以看出唐室中央無由自振的原因。
本文所述，主要包括唐人的衣、食、住、行、婚、喪、慶壽及娛樂等項。至於宗教信仰，已詳述於拙作《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一文中，在此不復贅述。
二 衣服
唐人的服制，以顏色來區別身份。上至皇帝，下至士庶，其服色各有不同。但自唐初以來，服色時有改易，到高宗後，始漸成定製。其制皇帝服用赭。朝臣官服，則分四色：親王及三品以上官服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用朱，飾以金；七品以上服用綠，飾以銀；九品以上服用青，飾以鍮石（黃銅），婦人則從其夫色。流外庶人則服用黃，飾以銅、鐵。士人服用黑，有紫綠、墨紫等色［2］。至於衣服的寬狹長短，也都有規定。
唐人通常著袍，以上述諸色明其身份。此外上衣有衫（單衣）、襦（短衣）、襖（綿衣）等，下衣為袴。書學、算學及州縣學生，雖皆男士，但也著白裙［3］。至於奴婢，則服襴衫，以白細布為之，圓領大袖。官奴婢由太府寺給衣，奴有皮鞋、頭布、布衫、布袴；婢有裙、衫、絹、鞋等［4］。衣料則有絲、絹、綾、羅、錦、繡、紗、綃（生絲紗）、紈（細絹）、素（精白之絹）、繒、縠（細繒）、縑、白布（麻制）等。棉布在當時還未流行。
雖然唐代服制，規定甚為詳細，但並未嚴格執行。大概除了百官的公服須按規定外，士女的常服大都任意穿著，這可以胡服的流行為證。自北朝以來，男女衣飾，多尚胡服。到唐初，其風益盛。胡服的特點為短衣、窄袖、長靴。從敦煌遺留下來的壁畫，可以看出胡服男衣僅短至膝，折襟翻領；女衣稍長，內另有長裙。漢人著胡服的風氣，至玄宗時，達於極盛，一直延續到憲宗。元稹《法曲》：「胡音胡騎與胡裝，五十年來競紛泊。」（《全唐詩》卷四一九）雖然如此，但婦女的衣飾，已頗有改變。白居易《上陽白髮人》：「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全唐詩》卷四二六）可知天寶時代的時妝，到憲宗元和、穆宗長慶之際，已成為世人駭笑的對象，也可以推知胡風已漸趨衰落。
元和以後，衣服漸尚寬長。文宗時，嘗敕定袍襖等曳地不得長二寸以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以上。婦人裙不得闊五幅以上，裙條曳地不得三寸以上［5］。可知此時唐人已漸厭胡風而改從漢制，甚至寬長過分。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唐人已頗有復古的傾向。
至於唐代婦女的服裝，真是五光十色，名目繁多，絕不似服制所定的單調。女衣有襦、衫、袴、裙、半臂、披帛、袍、襖、帶等。唐代婦女最喜著紅衣，次為黃衣，亦有著白衣裳者，此外尚有紫、藍等色。唐人詩中，有關以上各色衣服的記載，隨處可見。中國古代，男女均不著袴，故外衣寬長以掩蔽下體。漢時已有袴，開襠。唐代女袴，仍開襠如小兒。又有「緄襠袴」，中有縫，但結以帶。這種袴漢時已有，稱為「窮袴」。楊貴妃有「鴛鴦並頭蓮錦袴襪」，又名「藕覆」，為當時時髦之物，類似今日流行的襪袴［6］。裙尚寬長，貴族婦女所著之裙，名目亦多，製造精美，價值極昂。例如中宗女安樂公主有「百鳥毛裙」，正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陰影中又為一色；百鳥之狀，並現裙巾，價值百萬錢，百官之家多仿效之［7］。裙色則以紅裙最為流行，俗稱「石榴裙」。楊貴妃按制應著紫裙，但她好著黃裙，時人有「黃裙逐水流」之諺，譏其卑賤。半臂為短袖上衣，有時無袖（如今之「坎肩」或「背心」），男子亦可著之。披帛乃以有色縑帛，披於肩上，貴族婦女多用之。帶以紗羅製成，其質甚薄，其厚者則用錦。帶的上端有結，如合歡結、同心結等，其下端則甚長。繫於身上，有婀娜之致。
婦女的服裝，也深受胡風的影響。唐初，宮人騎馬過街時，依齊、隋舊制，多著「羃䍦」，以繒為之，障蔽頭頸及軀幹，以免路人窺視。王公之家，亦爭效之。這種服裝，源自奚、契丹［8］。高宗永徽以後，羃䍦之制全廢，婦女皆用帷帽，並拖長裙至頸，較前漸為淺露。帷帽原名席帽，本為羌人首服，秦漢時國人已用之，以籐製成，帽檐甚寬。婦女的帷帽，四周有絲網下垂，施以珠翠，以為障蔽。到玄宗開元初，從駕宮人皆著輕便的胡帽，靚妝露面，士庶競相仿效。如有著帷帽過市街者，必為瓦石所擊。不久，婦女之騎馬者，又變為露髻馳騁，不復戴帽，甚至穿男子靴衫，如奚、契丹之俗。無論內外尊卑，皆好此道，一時蔚成風氣。至天寶時代，婦女又多好以巾覆首。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唐代婦女時裝的演變過程。
唐代婦女又有袒胸之習，中唐以後，尤為習見。如方干《贈美人》「粉胸半掩疑晴雪」（《全唐詩》卷六五一）、李洞《贈龐鍊師》「半胸酥嫩白雲饒」（《全唐詩》卷七二三）等詩句，均可為證。這絕不是漢人婦女的固有服制，必然是胡化的一環，可能受天竺佛教文化的影響。
三 冠帽及鞋襪
唐代冠帽之制，名目甚繁，主要目的，仍是在區別官階。如親王戴遠遊三梁冠。朝臣五品以上兩梁冠；九品以上一梁冠；武官及中書門下九品以上服武弁平巾幘；御史戴法冠等［9］。男子通常戴巾子和幞頭。巾子是以紗絹之類，裹於頭上。幞頭起於北周，其法以三尺皂色紗絹，覆頭向後，盡韜其發，四角系帶，謂之「腳」，兩腳系腦後垂之，兩腳系髻下。其後改為固定型式，僅有兩腳，且為硬腳，並有交腳（武官用）和展交（文官用）之分。唐初女子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幞頭。又有席帽，亦即帷帽，男女適用，形制如上述。此外胡帽也很流行，通常以韋（熟獸皮）製成，遇檐上折，甚為輕便。最受歡迎的胡帽叫「渾脫」（舞曲名），以烏羊毛為之。唐初長孫無忌（曾封趙國公）喜戴渾脫，故又稱「趙公渾脫」。唐代樂舞，多自西域傳來，故舞人跳舞時多戴胡帽。胡帽除渾脫外，尚有珠帽、織成蕃帽、卷檐虛帽等。
唐代足服有靴、鞋、履、屐、舄等。靴本為胡服，傳入中國的時代甚早，以皮為之，長靿。唐代減短其靿，以麻製成，也有用錦作的。同時自唐開始，靴成為百官的朝服。鞋沒有靿，高不掩脛，多以麻為之。婦女所著的鞋，種類甚多，質料也不同，諸如繡鞋、金縷鞋、線鞋等。當時鞋上似有帶以束之。履是比較高貴和正式的鞋，其形式與鞋無大區別，以絲為之。此外吳越間婦女好著「高頭草履」，織造精美，上加綾縠，史稱其為「陰斜闒茸，泰侈之象」［10］。屐盛行於魏晉，男女皆著。用木或皮製成。無周緣，僅有帶附於屐頭，著時以足穿帶，曳之而行。並有兩齒，以踐泥水。《唐摭言》云：「京師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採為系。」崔涯《嘲妓》：「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全唐詩》不載，見《太平廣記》卷二五六）可知雖值嚴冬，婦女仍有著屐者。唐時著屐者多不著襪，肌膚顯露，引人遐思。李白《浣紗石上女》：「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全唐詩》卷一八四）韓偓《屐子》：「方寸膚圓光緻緻，白羅繡屧紅托里。」（《全唐詩》卷六八三）均可為證。舄是木底之屐，乃貴族著禮服時所用，如天子著赤舄。貴族婦女亦著舄，其色與其裳相似。至於民間婦女，則不著舄。
襪的記載，多以婦女為主。最常見的為羅襪，紅色者居多。又有錦襪，為宮中貴人所著。楊貴妃有錦袎襪，內羅外錦，有帶束之。相傳馬嵬之變，貴妃於倉皇中遺失錦袎襪一隻，為村嫗所得（一說為郵童所得），供人觀賞，竟賺得不少錢財。劉禹錫《馬嵬行》：「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全唐詩》卷三五四）即詠此事［11］。唐時尚無纏足之習，故婦女皆系天足，當時女性審美觀，以健碩豐滿為尚，與此不無關係。
四 婦女的妝飾
唐代婦女，對妝飾甚為注意，化妝則力求穠艷，飾物則力求華美。其化妝品和飾物，種類極繁，大致可分面飾、髮飾、頸飾、臂飾、指飾五類，茲分述於下：
唐代婦女的面部化妝品，有粉及燕脂。粉有鉛粉（白）、紅粉之別，婦女多好塗紅粉。又以紅脂塗唇，通稱口脂。口脂又分大紅、淺紅兩種，唐人所謂的「絳唇」、「檀口」，即是大紅、淺紅之別。唐人又以小口為美，唐詩中常以「櫻桃」喻之。中唐以後，有以烏膏塗唇者，風行一時，可以說是唐人化妝術上的新發明。此外並塗黃粉於額間，通稱「額黃」，又因黃色靠近頭髮，所以也叫「鴉黃」。唐初虞世南《應詔嘲司花女》：「學畫鴉黃半未成」（《全唐詩》卷三六），後世「塗鴉」一辭，大概起源於此。額黃有時也塗於眉間，晚唐溫庭筠《漢皇迎春詞》：「柳風吹盡眉間黃」（《全唐詩》卷五七五），從溫詩看，漢時婦女應已用額黃。又有所謂「妝靨」，可以稱為「假酒渦」或「人工酒渦」。以粉、朱，或燕脂點兩頰，如月形或錢形，月形者稱「黃星靨」。
眉的化妝，主要是以黛（青黑色顏料）畫眉，求其濃黑。眉的形式，也有多種。唐玄宗曾令畫工作《十眉圖》，十眉即鴛鴦眉、小山眉、五嶽眉、三峰屬、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煙眉、拂雲眉、倒暈眉。唐人眉尚彎長，故唐詩中鄉有「蛾眉」、「雙蛾」、「彎蛾」、「柳眉」、「月眉」等形容詞。因尚濃黑，又稱「翠眉」。白居易《上陽白髮人》：「青黛點眉眉細長……天寶末年時世妝。」可知天寶末尚流行細長之眉。但到中唐時間，唐人的衣飾起了變化，衣則尚寬大，眉則尚粗短。元稹《有所教》：「莫畫長眉畫短眉，斜紅傷豎莫傷垂。人人總解爭時勢，都大須看各自宜。」（《全唐詩》卷四二二）可知元和長慶之際，眉已尚短。短粗之外，又常使眉尾低斜如八字，即所謂「八字眉」。白居易《時世妝》：「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全唐詩》卷四二七）漢武帝時，宮女即畫八字眉，唐人此舉，可謂復古。總之，唐代婦女的面部化妝，過分穠艷，難免流於俗麗。反不如虢國夫人，淡掃蛾眉，素麵朝天，予人以清新之感。夫人所以特邀玄宗之寵眷，實非無故。面飾則有花鈿，又名花子。通常是以金制的花，貼於眉間或兩頰，也有以翠玉製成的。
唐代婦女的髮式，多好梳髻。髻自古即有，或謂起自燧人氏，事遠難知。但史載西周初年，已有高髻。至漢，受西域髮式的影響，名目增多。東漢時，高髻之風，已甚普遍。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12］其後南北朝及唐，均尚高髻。而唐時花樣益繁，如歸順髻、愁來髻、飛髻、百合髻、鬧掃髻、囚髻、拋家髻、烏蠻髻等，不勝枚舉。其形態多不可考，僅知鬧掃髻亂髮蓬鬆，如被風吹；囚髻束髮極緊，有類囚徒；拋家髻則以兩鬢抱面等。由於時尚高髻，婦女頭髮疏稀者自無能為力，因此多戴假髻［13］。高髻之外，也有低髻，又稱短髻，也有很多名目。又有叢髻，為亂梳之髻，或以假髮為之。又有所謂「拔叢」，發形散亂，並垂髮障目，流行於唐末。唐代婦女，有時亦效胡人的椎髻，其形如錐而無鬢。直至元和時期，還很流行。總之，唐代流行的髻，可分高髻、低髻及叢髻三種，而三種髻均可以假髮為之。
髻之外又有鬟。鬟者謂「環發為髻」，大致髮式低虛者為鬟，高實者為髻。但髻亦有高低之分，何以不稱「低髻」而稱「鬟」？故鬟必具有其獨特形式。大致鬟為一種圓形髮式，雖亦有高低之分，但總不失其圓。其與髻有別者，或即在此。未嫁之女，則梳雙鬟。如劉禹錫《同樂天和微之深春》：「春深幼女家，雙鬟梳頂髻。」（《全唐詩》卷三五七）可以為證。
唐代婦女對鬢的修飾，也很注意。鬢式分薄鬢（即蟬鬢）與叢鬢二種，而唐人多尚薄鬢。如李百藥《戲贈潘徐城門迎兩新婦》：「雲光鬢里薄。」（《全唐詩》卷四三）白居易《花酒》：「雲鬢新梳薄似蟬。」（《全唐詩》卷四四八）叢鬢則發較蓬鬆，不若蟬鬢的薄而有光。如白居易《陵園妾》：「青絲髮落叢鬢疏。」（《全唐詩》卷四二七）王建《送宮人入道》：「休疏叢鬢洗紅妝。」（《全唐詩》卷三〇〇）以二人的詩看來，叢鬢似為宮人的習尚。
髮飾最普遍的為釵，以金、銀、珠、玉、珊瑚、琥珀等物製成，並雕飾為鸞、鳳、鴛鴦、燕、雀、鸚鵡、蟬、蝶、魚等動物形狀，插於髻上。沒有雕飾的釵，稱為「素釵」。貴族婦女之釵，有寶釵、玉釵、金釵、翠釵等名目。平民婦女，則多用荊釵，以木為之。此外有簪，用以連發，男女皆可用。女用的簪，多以翡翠、玳瑁、玉等物為之。玉簪又稱玉搔頭。梳（即櫛），多以木、犀角、玉、水晶、象牙等製成，插於鬢後。元稹《恨妝成》：「滿頭行小梳。」（《全唐詩》卷四二二）可知梳有大小之別，小梳有時可插二三個。翠翹，翹本是翠鳥尾上的長羽，翠翹則以翡翠為之，如鳥尾形。步搖，以珠玉之屬，鑲於釵上，並於頂端以金絲曲成花枝，系以垂珠，插於髻上，行時則隨步動搖。步搖戰國時已有，多為貴族婦女所用，可以說是一種最奢侈的髮飾。
頸飾有瓔珞，傳自天竺，以珠、玉為之，即今日的項鍊。臂飾則有釧，又稱臂環或條脫，有金、銀、玉等類。指飾則有指環，亦名戒指，大都以金、銀、翠玉為之，也有以瑪瑙、珊瑚、水晶、琥珀、紫晶等製成的。
五 飲食
唐代百官食料，例由政府供給，以官階的高低分配其多寡。肉類以豬、羊、魚為主，糧食以米、粟、麵粉為主，菜蔬以蔥、蒜、姜、瓜、葵、小豆為主，甜食以蜜、酥、梨、干棗為主，佐料以油、鹽、豉、醬為主。此外並給炭以為燃料。每年節日並發給特製食品，如寒食給麥粥，五月五日給粽䊦，七月七日給斫餅，九月九日給麻葛餅等。政府對官吏的待遇，可謂優厚。至於一般食品的名目，主要有湯、飯、膏、粥、丸、脯、羹、臠、飣、炙、膾、蒸餅、餛飩、包子、面、粽子等。其所用之肉，除六畜外，兼有鹿、熊、狸、兔、鵝、鴨、鱉、蟹、蝦、蛤蜊等［14］。
飲料方面，唐人最嗜酒、茶和餳。酒以新釀為佳，白居易《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全唐詩》卷四四〇）杜甫《客至》：「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全唐詩》卷二二六）可以證明唐人對酒的貴新賤舊。唐代名人，患風疾（即今高血壓症）者甚多（如唐高宗、杜甫、哥舒翰等），與縱飲不無關係。長安酒價每斗約酤三百文，美酒有酤至每斗萬錢者。杜甫《逼仄行贈畢曜》：「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全唐詩》卷二一七）李白《將進酒》：「金樽清酒斗十千。」（《全唐詩》卷一六二）大致可以說明唐代的酒價，但李白的詩句，可能有些誇大。飲茶之風，興起於開元。陸羽曾撰有《茶經》三篇，研究極精。唐人煎茶，通常佐以姜和鹽。至於茶的產地，則以四川所產者為最著。唐代以後，國人酗酒之風漸衰，或與飲茶有關。餳為麥芽或谷芽熬煎製成的糖。至於以甘蔗汁煎成的沙糖，其製法乃唐太宗時自西域傳入，當時曾大受唐人的歡迎［15］。
唐人好胡食，亦猶今人之喜食西餐。此種風氣，以開元時期為最盛。胡食以酒為主，如葡萄酒、三勒漿類酒（釀法出自波斯）等，最為唐人所好。此外有胡餅，即今之燒餅。以麥粉為之，兩層相合，外著胡麻（芝麻）。國人食之，至今不衰，漸成為「國粹」。
唐代大官多喜豪宴，承平之時固已如此，安史大亂之後，其風尤盛。如代宗大曆二年（公元七六七年），郭子儀入朝，代宗詔賜「軟腳局」。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各出錢三十萬，宴於子儀府邸。子儀及宦官魚朝恩、大將田神功等也更迭設宴，每宴輒邀公卿大臣百人，前後費錢十萬貫。其時距安史之亂平定，不過五年。
六 居室與交通工具
唐代居室，也有定製，以貴賤為等差。宮殿多承自隋，備極壯麗，其建築技巧受西域的影響甚大。隋代的三大技術家宇文愷、何稠、閻毗，都有西域的血統。他們以西域的奇技，配合中國的規制，修建了不少雄偉的工程。如九成宮（隋仁壽宮）即是宇文愷所設計的。至唐，宮室續有興建，如弘義宮、大明宮、興慶宮等，華麗亦不減隋代。至於官民的居室，則以架為單位，架指兩柱兩梁間的面積。其制王公及諸臣三品以上九架，五品以上七架，六品以下五架。門舍則三品以上五架三間，五品以上三間兩廈，六品以下至庶人一間兩廈。又五品以上得建烏頭門［16］。
居室的定製，在玄宗天寶以前，大致尚能施行。天寶時，貴戚勛臣已務奢靡，制度乃逐漸破壞。開國元勛李靖的家廟，竟淪為嬖臣楊國忠的馬廄，而國忠妹虢國夫人也曾強占已故宰相韋嗣立的宅第。代宗時，因安史的大難初平，官吏奮發之志漸頹，而享受之心轉烈，加以法度廢弛，奢侈之風益盛。大臣戎帥，競事建築亭館舍第，大興土木，力窮始止，當時謂為「木妖」。史稱宰相元載，在長安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別墅相連者數十所，婢僕曳綺羅者一百餘人。節度使馬璘，在京師治第，尤為宏美。到德宗，以其逾制而毀之。但習尚既成，難以遽改，雖名賢亦所不免。武宗時名相李德裕，為晚唐政壇的奇才，道德學問，冠絕一時。但他的生活仍甚奢侈，其園池花木之盛，達於極點。這種風氣，直到北宋，才被遏止［17］。
唐代的交通工具，不外輿、馬、舟、車。輿即是後日的轎，以人力負挽，有腰輿、步輿等名稱。馬則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中唐以前，尚武之風未泯，雖女子亦多騎馬。舟船之盛，以江西為最，編蒲為帆，大者多至十幅。通常最大的船，載重不過八九千石，故江湖有「船不載萬」之語。但到代宗、德宗時，有俞大娘航船，體積最大。居者養生送死以及婚喪嫁娶，皆在其間；操駕之工，多至數百人。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歲往來一次，獲利甚溥。可知俞大娘的船，必然不止萬石。德宗時，李皐以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也可想見唐人造船術之精［18］。車則有馬車、牛車及手輓車等，雖然製造亦佳，但較之前代並沒有多大進展。
唐首都長安，街道甚為修整。安史亂後，街坊出現不少「違章建築」。代宗於大曆時，曾下令整理，凡有「侵街打牆，接檐造舍」者，一律不許，並令拆毀，兼須重罰。街道間的樹木，亦不得斫伐［19］。
七 婚喪及慶壽
魏晉以後的早婚之習，到唐代仍然流行。太宗初年，因大亂之後，全國民戶，不過三百萬，因而獎勵生育。曾令全國男子二十以上，女子十五以上而未婚者，由政府督促結婚。其後婚期益早，玄宗時，男年十五，女年十三，於法皆聽婚嫁［20］。士庶結婚，須備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迎親，婚禮則須於黃昏舉行。安史亂後，因戰亂流離，士庶窮困，男女婚期，普遍延遲。白居易《贈友》：「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歸，近代多離亂，婚姻多過期。」（《全唐詩》卷四二五）結婚年齡，男子通常延遲十年以上，女子延遲五年以上。某些地方，女子有至四十五十而未嫁者，如杜甫《負薪行》：「州處女發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全唐詩》卷二二一）這種現象，當然並不普遍。但富家子女，仍行早婚，如白居易《議婚》：「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痴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慾聘，臨日又踟躕。」（《全唐詩》卷四二五）
唐初婚姻，猶重門第，北朝「財婚」的惡習，也未泯除，尤以關東世族崔、盧二姓為甚。他們有女皆居為奇貨，除門第相當者外，非百萬聘財不能得，此風直傳至晚唐。有時公主尚不能與崔、盧之女相匹敵。唐公主多驕慢無禮，不敬翁姑，奴視其夫，因此人皆視與帝室聯姻為畏途。而世家之女，尚有其傳統的門風家法，頗知禮節，因而更增身價。公主選婿，多由強迫而成。如宣宗時，鄭顥欲與盧氏為婚，而宰相白敏中選其尚主，顥深恨敏中，視如仇敵。又唐公主有至五嫁者，二嫁三嫁，尤為常事。由此可以推知民間離婚或改嫁，也相當自由。
平民分良人及奴隸二等，良人指士、農、工、商，各有本業，不許改行。奴隸為數不多，尚不能構成一種階級。又有「雜戶」，原為良人，因前代犯罪而沒官，散配諸司供驅使。他們也附於州縣戶籍，但賦役與良人不同。《唐律》：凡良人不許與雜戶、奴隸通婚，界劃甚嚴。又同姓不許為婚，違者各處徒刑二年。有妻更娶，以妻為妾，或以妾婢為妻，均以犯法論處［21］。
唐代喪祭，多循古禮，有發哀、出孝等禮節。營葬甚為奢侈，王公百官，都競為厚葬。伴葬的「明器」，政府例有規定數目。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墓田亦甚廣闊。歸葬時並有路祭，沿途設祭，每半里一祭，連續相次。唐初路祭於路旁張設帳幕，中有祭盤，置假花果及粉人粉帳之屬，帳幕大者不過方丈。其後愈來愈奢，帳幕有高至九十尺者，祭物亦窮極工巧。安史亂後，路祭的花樣更多，有刻木為古戲以為祭物者。靈車過時，送葬者手拉布幕，輟哭而觀，完全失去路祭的意義。唐時文官遭父母喪，聽其去職，武官則可以從權。對父祖避諱的習慣，也甚為重視。平民的喪葬，自無官宦的豪奢，墓田也甚狹窄。例如開元時庶人墓田定為方七尺，墳四尺［22］。
慶壽的風俗，起於南朝齊梁之際。相沿至唐，自皇帝下至平民，莫不重視生日，竭力崇飾。開元十七年（七二九年）八月五日，玄宗誕辰，宰相源乾曜、張說等上表，建議以是日為「千秋節」，是以生日建節的開始［23］。
八 娛樂一（倡妓）
唐代的社會，色情意味非常濃厚。尤其是大都會中，歌台妓館，到處林立。當時一般文人墨客，進士新貴，多以風流相尚，歌舞流連，不以為怪。因此風流韻事，流傳極多，可以說極盡享受的能事。
當時的妓女，可以分為公妓、私妓、家妓三大類，茲分述之：
公妓是政府特設，用以娛樂皇室、高官及軍人者，又可分宮妓、官妓、營妓三種。唐初置內教坊于禁中，訓練妓女，教以音樂歌舞，以娛皇家，是為宮妓。至玄宗，又於京師置左右教坊。白居易在潯陽江頭遇見的商人婦，即曾習琵琶於教坊。白的《琵琶行》：「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全唐詩》卷四三五）當時教坊妓樂分坐部和立部，「第一部」指坐部。不過她學成後，並沒有做過宮妓而流為私妓。官妓用以侍奉高官，可能也是由教坊來訓練。唐德宗時，名將李晟在四川與張延賞為爭官妓而成仇，其後延賞入相，與晟又成政敵，幾至釀成禍亂［24］。營妓則是用以娛樂軍事長官和軍士的。
私妓多集中於平康里，因其地近長安北門，故又稱「北里」。北里的妓館，是政府允許設立的私妓館。妓女中頗不乏多才多藝、知書能言的。唐代士子入京考試，多宿於妓館。此外女道士雖以修道為名，實際是變相的私妓。她們頭戴花巾或芙蓉黃冠，著素服，加霞帔，盛服濃妝，瀟灑有致。她們多與士大夫相往還，且可以醮禱為名，邀至家中，侑酒取樂。唐人的詩中，有不少是詠女道士的。
家妓是皇親懿戚、公卿百官以及騷人墨客所豢養的妓女，用以娛樂自身和接待賓客，身份介於婢妾之間。中唐大詩人白居易有家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白居易《與牛家妓樂雨後合宴》：「歌臉有情凝睇久，舞腰無力轉裙遲；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全唐詩》卷四五七）可知家妓必擅歌舞，從而可知唐代士大夫的耽於享樂。
九 娛樂二（樂舞）
南北朝時代，音樂多采胡樂，唐仍因之。玄宗時，西域的樂譜，大量輸入；著名的樂工，多為胡人或胡裔，所以大體說來唐代的音樂仍是西域化的。西域的音樂，多與舞相配，唐代樂舞的流行，自然也是受西域的影響。玄宗酷嗜音律，他於開元初，選太常子弟三百人，教為絲竹之戲，置院近梨園，號「梨院子弟」。此外樂人、音聲人等多至數萬，女樂則隸教坊。其時音樂歌舞之盛，冠絕整個唐代。中唐以前，朝廷著名的樂舞，舞人多為男性。中唐以後，樂舞逐漸偏重女性。
盛唐時代的皇室樂舞，歷朝均有創製，名目不勝枚舉。著名的男舞，有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大定舞、聖壽舞、光聖舞、讌樂舞、長壽舞、龍池舞、師子舞、景雲舞，文舞、武舞、字舞（花舞）、坐舞、八佾舞等。其中不少須用大量舞人，十分壯觀。例如上元舞（高宗時作）舞者一百八十人，著五色衣。聖壽舞（武后時作）則用一百四十人，戴金銅冠，著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變而畢［25］。
著名的女舞則有：嘆百年舞，用舞女數百人，盛飾珠翠，地衣皆畫魚龍，每舞用官五千匹。傾杯舞（玄宗作），以妙齡姿美的舞人數十，著淡黃衫、文玉帶，並以金鈴、珠玉絡於頸間而舞之［26］。霓裳羽衣舞，此舞衣飾繁麗，舞步急促。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累累珮珊珊。」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全唐詩》卷四四四）可以想見舞時的情景。
胡舞多來自西域，雖非官方頒制的正式的舞，但非常流行，不特為士庶所歡迎，有時且深入宮中，可以說風靡一時。胡舞舞者不過一二人，動作較正式的樂舞迅捷，所配的胡樂旋律也輕快活潑。著名的胡舞有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渾脫舞等，茲分述之。
胡旋舞，出自西域康國，其特點是舞者旋轉動作，異常迅急。舞者二人，著緋襖、錦袖、綠綾褲、赤皮靴［27］。玄宗天寶末，此舞最為風行。楊貴妃及安祿山均擅此舞。白居易《胡旋女》：「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詩》卷四二六）史稱祿山體重三百餘斤，腹垂過膝，但舞時其疾如風。又元稹《胡旋女》：「驪珠迸珥逐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全唐詩》卷四一九）可以想見舞步的迅捷。
胡騰舞，出自石國，當是男舞。此舞動作亦以迅急見長，同時雜以騰躍，樂器則用橫笛、琵琶。下面兩詩可以看出舞者的衣著及舞時的情景。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遍頭促，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全唐詩》卷四六八）李端《胡騰兒》：「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卷，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全唐詩》卷二八四）
柘枝舞，為女舞，用二女童，衣五色羅寬袍，胡帽銀帶，帽施金鈴，轉動有聲。舞者先藏於假蓮花中，花開而後身現，相與對舞，甚為雅妙［28］。此舞動作較緩，不似胡旋、胡騰的旋轉騰躍。下面是唐人描寫柘枝舞的詩：張祜《觀楊瑗柘枝》：「促疊蠻鼉引柘枝，卷檐虛帽帶交垂。紫羅衫宛蹲身處，紅錦靴柔踏節時。」（《全唐詩》卷五一一）白居易《柘枝妓》：「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帶垂鈿胯花腰重，帽轉金鈴雪面回。」（《全唐詩》卷四四六）
渾脫舞，也是胡舞，但舞時的動作不詳。玄宗時，公孫大娘善舞渾脫。
十 娛樂三（斗花與鬥雞）
唐人喜賞花，對牡丹尤為鍾愛。長安本無牡丹，武則天為皇后時，移其故鄉河東地區（今山西省）的牡丹至長安，植于禁苑，由是京師牡丹日盛，後又移植於洛陽。牡丹當玄宗天寶之世，猶是珍品。到德宗、憲宗時，始成為都下的盛玩，此後更普及於士庶之家。每年三月五日，花主各出其心愛之花，供人觀賞，鬥勝爭奇。是日長安兩街看牡丹，車馬奔走，其花有一本至數萬錢者。劉禹錫《賞牡丹》：「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渠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全唐詩》卷三六五）羅隱《牡丹花》：「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全唐詩》卷六五五）可見唐人對牡丹喜愛之深。但也有對這種現象不滿的，如王轂《牡丹》：「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全唐詩》卷六九四）洛陽牡丹尤盛，為天下之冠。其俗亦好花，春時城中居人，無分貴賤，皆插戴之。
牡丹以白色者最多，玄宗開元時，已有紅、紫、淺紅、通白四種。憲宗時已有黃牡丹，其餘各色又分深淺。唐代高級官員，衣色為紫和紅，因此唐人最喜紫和紅色的牡丹，稱之為「富貴花」。國畫中有黑牡丹，其實並無此色。唐人所稱的黑牡丹，是指水牛，乃諧謔之辭。後人不察，以為牡丹確有黑色。［29］
唐代鬥雞之風亦盛。豪富之家，多蓄雄健之雞，以膏塗雞首作狸狀，縛利刃於雞足，以與他雞較勝負。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狸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全唐詩》卷一七八）即詠此事。鬥雞須下賭注，勝者得之。長安遊俠少年，日以醉飲倡樓鬥雞為活。張籍《少年行》：「日日鬥雞都市裡，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仇夜出城，平明還在娼樓醉。」（《全唐詩》卷三八二）可知少年尤喜此道。
玄宗喜鬥雞，特設鬥雞童，著花蔽膝。其餘諸帝如高、中、睿、代、穆、文、僖諸宗，莫不沈湎此道。文人畫家，對鬥雞的吟詠描繪，也有聲有色，可見唐代鬥雞之風的盛行。
十一 娛樂四（百戲）
百戲指各種雜技及遊戲，名目甚多，其中不少傳自西域。茲分述如下：
（一）黃龍變，即幻技，亦即今之「魔術」，不外吞刀吐火、魚龍變化之類。漢武帝時，自西域輸入，唐時仍盛行。
（二）夏育扛鼎，育，春秋時衛人，為著名的大力士，此則用其名以喻表演者的多力。其表演過程，乃是取車輪、石臼、大瓮器等各於掌上跳弄之。
（三）戴竿，以二人承竿，竿長百餘尺。其上有舞人，騰擲如猿猴飛鳥之勢。
（四）繩技，自西域傳入。以繩繫於兩柱之間，相去十丈，以二人上繩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或數人踏肩踏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曾無蹉跌，一舉一動，皆應嚴鼓之節。
（五）拔河，又名「拔絙」，古稱「牽鉤」。以大麻繩四五十丈，兩頭分系小索數百條，與賽者數百人，各掛小索於胸前，相互牽拔，以角勝負。
（六）打毬，古稱「蹴鞠」。鞠以軟皮為之，實之以物，使成球形，以之蹴踏為戲，西漢名將霍去病及漢成帝皆善此道。唐時又有踏球之戲，以彩畫木球，高一二尺，女妓登躡，轉球而行，並作出各種舞姿。
（七）波羅球，自西域傳入，亦即今之馬球。球小如拳，外為彩繪，或塗朱紅。球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擊球的人數無定，通常十餘人，分為兩隊，各騎快馬，共爭擊一球，是唐代軍中的常戲。玄、穆、敬、宣、懿、僖諸宗，均喜作波羅球戲，甚至宮娥也有擅此技者。朝貴宅第，多有自築球場。這種遊戲，歷唐、宋、元三朝而不衰，到明始趨廢歇。
（八）潑寒，又名乞寒，南北朝時自波斯傳入，始見於《周書》。此戲於冬日舉行，戲者披髮、裸體、跣足，相互揮水投泥以為笑樂。玄宗開元初，以其過於殘忍，曾下敕禁絕。
此外如弈棋（以大食棋戲「雙陸」最流行）、賭博、鞦韆、競渡、登高，也都為唐人所喜愛，以過於煩瑣，不復多述［30］。
原載《食貨月刊》復刊四卷一、二期，一九七四年五月
【注釋】
［1］參看《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
［2］參看《唐六典》卷四《禮部》。
［3］參看《舊唐書》四五《輿服志》。
［4］參看《新唐書》卷二四《輿服志》。
［5］參看《唐會要》卷三一。
［6］參看《續說郛》卷三一《致虛雜俎》。
［7］參看《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8］參看《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
［9］參看《唐會要》卷三一。
［10］見《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
［11］李肇《國史補》謂楊妃襪為馬嵬嫗所得，劉禹錫《馬嵬行》則謂襪為郵童所得。
［12］見《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
［13］參看原田淑人《支那唐代の服飾》頁八二至八四。
［14］參看劉伯驥《唐代政教史》頁七七。
［15］參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上·摩揭它傳》。
［16］參看《唐六典》卷二三《左校署》。
［17］參看《舊唐書》卷一一八《元載傳》；同書卷一五二《馬璘傳》，及同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18］參看李肇《國史補》下「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路」條及《舊唐書》卷一三一《李臯傳》。
［19］參看《唐會要》卷八六。
［20］參看《唐會要》卷八三。
［21］參看長孫無忌《唐律疏義》卷十三、十四「戶婚」。
［22］參看劉伯驥《唐代政教史》頁八〇至八一。
［23］參看《資治通鑑》卷二一三。
［24］參看《舊唐書》卷一二九《張延賞傳》。
［25］參看《文獻通考》卷一四五。
［26］參看《樂府雜錄》「舞工」條。
［27］參看《通典》卷一四六「康國樂」。
［28］參看《太平御覽》卷三一「樂苑」。
［29］參看李樹桐《唐人喜愛牡丹考》（載《唐史新論》頁二一二至二八一）。
［30］參看岑仲勉《唐史》頁六四五至六四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