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選注 · 附錄

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 《宋詩選注》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1985年第五次重印後，我又作了些小小修訂，主要在註解里。1987年出版社要第六次重印，但因舊版磨損，勢必全部新排，我就獲得機會，把修訂處補進書里。同時，香港陳松齡先生建議由天地圖書公司也出版《宋詩選注》。多承負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江秉祥先生慨然惠允，這本書得以在京港台三地分別印行。我很欣幸，並向江、陳兩位先生表示感謝。 陳先生還要我為港台版寫一篇序文。這本書在1958年出版，受到一些公開批判，還能繼續重印，已經歷了「三十年為一世」。它當初不夠趨時，但終免不了也付出趨時的代價——過時，只能作為那個時期學術風氣的一種文獻了。假如文獻算得時代風貌和作者思想的鏡子，那末這本書比不上現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鏡，只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銅鏡，就像聖保羅的名言所謂：「鏡子裡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 [1] 它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確」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許這個晦昧朦朧的狀態本身正是某種處境的清楚不過的表現。恰巧七年前彥火先生訪問我時，談起這本書，記錄下一段話。我省力偷懶，就抄襲他寫的文字罷，因為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 「這部選注是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已故鄭振鐸先生要我乾的。因為我曾蒙他的同鄉前輩陳衍（石遺）先生等的過獎，（他）就有了一個印象，以為我喜歡宋詩。這部選本不很好；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只有些評論和註解還算有價值 [2] 。不過，一切這類選本都帶些遷就和妥協。選詩很像有些學會之類選舉會長、理事等，有『終身制』、『分身制』。一首詩是歷來選本都選進的，你若不選，就惹起是非；一首詩是近年來其他選本都選的，要是你不選，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屆的會長和理事，這屆得保留名位；兄弟組織的會長和理事，本會也得拉上幾個作為裝點或『統戰』。所以老是那幾首詩在歷代和同時各種選本里出現。評選者的懶惰和懦怯或勢利，鞏固和擴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詩名。這是構成文學史的一個小因素，也是文藝社會學裡一個有趣的問題」 [3] 。 當然，不論一個時代，或一個人，過去的形象經常適應現在的情況而被加工改造，歷史和回憶錄等有許多隨時應變而改頭換面的好範例。我不想學搖身一變的魔術或自我整容的手術，所以這本書的「序」和選目一仍其舊，作為當時氣候的原來物證——更確切地說，作為當時我自己儘可能適應氣候的原來物證。 我只補充幾句話。文學研究所成立時，我原是外國文學組的成員。鄭先生以所長而兼任中國古代文學組組長，把我「借調」過去，從此一「借」不復還，一「調」不再動。我選注宋詩，是單幹的，花了兩年工夫。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我個人學識上的缺陷和偏狹也產生了許多過錯，都不能歸咎於那時候意識形態的嚴峻戒律，我就不利用這個慣例的方便藉口了。 1988年1月於北京 * * * [1] 參看斯丹福《詩歌的各種敵人》（W.B.Stanford，Enemies of Poetry）（倫敦：1980）63頁考論由於製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鏡子」在希臘、羅馬著作里往往成為錯誤糊塗觀感的比喻。 [2] 最近看到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灣：1984），20至21頁評及《宋詩選注》，對選目很不滿意，並認為迎合風氣，卻說：「注確實寫得不錯。」 [3] 彥火《當代中國作家風貌續編》（香港：1982）64至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