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直解 · 卷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滕文公，是滕國的諸侯。之字，解作往字。道，是言。
昔滕文公為世子時，將往楚國，修交鄰之禮。因平日仰慕孟子，聞得孟子在宋國，乃先過宋而見之。觀世子之急於見賢，正是他天性之善，可與入聖的機括。孟子欲從本原上啟發他，開口便說個性善。蓋人生下來便有個性，乃天所命於人的正理，本有善而無惡。自聖人以至途人，性中個個有仁、個個有義；其不仁不義者，必是物慾害之，而非其本然之性也。當時性學不明，故孟子特舉以告世子，欲其先認得本來真性，然後可勵其必為之志；而又恐言之無征，必稱堯、舜以實之。蓋堯、舜之德，雖蕩蕩巍巍，萬世莫及。然其所以為聖者，豈是於人之外更有所加？不過由其本善無惡者充之以造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見得性中同有是義。仁義不假外求，則堯、舜可學而至也。世之以不善言性、以聖人為絕德而自棄者，其亦弗思甚矣。此孟子所以惓惓於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覸，是古人姓名。彼，指聖賢說。公明儀，是魯之賢人。
戰國之時，性學不明久矣。世子驟聞孟子性善之說，未能瞭然；且望以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國回還，復來見孟子，意以前日之言高遠難行，或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乃告之說：「世子此來，得非聞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無可疑也。夫性即是道，道之在人，同出於天，同具於心，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若說人性不皆善，堯、舜不易為，則是堯、舜一道，眾人又一道，道為有二矣。天下豈有二道哉？試以古人的言語一一驗之。昔成對齊景公說：『今之人見說個聖賢，便怵然畏之，不知他也是個丈夫，我也是個丈夫，其性一也。我若自家奮發，也做得到他的地位，吾何畏彼哉？』顏淵嘗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舜是何等人？我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為，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難之有！』公明儀亦嘗說：『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曾說：「文王是我師也」。以今觀之，人患不為文王耳。吾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師法，這是明白簡易的道理，周公豈故為大言以欺我哉？』夫此三子之言，正以古今聖賢本無二道，非有高遠難行之事，故其說之吻合如此。世子試以三子之言證吾前日之言，則必有恍然覺悟、慨然奮發者矣，而又何疑哉？」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字，解作截字。瞑眩，是煩亂的意思。瘳，是病痊。
孟子勉世子說：「即成、顏淵、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道之無二，而聖賢之必可師矣。世子勿以滕國為小，而憚於有為。今若將滕之地界截長補短，幾有五十里之大，建國之規模固尚在也。苟能奮發自強，修身立政，以古帝王為法，猶可以撥亂興衰，為治安之國。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以從善耳。《書經》上說：『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比喻人君為治，如人有疾病，以苦口之藥攻之，必是腹中煩亂一番，方才除得病根；若藥不瞑眩，這病如何得好？為人君者，若非克己勵精，忍人所不能忍；虛心受諫，容人所不能容，則治無由成，而國亦終於不振矣。世子誠有志於聖賢之道，亦在自勉而已，豈以國小為患哉？」夫滕在戰國極稱褊小，孟子猶以堯、舜之道期之，況於君臨萬國，繼帝王之統，而能勉強行道，何治之不可成乎？若所引《書經》二語，於治道尤為親切。蓋王者以天下為一身，凡四方水旱兵荒，即是人身的病痛；遠近內外許多弊端蠹政，即是人身經絡臟腑中致病的根源。若能聽逆耳之言，懷側身之懼，將那蠹弊的去處一一掃除，使陰陽和順，災滲不作，就如用苦口之藥攻去病根，使氣血調暢，身體康寧一般。即此推之，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圖治者可不勉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滕定公，是文公之父。世子，即文公。然友，是世子之傅。齊，是齊衰。疏，是粗布。稀粥，叫作饘。
滕文公為世子，既得聞孟子之教，有所感悟。已而遭其父定公之喪，因謂送終大事，不當安於世俗之禮，遂與其傅然友說：「昔時我因過宋，得見孟子。他曾與我論堯、舜性善之道，大有啟發，我常記念在心，終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大變，不知喪葬之禮如何舉行，方合於聖人之道。我欲使子往問孟子，求其一一指教，然後行事，庶免於悖禮之失也。」此時孟子在鄒，然友即自滕至鄒，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答說：「方今王教陵夷，喪禮廢壞，世子此問，獨有慨然復古之心，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至情根於天性，於凡送終之禮，只要自己竭盡其心，而不忍一毫虧欠，原非人所能強，亦非人所能沮者，宜乎世子於此有不能自己也！曾子嘗說：『父母在生之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既歿之後，衣衾棺槨，當葬之以禮；祭享之時，礿祀蒸嘗，當祭之以禮。自始至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孝矣！』這是曾子泛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若夫諸侯的喪禮，則我未之學也。然我雖未學此禮，而禮之大經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吾亦嘗聞之矣。彼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定；所服的必定是齊、疏之服；所食的必是粥之食：此乃居喪之禮，出於天理人心，不容已的。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貴無賤，都是這等。從夏、商、周、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我之所聞大略如此。世子欲盡其心，亦惟遵行此禮而已。」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反命，是復命。父兄，是滕國同姓的老臣。滕與魯都是文王之後，魯祖周公為同姓諸侯之長，諸侯皆宗之，故滕以魯為宗國。《志》，是《記》。
然友歸到滕國，將孟子所論三年之喪的說話一一復命於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可行，遂定為三年之喪。蓋其良心感悟，勇於從善如此。是時，古禮湮廢已久，一旦行之，眾心駭然。那父兄百官都哄然不欲，說道：「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吾滕之先君亦不曾行，至於子之身，顧欲行之，以反先君之所為，是祖制可變，而舊章可廢也，斷然不可！且《志書》上說道：『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其意蓋說上世以來所行的典禮都有個傳受，不是一人創造的，雖或不同，不可改也。今子遽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悖古訓，如之何其可哉？」夫周公、滕叔之時，何嘗不行三年之喪？今所稱先君者，不考之於開國之初，而考之於數傳之後；所稱從先祖者，不從之於創禮之日，而從之於壞禮之時，積習所溺，其弊至此。何怪古禮之不可復哉！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冢宰，是六卿之長。歠，是飲。深墨，是顏色深黑，乃哀戚之容。君子，指在上的人說。小人，指在下的人說。尚，是加。偃字，解作仆字。
世子欲行三年之喪，見群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說：「凡人平日所行，人都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若我往日所為，原未嘗勤學好問，在道理上究心，只好走馬試劍、遊戲馳騁，因此不見信於群臣。故今日欲行大禮，內而父兄，外而百官，心裡都不滿足，說我行不得古禮。這等眾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為我再問孟子，如何可以厭服人心，勉成此禮？」然友乃又至鄒，問於孟子。孟子答說：「世子謂群臣不從，由素行之不孚，其言是矣。然送終之禮，實起於哀痛迫切之至情，凡人皆有此心，皆可感動，是不可以他求者，只在世子自盡而已。孔子曾舉古禮說：『君薨之日，為嗣子的以百官之事聽於大臣之長，自己居次守喪，歠飲粥湯，面容毀悴，至有深黑之色；即喪次之位，朝夕哭臨，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者觀感而效法之，必有甚於上者。可見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喪禮之行，只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廬，是居喪之舍。知，是知禮。
然友聞孟子之言，遂復命於世子。世子悟，說：「孟子此言極是。送終之禮在我，誠當自盡以倡率群臣，不必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個月居廬守喪，不發號令。蓋古時諸侯五月而葬，諒陰不言，故世子遵照古禮而行。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稱其知禮。及至葬期，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賓客來弔於滕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悅服焉。
蓋天性至親，人所同具。故喪禮一行，而遠近人情翕然稱服如此。可見人性之善，無間於古今，而良心之觸，莫切於父子。孟子道性善以啟發文公，文公觸善念而遵修古禮，遂使先王久湮之典，一旦行於小國，而足以感動人心。孰謂堯、舜之道為高遠而不可行哉？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是農事。於，是往取。綯，是繩索。亟字，就是緊急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種。
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一見孟子，便問治國的道理。這是他銳意求治，可與有為之機也。孟子欲以行王政勸之，乃先告之說：「國之所重在民，民之所重在食。那農家耕種之事，不要看得輕了，乃國家命脈所關，第一件要緊的事務，當汲汲然為之經畫區處，不可緩圖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述農家相勸的言語說道：『當此農隙之時，日間則取茅草，夜間則絞繩索，急忙升屋修蓋，趁早完工。到了來春，又要從新播種百穀，無暇為治屋之事矣。』夫時方冬月，而預為來春之計。可見農家終歲之間，無一日不勤於畎畝，無一念不在於稼穡，其艱難辛苦一至於此。人君想著這等情狀，可不以民之心為心，而重其事乎？」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產，是衣食的常業。恆心，是民所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說人君陷民於罪，就如張設羅網，掩其不見而取之一般。
孟子又說：「國家事務甚繁，我獨謂民事不可緩者，何故？蓋以民之為道也，有這衣食的常產，便能相生相養，不去為惡，而常有之善心以存；無這常產，便朝不謀夕，無暇為善，而常有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者也。苟無常心，則放蕩淫僻，邪妄侈肆，舉凡是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將無所不為，而犯罪者眾矣。既陷於罪，豈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時不能制民之產，培養他的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法必加，無所逃避，就如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而乃為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則恆產有無所系甚重，為人君者，誠不可不以民事為急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即陽貨，是魯大夫季氏家臣。
孟子承上文說：「恆產有無所系之重如此。可見民事之當急，而取民不可以無制矣。所以古之賢君，其持己謙恭，不敢以貴而驕；其自奉節儉，不敢以富而侈。惟其謙恭，故能以禮接下，托之以腹心，視之如手足；惟恐一有侮慢，至於失臣下之心也。惟其節儉，故取於民有制，賦稅無額外之徵，供輸無不時之索；惟恐有一煩擾，至於傷小民之生也。此惟賢君乃能如此。若不恭不儉，則侮人奪人，無所不至，豈復能愛惜小民，取之必以其制乎？昔陽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並立。若欲為富，必至罔利害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為仁，只得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陽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富。然就這兩句言語看來，有國家的，若罔民而取之無制，便是為富不仁；若能制民恆產，取之有法，便是為仁不富。為君者宜知所擇矣。要之，為富固甘於不仁，然財聚而民必散，亦不可以為富；為仁固非以求富，然民足而君亦足，又豈至於獨貧？此則不以利為利，而以仁為利，又孟子未發之指也。
「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是通融均一的意思。藉字，解作借字。
孟子舉三代制產取民之法以告文公，說道：「夏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五十畝，征其五畝之租，叫做貢法。殷家始為井田，其法以田六百三十畝畫為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稅其私田，叫作助法。周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百畝，近郊鄉遂用夏之貢法，十夫共為一溝；遠鄉都鄙用殷之助法，八家同為一井。耕種則通八家、十家之力，在一處合作；收穫則計一井、一溝之入，算畝數平分，叫作徹法。」這三樣田制，名雖不同，然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畝之收於七十畝之外，徹則兼之：都是什分之中取其一分，未嘗過重也。然謂之貢者，自下貢上，其義固易明矣。至於徹與助之義，卻是為何？蓋徹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義；繼而計畝均分，有均一之義，故謂之徹也。助者，借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故謂之助也。其義不同，而總之則皆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夫什一之制，輕重適均，公私兩便，乃三代之良法，而萬世不可更易者。自阡陌既開，列國之賦始不止於什一。而後世暴征橫斂，使小民終歲勤動，止足以辦公家之稅，而無一飽之餘，視古法又甚遠矣。何怪乎民生日困，而國用益詘也。重邦本者尚念之。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是古之賢人。狼戾，譬如說狼藉，是多餘的意思。培壅田禾，叫作糞。盻盻，是恨視的模樣。稱貸，是借貸起利。
孟子承上文說：「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然貢法不能無弊，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說：『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人之助，莫不善於夏後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此天時地利，難以預定者也。今夏之貢法，計算數歲之中多少收穫，不管他極豐極歉的時候，只就中定下規則，年年徵收這些。所以法格於難行，民苦於不便。且如遇著豐年，粒米狼藉，百姓每充然有餘，便多取些不為虐害，乃寡取之，只夠這些常數；遇著荒年，收穫不多，以此為糞田之費尚且不足，卻也要這些常數，必滿足而後已。是樂歲之寡取，民不為恩；而凶歲之取盈，民實不堪命矣。夫人君為民父母，當勤恤民隱，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盻盻然怨咨愁恨，把一年辛苦中所得的盡數輸之於官，不得養其父母；又借貸起利以足取盈之數，致使官糧私債，上下逼迫，仰事俯畜，一無所資，那老稚之民，皆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矣。百姓每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愛惜，又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貢法不善，一至於此。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即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凡人臣有功於國，子孫世世食祿的，叫作世祿。
孟子又告滕文公說：「先王之制，有世祿以養君子，有井田以養小人，這兩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為表里，有不容不並舉者。今世祿之制，滕固見今行之，所以厚君子者，固率由先王之舊矣。惟是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觀之於《詩》可驗矣。《周詩•大田》之篇小民祝告於天，說道：『願
天下雨溉我公田，遂及我私田。』這是小民先公後私之意。然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名，而出於周人之詩，這等看來，雖我周盛時，實已兼用助法，其公田足以制祿，其私田足以養民，無非由商之舊制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獨可不從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滕當與世祿並行而不廢可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這一節是三代建學之制。
孟子舉以告文公說：「為國者誠能制民之產，則民有恆心，而教化可興矣。於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學、校四者，其義為何？蓋古之建學以教民為主，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舉於其中。故謂之庠者，取養老之義為名也；謂之校者，取教民之義為名也；謂之序者，取射以序賢之義為名也：這三樣都是鄉學。其地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繼，各舉一事為名，所以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而各有不同如此。惟學則設於國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無所損益焉。要之，名義雖有沿革，然原其立校之意，都是要講明人倫之理，以厚風俗而已。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同具而共由者。惟教化不明於上，則民志不親，而爭亂之端起矣。所以三代盛王建學立師，將這五倫之理講解宣示，昭然大明於上，然後天下之民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親睦之俗成於下矣。然則教化所系，豈不大哉！」《書經》上說：「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可見彝倫之理，有關於百姓之親而不可一日不明者。然立教之法，雖行於學校，而惇倫之本，則始於朝廷。蓋未有皇極不建，而能敷錫於庶民者。此又作君師者所當知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孟子承上文說：「助法監於商、周，學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褊小，一旦能舉行之，雖未必即興王業，然良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興王之君受命而起，欲舉三代之政，必來考子之所已試者，率而行之，以教養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況興王之業，未必不基於此乎！《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能行耳。誠能銳然以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則人心咸悅，天命自歸，亦可以建興王之業、而新子之國矣，豈但為王者師而已哉？子亦何憚而不為也。」按，三代教養之法，乃王政之首務。戰國諸侯皆不能行，使其民日苦於兵戈、賦斂之中，而不得被安養漸摩之化。故孟子惓惓為文公告如此。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是滕大夫。井地，即是井田。經界，是經畫田間的界至。
滕文公一聞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為必可行，乃使其臣畢戰管理井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答之說：「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仁政，特選擇於群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付託之重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個界限。行仁政的，必先從這上面做起。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定疆塍，則有封的土堆，有植的樹木：一一要經畫明白，不可紊亂。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那豪強的人都得以兼併侵奪，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不均，如何養得野人？穀祿不平，如何養得君子？故明君賢臣要行仁政，必從此始；而暴虐之君、貪污之吏，則惡其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無怪乎仁政之不行也。誠能知經界之為先務，而汲汲焉正之，則田有定分，雖欲兼併而不敢；賦有定法，雖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小人，制祿以養君子，皆可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子當是任，亦於此勉之而已。」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壤，是土。褊，是窄狹。
孟子又說：「分田、制祿兩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論大國小國，皆不可廢也。今滕國之土地，截長補短，僅可五十里，亦甚褊小矣。然其中將必有食祿於朝而為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為野人者焉。凡出政令，明法紀，以治野人者，君子之責也。若在上沒有君子，則兩賤不能相使，誰去立法以治野人？凡供賦稅、服力役，以養君子者，野人之分也。若在下沒有野人，則兩貴不能相事，誰去樹藝以養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國家所必不可無者。知其不可以相無，則知分田、制祿不可以偏廢矣，安得不以經界為仁政之首務哉？」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野，是遠鄉地土。九一，是九分中取其一分。國中，是近城地土。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賦，是上納。
孟子承上文說：「觀君子、野人之相須，則分田、制祿信不可廢矣。然其法當如何而後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廣闊，可為井田，則請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畫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關之內，比閭相屬，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百畝之田為一夫之業，使輸其十畝之入於公家，此即夏之貢法也。能行此二者，則野人之業，取給於所分之田，而豪強者不得兼併；君子之祿，取足於貢賦之入，而貪暴者不得多取。此分田制祿之常制，而周家之所謂徹者，正此法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余夫二十五畝。」
圭字，解作潔字。余夫，是余丁。
孟子承上文說：「田祿之法，固有定分，然又有出於常制之外者。蓋因田制祿，固所以厚君子。然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而不足以養廉矣。於是有圭潔之田，使供祭祀，皆以五十畝為額焉，是又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計丁授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餘夫，尚未受田，不有以給之，則恆產有限，而不足以相贍矣。於是有餘夫之田二十五畝，以待其壯而更授之百畝，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者也。」夫有一定之數以制田祿，又有額外之給以示仁恩，於是君子、野人各得其分，而仁政無不行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徙，是遷居。守望，是防禦寇賊。這是詳言井田之善，以見助法當行的意思。
孟子說：「分田制祿，固惟助法為善矣。誠使助法既行，則一鄉之民各有世業，安土重遷，死而葬者與遷居者皆不肯出其鄉矣。蓋遠鄉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聯屬而不可離，情義自相維繫而不能已。故出入往來，則道路之中相為伴侶，而無行旅之虞；晝夜防守，則閭里之間相為應援，而無寇盜之憂。遇有疾病，則視其醫藥，通其有無，以相扶助，而無窘乏之慮。如此，則鄉井之民藹然相與，苦樂患難無往不同，而親睦之風成矣。井田之制，有以興民俗如此，不可以見助法之善哉？」
按，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為務，使其情義相聯，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有樂生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為文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孟子又告畢戰說：「井田之法，固所當行矣。然其形體之制何如？蓋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勢，每方一里，畫為九區，其田如『井』字的模樣。每田百畝為一區，九區共九百畝。中間一區百畝，是供給國家的，叫作公田；外面八區，分與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畝，是養贍家口的，叫作私田。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才敢去治私田之事。雖通力合作，而實有公私之分；雖彼此均勞，而實有先後之辨。這是為何？蓋以分別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為泰；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為勞耳。此井田形體之制，殷之所謂助，周之所謂徹，不出於此。主井地之事者，不可不仿而為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潤澤，是變通圓活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說：「井田之法，自諸侯去其舊籍，其詳已不可得聞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區，辨公私之等，別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耳。顧時勢之變遷不同，地力之肥磽不一；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這等圓活流通，無所膠滯，則在滕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責而已，豈吾言所能悉哉？」
按，井田之制，最為良法，成周所以體國經野，厚下安民，皆本於此。時至春秋戰國，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盡取先王之法而更張之。後雖有明君賢相，慨然欲行古法，亦無自而考其詳矣。惟是什一而賦，使百姓足而君亦足，則井田之遺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師其跡而師其意可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為神農之言，是戰國時農家者流，因炎帝神農氏始為耕稼，遂造作一段言語，托為神農遺教，以惑人心，乃異端之學也。踵門，是足及於門。廛，是民居。氓，是田野之民。捆字，解作扣字，是造屨之法。
昔文公聞孟子之言，即欲分田制祿，以復三代之法。風聲傳播，遠近皆知。那時楚國之人有習學耕稼、托為神農之說的，叫作許行，要乘此機會，以售其學術。即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門告說：「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舉行仁者之政，心竊慕之，故不憚遙遠，特來歸附。願分與一廛之居，為滕國的百姓，庶幾得沾仁政之澤也。」文公以其慕化而來，不忍拒絕，即與之一廛，以為居止。但見許行之徒數十人，皆以褐為衣，以明自處於賤，不用尊貴之章服；且捆屨織席，賣之以供食，以明自食其力，不費公家之廩餼也。此不惟言稱神農，即一衣一食，已別是一種習尚，實欲以並耕之說沮壞良法耳。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是楚國儒者。耒耜，是耕田的器具。
文公既行仁政，歸者益多。此時，楚儒陳良有弟子陳相與其弟陳辛，負著耕田的耒耜，自宋至滕，來告文公說：「分田制祿之法，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有志復古，慨然舉行之，是即三代聖人復見於今日矣。吾等生於今時，得遇聖君，何勝慶幸！故移家來附。願受田而耕，為聖人之民，以沾仁政之澤焉。」陳相兄弟是儒家之徒，其聞風歸附，本是仁政所感，非若許行欲售其說也。夫井田之法一行於小國，而遠方之民翕然向化如此，足以見王政之可行矣。惜乎！為邪說所惑，而使孟子之言終於不用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飧，是朝夕的熟食。厲，是病。
許行托為神農之言，以欺世駭俗，這是異端之學，非先王治天下之正道也。乃陳相一見許行，聞其議論可喜，便大悅而慕之，盡棄其平日所學於陳良者，而學許行之學焉。蓋邪說之易以惑人如此。陳相既學其道，便非議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乃來見孟子，稱道許行的言語，說：「滕君在戰國之時，能慨然有志於聖人之政，豈不是個賢君？雖然如此，還未聞古聖人的大道，不足以治國家也。蓋所謂賢君者，寧勞己以養民，不勞民以自養；常時與民並耕，自食其力，不曾費了百姓的供給；且朝饔夕飧，自甘淡薄，而兼理治人之事，不曾廢了國家的政務，這才叫作賢君。今觀於滕，有倉廩以貯谷粟，有府庫以藏貨財，都是取百姓每的脂膏以自奉養，害及於民，而利歸於上，不復知有並耕饔飧之事矣，惡得謂之賢哉？」許行之言，混君子、野人於無別，正與孟子相反。而陳相顧稱道之，以陰壞孟子之法。異端之變亂是非，害人國家，良可恨。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是煮飯的。甑，是炊食的。爨，是燃火。鐵，是田器，如鋤犁之類。
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身親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所必不能者。孟子將折其非，先就把他服食器用不能兼為者以詰之，因問陳相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答以為然。蓋許子農家，固必耕而食也。孟子再問：「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以為否。蓋許子穿的是褐，不必織而衣也。孟子又問：「許子戴冠乎？」陳相答說：「戴冠。」又問：「許子所戴何冠？」陳相答說：「是素冠。」孟子就問：「這冠是許子自織之與？」陳相說：「否，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耳。」孟子問：「許子何故不自織？」陳相說：「農工各有專務，既要種粟，又要制冠，卻不妨了農事？所以不自織也。」孟子又問：「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也以釜甑爨、以鐵耕乎？」陳相說：「然。」孟子問：「這器物也是許子自為之與？」陳相說：「否。許子恐害於耕也，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冠也。」此可見許子服食器用，多與人同，有無相須，不能獨異。一身日用之事且不可以兼為，況治天下而可以兼農夫之事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械器，即上文釜甑、耒耜之屬。陶，是治瓦器的。冶，是治鐵器的。舍字，解作止字。宮中，譬如說是家裡一般。
孟子因陳相之對，復詰之說：「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以自養矣。今就子之言觀之，粟乃農夫之所種，釜甑、耒耜乃陶冶之所為，各治一事，而各適於用者也。農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非有害於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濟農夫之所無，豈有害於農夫哉？蓋有無相通，則彼此俱利，從古以來都是如此。若必以相易為厲，則許子何不自為陶冶？舉凡百工之事，如釜甑耒耜之具，止皆取諸家中而用之，豈不省便？何為紛紛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陳相乃答說：「天下之事，專為則易，兼為則難。許子既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兼之也。」陳相至此，固已情見辭窮，而不能自解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大人，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
陳相既知農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即從而折之，謂：「爾說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是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視百工之制器，煩簡勞逸，相去何如？獨可耕且為與？蓋心無二用，業有專攻，在上的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在下的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備；如皆出於自為而後用之，則既業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時休息，勢亦有所不能矣，況以大人而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云：『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勞心於上，或為小人而勞力於下。勞心於上者，頒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若勞力之小人，則惟聽君上之治而已。聽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供在上之食；若治人之君子，則唯受在下之養而已。』然則以勞心而易小人之養，本是大人之事；以勞力而易君子之治，本是小人之事。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乃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自神農、堯、舜以來，所不能易者。安有所謂並耕之說乎？」蓋許行之術，本欲陰壞孟子分田制祿之法。故此一段指陳君子、野人之分，深切著明，彼之邪說將不攻而自破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橫流，是散漫妄行。泛濫，即水橫流的意思。繁殖，是眾多。登，是成熟。道，是路。敷字，解作分字。九河，河流有九之謂。濟、漯、汝、漢、淮、泗，都是水名。疏、瀹、決、排，都是開通的意思。
孟子辟陳相說：「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堯之世言之。當堯之時，去洪荒未遠，生民之害未盡消除，天下猶未平也。那時洪水滔天，不循著道路而散溢妄行，泛濫於天地之間。於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盛；禽獸得草木而日漸眾多；五穀為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民為禽獸所逼，多被傷殘：所以人煙稀少，但見獸蹄鳥跡的道路交雜於中國。這等世界，百姓何得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堯既為天子，勞心治人，不曰洪水方割，則曰下民其咨，其心獨以為憂，有不能一日安者。又以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獨理；乃訪於側陋，咨於四岳，得一大舜，遂舉以為相，而使之分治焉。堯既以天下之憂為憂，而付託於舜；舜遂以堯之憂為憂，而分任於禹。蓋此時洪水為害，草木障蔽，禽獸縱橫，雖欲治水，而無所施其力也。乃先命伯益掌火，益將山林藪澤所生的草木用火焚燒，使禽獸失其所依，都去逃躲，無逼人之害，然後治水之功可得而施矣。於是命大禹為司空，使他治水。禹於西北，則疏九河以分其勢，又通濟水、漯水以會其流，使之皆注于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於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於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水有所歸，自然不至泛濫，而地皆可耕，然後中國民人可得耕而食矣。那時大禹受舜之命，為天下拯溺，隨山浚川，至八年在外、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忘身忘家，這等樣勞苦。雖欲與民並耕而食，其可得乎？」觀於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許行並耕之說，何其謬哉！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勛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勸農之官。樹藝，是種植。司徒，是教民之官。放勛，是帝堯稱號。勞，是慰勉。來，是引進。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
孟子敘堯、舜憂民之事說：「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棄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習耕耘收穫之事，以種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天下之民家給人足，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飢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彝之性，若使飽食暖衣、居處安逸而無以教之，又將耽於佚豫，習為邪侈，至於滅性亂倫，而違禽獸不遠矣，故聖人又有憂焉。於是以契為司徒之官，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恩以相親；使臣以禮，事君以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婦則有分辨，而不相混淆；長幼則有次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則以誠信相交，而無有欺詐。蓋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以教之，而後民性可復也。然其立教之方何如？帝堯命契之辭說：『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有勉強修行者，則慰勞以安之；有回心向道者，則引進以來之：所以嘉其如此。有制行邪僻者，則閒之使歸於正；有立心回曲者，則矯之使歸於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樹立不定者，則扶助而立之；有進修不前者，則誘掖而行之：所以濟其不逮如此。既使之優遊厭飫，而自得其本然之性矣。猶恐其放逸怠惰而失之也，又必時時申飭，提振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這等多方造就，教思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釋如此，而暇於耕乎？所以說，治天下不可耕且為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易字，解作治字。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民，固不暇於耕矣。然其所以為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百揆未敘，四門未辟，思舉舜而任之，彼時惟以不得舜為憂耳；得舜，則堯之憂民者皆付之於舜矣，堯又何憂之有？在舜，則以水土未平，五刑未飭，思得禹、皋陶而任之，彼時惟以不得禹、皋陶為憂耳；得禹、皋陶，則舜之憂民者皆付之禹、皋陶矣，舜又何憂之有？聖人之勞於求賢如此。則其所憂，乃知人安民之要務，實皆治亂安危之所關，而未嘗屑屑於其小也。若乃躬耕百畝之田，閔閔然憂其不治，乃農夫之所有事耳，豈聖人之憂哉？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惟在於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為甚大也。且如憂人之匱乏，而以財物分之，於人亦有所濟，這叫作惠。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於人非不盡心，這叫作忠。然天下至廣，百姓至眾，安得人人而分之？又安得人人而教之？這所及猶有限也。惟是憂天下之不治，而求得賢才以代理，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則不必分人以財，而牧養有人，惠之所推者自廣；不必教人以善，而敷教有人，忠之所被者無窮：這等才叫作仁。仁則不止於小惠、小忠而已。夫仁覆天下，而惟繫於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與人，誠若至難；然以聖人之心視之，猶以為易。惟是為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托以天下，乃為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舜所以用心於是，而以不得為憂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孟子承上文說：「欲知堯舜用心之大，觀諸孔子之所稱，則可見矣。孔子嘗稱帝堯說：『大哉！堯之為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準則，其德蕩蕩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真是與天為一者也。』又稱帝舜說：『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若與己不相關涉，而惟以治天下為憂，真是克盡君道者也。』夫堯稱蕩蕩，舜稱巍巍，自古帝王無有如其盛者。則堯、舜之治天下，豈誠漠然於兆民之上，而一無所用其心哉？當其時，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興，思得人以興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以百畝為憂，而用之於耕耳。使堯、舜用心於耕，則是以小人之事為事矣，何以成此巍巍、蕩蕩之功哉？然則並耕之說，可謂無稽之甚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孟子既辟許行並耕之非，至此乃直責陳相說：「許行之學，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可乎？夫中國所以異於蠻夷者，為其有聖人禮義之教耳。據吾所聞，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之俗，而自歸於正者；未聞有學於中國，而反為蠻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於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聞周公、仲尼之道行於中國，悅而慕之，遂來游北方，以求周、孔之學。於凡二聖之製作刪述，皆心領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其所造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用夏變夷，而自拔於流俗如此，可謂才德出眾之豪傑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亦與聞周、孔之道者。乃於師死之日，遂盡棄其學而學於異端之許行，非所謂變於夷者耶？吾未見受變於夷，而可與論先王之道者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是擔負的行李。場，是冢傍之地。秋陽，是秋日。暴，是曬。皜皜，是潔白的意思。
孟子責陳相說：「子之忍於倍師，亦未聞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既沒，其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裝，將欲散歸鄉里。入揖子貢為別，相向而哭，莫不極其哀痛，至於失聲，然後歸去。門人之追慕其師如此。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墓傍，築室於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思慕孔子，想見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因曾子不往，勉強要他。曾子說：『不可！我輩尊師，當論其道德，不當求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極其純粹，而無一塵之雜，就如江、漢之水洗濯出來的一般；又極其明瑩而無一毫之累，就如秋天日色暴曬出來的一般，皜皜乎！舉天下之言潔白者，無以加於其上矣。豈有若所能仿佛哉？今乃欲以此尊之，則擬非其倫，而反以卑夫子矣，如之何其可乎？』夫曾子之尊信其師如此，而子之兄弟獨忍倍其師，真聖門之罪人也。」
「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鴂，是鳥名，南蠻之聲與之相似，所以說南蠻舌鴂。孟子責陳相，又說：「有若雖非聖人，猶與聖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今許行乃南蠻鴂舌之人，其所稱述，皆惑世誣民之術，本非中國聖人相傳之道，與子之師陳良正大相反。子乃倍子之師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其師者矣。」蓋聖人之道，本不以地而有間，顧人之所從何如。陳良用夏變夷，則進而為中國；陳相去正從邪，則淪而為夷狄。所謂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者也。司世教者不可不知。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幽谷，是深澗。喬木，是高樹。膺，是擊搏的意思。荊，是楚國本號。舒，是楚旁小國。懲，是創。
孟子責陳相，又說：「子倍陳良之道，而學於蠻夷之人，其於取捨之間，可謂不知所擇矣。《詩經•伐木》篇中有云：『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可見鳥雖微物，猶知出於幽暗之中，而遷於高明之處，吾之所聞如此。未聞有自喬木而下，反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誦法先王，如喬木之高明；許行溺於異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陳良而學許行，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矣，不亦異乎吾之所聞耶？又觀《魯頌》篇中說：『周公輔佐王室，於戎、狄則擊而逐之，於荊、舒則伐而懲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蠻夷之人，畔於聖道，乃周公之所擊也。子乃舍中國之教而從其學，真所謂變於夷者矣，何其變之不善如此耶？」即孟子之言觀之，許行並耕之說必不可從，而陳相倍師之罪，誠有不容逭者矣。蓋戰國之時，邪說橫行，故孟子極力辟之，至斥為夷狄，其嚴如此。後世佛氏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世之愚民莫不惑於其教，乃至賢智之士亦陰入其說而不可解。視陳相之變於夷，抑又甚矣！豈非周公之所膺耶？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孟子辟許行並耕之謬，陳相既無以為辭，乃又舉其市不二價之術稱揚於孟子。說道：「如夫子之言，則許子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之術，則市中貨物皆有定價，而無貴賤之分，一國之人無所用其詐偽。雖五尺之童，幼小無知，適市貿易，亦無有增減價值以欺之者矣。蓋天下之物，惟是分個等級，則其價相懸而爭端易起。今皆一概定價，不論精粗：如布帛只論丈尺，長短同則價相等；麻縷絲絮只論斤兩，輕重同則價相等；五穀只論斗斛，多寡同則價相等；屨只取其適足，大小同則價亦相等。物價一定，則人情相安，爭端盡息，可以還淳返樸，而復上古之治矣。許子之道如此，何為而不可從耶？」陳相之稱許行，徒欲以掩其倍師之失，而不知周公、仲尼之道，正不如此，蓋亦惑之甚矣。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是加一倍。蓰，是五倍。比，是合。
孟子辟陳相說：「許子欲市價不二，將謂世間的貨物都是一般，更無差別；不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與人之所為，自是參差不齊，精粗美惡，判然各異，乃自然之情也。故其價之懸絕，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至相去什倍，相去百倍，有多至千萬倍者：此乃萬有不齊之理，豈可強同？今子乃為一切之法，合而同之，是徒為紛紛擾亂天下而已。何以言之？蓋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就將屨這一件來比方：使大者與小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為其大者？然則精者與粗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為其精者哉？若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為濫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偽，適以長偽；本欲息爭，適以啟爭，如之何可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固不特並耕為不可從也。」按，許行之術，自附於神農，其說有二：因神農始教稼穡，遂造為並耕之說；因神農始為市井，遂造為一價之說。總是假託上古以陰壞三代之法，乃邪說之尤者。使其得行於滕，不惟一國受敝，而其害將及於天下矣，故孟子極力排之如此。後世治天下者，只當以堯、舜、三代為法，其餘百家眾技，假託先聖之言，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癒，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夷之，是人姓名。徐辟，是孟子弟子。
戰國之時，楊朱、墨翟之言布滿天下。這兩家學術都是異端，與儒者之道相悖，故孟子辭而辟之。彼時有治墨翟之道的，叫作夷之，雖是異端之徒，然平時仰慕孟子，欲來求見，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一機也。然未知他的意思誠否何如，故孟子對徐辟說：「夷子之來，我固願見；只為我尚有疾病，未可以見也。子為我辭夷子，俟吾病癒，吾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這是孟子託辭，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為施教之地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直，是盡言以相正的意思。易天下，是移易天下的風俗。
夷之初因孟子託疾，不得相見。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謂徐子說：「夷子再來求見，其意甚誠，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異端不同。苟不盡言以相正，則吾道不明，何以開其蔽錮，救其差失？吾且盡言以規正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喪，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其為道貴薄而不貴厚者也。夷子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薄葬為非是而不貴尚之哉？夫以薄為貴，則以厚為賤，必無兩是之理。然而夷子之執親喪，於葬埋之禮獨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人子無不欲厚其親者，而墨氏以兼愛之故，反薄於親，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夷子學於墨氏，固其心之所蔽；而不忍從薄，乃其心之所明。故孟子因而詰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差等，是分別等第。匍匐，是伏地而行的模樣。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猶未悟其非，乃對徐子說：「吾墨子之道，主於兼愛，只是看得父母和他人一般，不分厚薄，學者善師其意而行也，與儒道不相悖戾。且儒者之道，亦未嘗不以兼愛為言。《周書》上說：『若保赤子。』是古之人視百姓與赤子也是一般，斯言果何謂也？由此而觀，墨子兼愛之說何嘗不是？之則以為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等；特其所施有次序，必由親始耳。故我厚葬其親，亦欲推之以厚天下之人，乃施由親始之說也，豈以所賤事親哉？」夷子既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推墨附儒，以釋己厚葬之意，其辭亦遁矣。徐子以其言告孟子。孟子曉之說道：「夷子據『若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愛無差等之說。豈以為人之愛其兄子，就如愛那鄰家之赤子乎？不知兄子甚親，鄰家之子甚疏，用愛豈無分別？《周書》所謂『若保赤子』者，彼自有取義雲耳。以為小民無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猶赤子無知，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欲保民者當如保赤子，不使無辜受戮耳，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天之生物，受氣成形，各本於父母，都使他從這一個根本上發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根於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則視其親與路人略無分別，特其施由親始，把這根本去處分而為二，此所以溺於兼愛之說，而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之義，則墨氏兼愛之非，不攻而自破矣。」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上世，是太古之時。委，是棄。壑，是山水所聚處。嘬，是攢食。泚，是汗出。睨，是邪視。虆，是土籠。梩，是土。
孟子曉夷之說：「夷子知厚葬之為是，而不知二本之為非，豈亦未之深思耶？殊不知人惟一本，所以無不愛親；惟愛親，所以有此葬禮。試以往古之事驗之：蓋上世喪禮未制之先，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棄之於壑。他日經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攢親之膚；於是頭額之間泚然汗出，但邪視而不忍正視，有不能為情之甚者。是泚也，豈為他人見之有所掩飾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諸中心而發，見於面目；其良心感觸，有不能自已者耳。當此之時，既悔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為後日保全之計。於是歸取虆梩，反土以掩其親之屍，使不至為物所殘、為人所見：此後世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者，若在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覆其親者，必有厚葬的道理，而不以薄葬為貴矣。夫葬禮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親之一念發之，非以其一本而然乎？使人非一本，則棄親不葬者胡為有泚？又胡為而掩之以虆梩？夷子試反而求之，則知以薄為道之非；而墨氏之說，有不可從者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然，是茫然自失的模樣。為間，是少頃。命，是教。
夷子學於墨氏，而厚葬其親，其心必有不安於墨者，但溺於其說，不能自拔耳。孟子乃從他良心真切處提醒發明，所以感悟而誘掖之者至矣。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語夷子，夷子遂茫然自失。少頃間，說道：「始吾學於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親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聞言即悟如此。可見愛親之良心，人所同具；而異端之道，未有不可反而歸正者。故君子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待之亦未嘗不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