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杜甫與政治
杜甫在天寶七載（公元七四八年）作的一首五言古詩，叫作「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首詩可以說是杜甫早年的一篇自傳。詩中除了對他自己的身世所發的感慨外，並且說明了他生活上的三件大事：一是他的文名之盛，二是他的政治抱負及理想，三是他在政治上的失意。
關於他的文名，他在那首詩中說：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這確是實況。他的好友如李邕、李白、高適、岑參、王維、賈至、鄭虔、蘇源明等，都是當時最有名的文人，只就這一點便可看出他在當時詩壇上的地位來。他死後不過四十年，元稹便下了「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的評語。如果他在當時沒有名的話，以他生前的窮困顛連，死後不會遺留下那麼完整的詩集的。
關於他的政治理想及抱負，詩中說：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雖是短短二十字，但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想與抱負仍是脫不了儒家的一套。要致君堯舜（甚至以上），要移風易俗。他也自命是「儒」的，在他的許多詩中，常常可以看到他自稱為「儒」、「腐儒」或「老儒」的句子。他的政治思想雖無多大出奇處，卻是中國舊日文人的正統思想。我想後來人稱他為「詩聖」，除了因為他的詩作得好之外，與這一點也許有些關係吧！
至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使他的理想和抱負所實現的程度又如何呢？這一點他是失意極了。四十歲以前，應試屢次失敗，不受政府的重視。到了四十幾歲以後才作過幾任芝麻大的閒員散吏，一生貧困，從未曾顯達過。據說這首詩便是為他在天寶六載（七四七年）應試失敗而作的。詩中對他的貧困失意說得很清楚：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微，歘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騎驢三十載」一句不可解，天寶七載杜甫不過三十七歲，難道他從七歲起便開始騎驢？因此仇兆鰲以為「三十載」是「十三載」之誤，又有個日本人主張改為「已十載」。這些都不必管，只看此外他描寫當時困狀的詩，實在是夠令人悲憫的。至於他詩中所說應徵失敗的事，宋人魯訔的《杜甫年譜》認為可能是指天寶六載唐玄宗下詔求才，而為李林甫所蒙蔽破壞的事。《資治通鑑》二一五說：
六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恐有俚言，污濁聖德。」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如果杜甫果真應過這一次考試，那麼李林甫所「遺」的便不止是「賢」了。這不過是杜甫直接吃李林甫的一次虧，其實杜在整個天寶年間在政治上的不如意，也可以說與李有很大的關係。杜甫在政治上不是沒有強大背景的，他有許多作大官的朋友，而他本人又是極想作官的；但李林甫的在位，卻使他和他的朋友在政治上都走上失敗之途。至於天寶以後杜在政治上的失意，則另有原因。
杜甫的積極想作官，誠然一方面想改善他的生活，因為他太窮了，他想改善，自也是情理之常，但另一方面，他對政治不特有理想抱負，且有著高度的愛國心的。他對君國的依戀忠愛，在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中（天寶十四載作），表現得極其真切：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試看他那種難割難捨無可奈何的心情，簡直把皇帝當作愛人。所以蘇東坡說他「一飯未嘗忘君」，這種偉大情操，是值得景仰的。我們總不致笑杜甫不懂得「民主」吧！杜甫雖然具有這樣濃厚的愛國熱忱，但他的性格卻是不適合干政治的。因為詩人的性格，大半是率真的，這種性格，卻是干政治者的大忌。凡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去干政治，一定極容易吃虧，遭人暗算。至於所謂「愛國熱忱」，事實上與干政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有時在某一種的政治環境中，熱愛國家反足以促成其人在政治上的失敗。杜甫固然一生在政治上沒有得意過，即令他能作大官，在天寶時他不過是張九齡、李邕之續；在天寶以後，他也只能作房琯第二。總之，他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杜甫和張、李、房等人的性格，有極大相似之處，他們的性格都是不適合干政治的。
杜甫所認識的當時的大官中，交遊最密的要推李邕、嚴挺之、張均、張垍、房琯、高適、嚴武等人了。李邕作過太守，嚴挺之（嚴武的父親）作過中書侍郎，張均作過尚書，張垍是唐玄宗的女婿，房琯在肅宗時作過宰相，高適、嚴武則作過節度使。此外，他可能與天寶時的宰相張九齡、李适之認識，至少也有間接的關係。因為嚴挺之是張九齡的心腹，杜甫在大曆初作過一首《八哀詩》，用來追悼八個死去的人，其中大半是他的好友，而張九齡也是八人之一，所以他可能與張直接認識。而李适之則與房琯很要好。上面這些人，在性格方面也都和杜甫差不多。現在把兩《唐書》諸傳對他們的性格所作的描述，和杜甫的性格作個比較：
九齡在相位時……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識者以此少之。（《舊唐書》九九《張九齡傳》）
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舊唐書》一九〇《李邕傳》）
適之性疏，為其（按：指李林甫。）陰中。（《舊唐書》九九《李适之傳》）
挺之素負氣，薄其（按指李林甫。）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門，以此彌為林甫所嫉。（《舊唐書》九九《嚴挺之傳》）
帝（按：指唐玄宗。）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按：指張均、張垍兄弟。）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新唐書》一二五《張垍傳》）
琯好賓客，喜談論。……琯為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氏虛無而已。（《舊唐書》一一一《房琯傳》）
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縉紳所推。（《新唐書》一四三《高適傳》）
嚴武……性本狂盪，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舊唐書》一一七《嚴武傳》）
再看杜甫：
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梘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舊唐書》一九〇下《杜甫傳》）
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唐書》二〇一《杜甫傳》）
從上面的記載看來，杜甫和他那批顯達的友人，在性格上有許多相同之處。概括來說，他們的性格大都是恃才負氣，疏率放蕩，好放言高論而不檢細行。總之他們大都是率真任性的。以這樣的性格來作大官，是非常危險的。無論多麼好的皇帝，都不會喜歡具有這種性格的大臣；能夠容忍的，已經是難得的了。在君主專制的政治下，一個大臣的性格開始為皇帝所不喜，便是他的政治生命行將終了的預告。倘再遇到一個具有皇帝所喜歡的性格的人和他為敵，他便垮得更快。因為唐玄宗還不是個壞皇帝，杜甫的這般友人，所以還能作大官；但他們卻遇到一個皇帝所喜歡的政敵李林甫，因此他們大部在政治上迅速的走向失敗之途。
李林甫自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年）起開始作宰相，他也有相當才能，但性格巧佞陰險，猜忌自私，因此其才適足以濟其惡。《舊唐書》一〇六《李林甫傳》：
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為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托，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榮寵。
像李林甫這樣的品行，杜甫的那班朋友如何能看得起。同時李的學識甚差，差到「僅能秉筆」，有時還寫別字（例如把「弄璋」寫作「弄麞」），鬧過不少笑話，因此特別仇視有學問的人。而杜甫的那班朋友，大都是能文之手。他們和李自然無法合作，但他們又如何是李的對手呢？因此李作宰相後，在很短的時間中便把他們一個個的收拾了。到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年），張九齡的相權首被解除，嚴挺之也被貶出任外官。天寶五載（七四六年），李陷殺李适之。次年，殺害李邕。房琯（那時作給事中）也因與李适之相善被貶。張氏兄弟因與唐玄宗有親戚關係，李害不了他們，但也竭力排擠，使他們不能登相位。至於高適，李也始終不用他，嚴武自然更不必說了。因此把張氏兄弟（後來楊國忠也排擠他們）及房琯逼得與安祿山交結；把高適、嚴武逼到哥舒翰的幕下去。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年），李林甫死掉，楊國忠繼任為宰相。他比李的能力差得多，卻比李更不識大體；作起惡來，更無分寸。在這種政治情況下，杜甫還想作什麼官？但他對政治仍是有興趣的。他在天寶十載（七五一年）向玄宗獻《三大禮賦》；次年又參加考試，都沒有弄到官作。直到十四載，才弄到一個「河西尉」（是河西節度使部下的一個小官），他卻又怕麻煩，不願意干。於是改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是一個從八品的散官。他曾為此事作過一首詩，題目是「官定後戲贈」：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
你看他四十來歲的人，卻自稱「老夫」，怕「折腰」，怕「趨走」。這等脾氣，又如何能作官呢？
天寶十四載，也就是杜甫開始作官的那一年，安祿山造反。次年打破西京，張氏兄弟便靠攏了，作了偽宰相。房琯逃出來，肅宗即位後也作了宰相。嚴武因房的援引作給事中，後來官至劍南節度使。杜甫到靈武后作右拾遺，自然極可能也是房保薦的。至於高適則於安史之亂初起時因哥舒翰向玄宗推薦，作左拾遺，肅宗時也官至劍南節度使（嚴武的前任）。所以安史之亂也是若干政治失意者的一個出頭機會。這樣的政治環境，對杜甫可以說是極其有利，與天寶時不能同日而語。但肅宗至德元載（七五六年），房琯率軍與安軍作戰，因採取「春秋車戰之法」，大敗於陳濤斜，損失四萬人。其後又因崇尚虛談，不理政務，且有貪污情事，終於乾元元年（七五八年）被貶為邠州刺史，以後一直未再得意過。杜甫則因於至德二載上疏營救房琯，幾乎獲罪，從此不受肅宗重視。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貶時，他也被外放為華州司功，此後他永遠失去在中央政府作官的機會。次年，他跑到四川投奔嚴武，總算過了幾年平靜的日子。後來嚴武保舉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自然仍是個拿乾薪的差事，但「工部」二字卻是後人稱呼他的正式官銜。不幸的是永泰元年（七六五年），高適和嚴武相繼去世，自此他便與政治永遠絕緣了。嚴武的後任郭英乂，也與杜甫熟識。《舊唐書·杜甫傳》說：「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無能刺謁」四字好像說杜高攀不上郭似的，其實杜與郭的氣味不相投，恐怕杜根本便無「刺謁」的意思。至德二載（七五七年）郭作隴右節度使，杜曾送給他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說：「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顯然是瞧不起郭且不願投奔郭的。所以「無能」二字，我覺得應當改為「不願」才合事實。他寧可過流浪的生活，也不願投奔與他氣味不合的人，這是杜甫可佩的地方之一，也是他只能作大詩人而不能作大官的證據之一。
杜甫的作大官的朋友，在政治上十九是失敗的，只有嚴武、高適二人，算是保功名以終。嚴武死時只有四十歲，要是晚死幾年，以他在四川的所作所為，是誰也不敢擔保他不生事端的。他死的時候他的母親哭著說：「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新唐書》一二九《嚴武傳》）。可見對他的擔心。高適發跡很晚，天寶中他已五十多歲，死時總當在七十歲左右。也許風波經得多了，比較有些官場經驗，還未曾鬧過大亂子。但他的脾氣，也是為當時要人所討厭的。《舊唐書》他的傳說：「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言下嘆為異數。總之，嚴、高二人在政治上的未曾失敗，實在是極少數的例外。如此說來，我們對杜甫的不能作大官，反而應該為他慶幸了。
原載台大《事與言》一卷四期，一九五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