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四節 憲穆敬文武宣六朝的政治
憲宗元和的政治 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憲宗即位。同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病死，劍南支度副使劉自稱節度留後(1)，並嗾使西川將領上表朝廷，請求任命他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唐王朝認為揚、益兩州，是王朝的財政命脈所在，如果讓揚、益等州也模仿河北三鎮，任其跋扈不臣，唐王朝的統治實際上就會結束。因此不同意由劉繼任劍南西川節度使，而任命宰相袁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接替韋皋遺缺，並徵召劉入朝為給事中。劉不受徵召，發兵守境，袁滋逗留不前，被貶為吉州（治廬陵，今江西吉安）刺史。這時憲宗才即位，二王、八司馬才貶逐，朝局還不穩定，朝廷無法對劍南用兵，只得在同年的十二月，任命劉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暫時穩定住這個爆炸性局面。當時有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資治通鑑》唐永貞元年）。這幾句話，恰恰擊中時局的要害，唐憲宗很欣賞，當即任命韋丹為東川節度使（鎮梓州縣，今四川三台）。
劉並不滿意於「知西川節度」，要求兼領三川，除西川外，東川和山南西道（鎮梁州南鄭，今陝西漢中）也要歸他節制，憲宗當然不會准許。劉發兵攻東川，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攻陷梓州，生獲東川節度使李康（韋丹尚未到任），事態就更加擴大了。當時朝臣都認為蜀險難取，不主張輕易用兵，獨有宰相杜黃裳、翰林學士李吉甫主張用兵。杜黃裳說：「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死為物故）者，先遣中使（宦官）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麾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製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治）也」（《資治通鑑》唐元和元年）。憲宗接受了他們的意見，決意討伐劉。任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為統帥，並令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配合討。高崇文軍至興元（即梁州南鄭，今陝西漢中），嚴礪已攻拔劍州（治普安，今四川劍閣），高崇文大軍遂經閬州（治閬中，今四川閬中）攻下梓州。劉置八柵於鹿頭關（四川德陽北鹿頭山上），屯兵一萬餘人，抵禦高崇文。崇文連戰皆捷，直趨德陽，攻下漢州（治雒縣，今四川廣漢），軍不留行，直指成都。九月，攻取成都，活捉劉，解送長安，誅死。高崇文接任西川節度使，在成都一年多，以「西川乃宰相迴翔之地」，請求調往邊陲效力，唐憲宗乃任命宰相武元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調任高崇文為寧節度使。西川的收復，劉的敗亡，這是唐憲宗取得的第一仗的勝利。
唐宗室李在唐德宗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任浙西觀察使，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他刻剝人民，專事「進奉」，因此取得德宗信任。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宰相杜佑兼任鹽鐵轉運使，李被解除鹽鐵轉運使的職務。為了安慰李起見，朝廷把浙西觀察使升級為浙西節度使，亦稱鎮海節度使（鎮潤州丹徒，今江蘇鎮江），由李擔任節度使。李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物，見劉敗亡，心裡不安，上表請求入朝，憲宗同意他入朝，並派中使去京口（今江蘇鎮江）撫慰。李署判官王澹為留後，表示他要離開京口，而「屢遷行期」，「上表稱疾，請至（元和二年）歲暮入朝」。不但如此，李還慫恿部下親兵在噪亂中殺王澹及其大將趙琦，威脅朝廷。「揚一益二」，揚州的財賦集中，正是由於浙東西和江西一帶以揚州為集中地，如果浙西也鬧獨立，對唐王朝來說，其危險程度比益州鬧獨立有過之無不及，所以必須解決浙西問題。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月，詔征李為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李不受征，憲宗削除李官爵，並派淮南節度使王鍔為招討處置使，統兵進討。李派其大將張子良等統兵襲取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子良等知道李必然失敗，回戈襲，捉械送長安，誅死。
山南東道節度使（鎮襄州襄陽，今湖北襄樊）於頔，自德宗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文吏為節度使，利用與蔡州作戰的機會，廣募戰士，「器甲犀利，然專有漢南之地」。他還「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舊唐書·於頔傳》）。及劉、李以跋扈誅滅，開始有所忌憚，為其第四子季友請求「尚主」，憲宗把長女普寧公主嫁與季友為妻，並命人諷告於頔，囑其入朝長安，於頔奉詔入朝，留居長安。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憲宗任命裴均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頔。襄陽是戰略要地，這一調動，對唐王朝來說，政治意義是極為重大的。
憲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節度使（也稱彰義節度使）吳少陽病死，其子吳元濟匿喪，以元濟病聞於朝，自領軍務。淮西鎮蔡州汝陽（今河南汝南），自李希烈以來，一直保持半獨立狀態。淮西的勢力向北推進，就能控制汴梁；向東北推進，就能扼制甬橋（在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水上），切斷漕運，這也是一個戰略要地，所以朝廷必須鞏固這一地區的統治權。宰相李吉甫在病死前，向憲宗進言，「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資治通鑑》唐元和九年）。唐憲宗接受了李吉甫的意見，決意對淮西用兵。
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鎮鄆州（治須昌，今山東東平西北），自祖、父、兄相繼為節度使已歷三代之久，淄青的勢力南下也到達過徐州，如果淮西敗亡，對淄青是一個威脅，所以李師道是不願淮西敗亡的。可是李師道又不願正式出兵救援淮西，因為這樣做就會引起周圍藩鎮對他的圍攻。於是李師道採用恐怖手段，來威嚇朝廷，以圖解除淮西之圍。李師道本來就蓄養刺客數十人，有刺客向李師道獻計：「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李師道採納了他們的計謀，這樣，恐怖活動就加劇了。在元和十年的三四月間，李師道使數十人攻入河陰（今河南滎陽北）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谷三萬餘斛。因為武元衡是宰相中的主戰派，同年八月，李師道派刺客在元衡清晨入朝之際，刺殺元衡，取元衡顱骨去。又刺御史中丞裴度，擊傷度首，度所戴揚州氈帽較厚，得不死。在這以前，沒有宰相遭刺客刺殺的，這件事的發生使得長安人心惶惶。但憲宗並沒有放棄對淮西的用兵，到了裴度傷愈，還任命他為宰相。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河南、河北）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唐憲宗乃「悉以用兵事委度」（《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加緊討伐淮西。
李師道在東都洛陽有留後院，本道（淄青鎮）人往來雜沓，師道陸續派兵數百人駐在洛陽，想在元和十年八月間，利用東都空虛，在東都起兵，焚燒宮闕，殺掠居民，威脅唐王朝罷兵。事發覺，數百人突出洛陽南門向虢州（治盧氏，今河南盧氏）逃跑。那一帶「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勇，謂之山棚」（《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東都留守呂元膺懸重賞搜捕淄青在逃的恐怖分子。數日以後，「有山棚鬻鹿」，淄青卒「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山谷，盡獲之」。這伙恐怖分子的首領，是中嶽寺僧圓淨，他本來是史思明的將領，「勇悍過人」，「時年八十餘」，「結黨定謀」，一切聽他指揮，這次也落網了。唐憲宗本來認為這事是淮西吳元濟派人幹的，現在知道是淄青李師道派人幹的。只因要征討吳元濟，無暇東顧，暫且置之不問。
李師道所派遣的恐怖組織還很猖獗，如元和十年十月，「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十一月，「盜焚襄州佛寺軍儲」；同月，盜焚唐高祖李淵獻陵的寢殿；十一年正月，盜斷唐肅宗建陵的門戟四十七枝。唐政府一方面嚴加防備，「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十一年），一方面見怪不怪，還是堅持對淮西用兵。
官軍十餘萬人，圍攻淮西，前後四年，沒有取得勝利。朝臣競言「師老財竭」，請求罷兵。獨有裴度請求「自往督戰」。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憲宗乃命裴度以宰相兼彰義節度使（即淮西節度使），充淮西宣慰處置使，馳赴前線，指揮全線戰事。元和十一年冬，憲宗先已任命李（李晟子）為唐隨鄧節度使，與淮西戰，降淮西將丁士良、吳秀琳、李憲、李等，並重用他們。時唐隨鄧節度使有「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又以〔李〕為六院兵馬使」。裴度到達淮西前線以後，士氣大振。李就趁士氣旺盛之際，偷襲蔡州。元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李命李、李憲將牙隊三千人為先鋒；自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為後軍。「軍出，不知所之，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稍休，食干糒（乾飯）」，留軍五百人鎮其地。「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鵝鴨池，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在貞元二年），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十五日「四鼓，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等先登城，「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進「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十六日，「復攻之，燒其南門」，「晡時，門壞」，元濟窮蹙請降，蔡州平。十七日，李「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資治通鑑》唐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斬吳元濟於獨柳之下。
淮西平，裴度返京為宰相。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彰義留後馬總為淮西節度使。淮西的重新歸唐王朝統治，對於運河的暢通無阻，起了重要保證作用。
淮西既平，唐憲宗決意進討李師道。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七月，下詔罪狀李師道，並遣各路方鎮圍攻鄆州。在鄆州被圍之後，淄青大將都知兵馬使劉悟以萬餘人屯兵陽穀（今山東陽穀東北），知師道必敗，回軍取鄆州治所須昌（今山東東平西北），殺李師道，以淄青十二州歸附朝廷。跋扈不可一世的李師道也終於敗亡了。
當淮西吳元濟和唐對抗的時候，河北藩鎮成德節度使（鎮恆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王承宗也響應吳元濟、李師道和唐作戰，並縱兵四掠。唐憲宗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使、兼招討處置等使，統六鎮兵十餘萬討王承宗，但六鎮兵「迴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宰相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即成德鎮），如拾芥耳」（《資治通鑑》唐元和十二年）。唐憲宗也認識到淮西、成德同時用兵，無論兵力財力都有不足之處，因此罷河北行營，調發的藩鎮軍隊，各遣還本鎮。王承宗接著也上表請罪，成德鎮總算和平解決了。李師道破，王承宗事唐愈謹。其餘河北藩鎮如魏博田弘正，本來效忠朝廷；至如河南的藩鎮，如宣武韓弘入朝時，獻馬三千匹、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件，不久又獻絹二十五萬匹、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且上表請留京師，由朝廷別簡吏部尚書張弘靖接任宣武節度使。方鎮的俯首聽命，反映唐王朝統治權力的加強。舊史稱「元和中興」，是不是應該稱中興，我們姑且存而不論，但是因為憲宗堅持對藩鎮用兵，暫時實現了肅、代、德、順四朝未曾有過的接近於全國統一的局面，儘管並沒有根除藩鎮勢力，他的這一成就還是巨大的。
憲宗原是奮發有為的皇帝。在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九年），請置別庫貯存。貞元十年（公元794年），裴延齡又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十年），也請移入別庫。唐憲宗即位，「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請並歸正庫」，憲宗接受這個合理建議，把別庫並歸正庫。並派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榷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資治通鑑》唐永貞元年）。又用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李巽也是一位理財能手。「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資治通鑑》唐元和元年）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南方旱飢，遣使江淮荊襄諸道宣慰賑恤。又接受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的建議，蠲免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福建等地區掠賣良人為奴婢。元和六年，歲大熟，谷價低落，米一斗只值錢二文。
可是憲宗在他在位的後期，愛搜括錢財。曾任淮南節度使的王鍔後來又改任太原節度使，病死，其子王「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遣中使往「東都檢括鍔家財」（《資治通鑑》唐元和十一年）。後經裴度規諫，才停止檢括。
淮西平後，憲宗慢慢地驕奢起來了。戶部侍郎皇甫「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臣下極陳錢穀吏，不可進用，憲宗不聽，反而任他為相。「益為巧諂以自固」，「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裴度怕引起兵變，「因奏事言之」。皇甫「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資治通鑑》唐元和十三年）憲宗信以為真，就不追究了。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書：「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才百餘戶、鄉縣舊三千戶，今才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四年）所謂「元和中興」，民戶還是繼續在逃亡，逃戶應負擔的稅額，還是攤派給比鄰，以致比鄰也跟著逃亡。兩稅法實施快四十年（公元780—819年）了，逃戶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憲宗在其末年，信方士柳泌，多服金石藥，躁怒異常，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憲宗暴卒，年四十三。當時傳說並不是金石藥毒發死，是被宦官內常侍陳弘志殺死的，而且郭皇后和太子恆也參與其事。元和天子就這樣曖昧地死掉了。
穆宗與敬宗的統治 憲宗暴卒，太子恆即位，是為穆宗。宦官們把憲宗之死的責任，諉之於方士，杖殺方士柳泌及僧大通，其餘方士並流嶺表。因為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想擁立憲宗第二子澧王惲為太子，憲宗暴卒的那個晚上，宦官王守澄等殺吐突承璀，並害澧王惲，「秘不發喪」，很久才公布澧王惲的死訊。裴廷裕《東觀奏記》稱：「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指宣宗）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穆宗葬光陵）商臣（楚穆王商臣殺父楚成王）之酷。」可見唐憲宗之死，穆宗不能辭其咎。
唐穆宗性奢侈，好嬉遊，即位後游畋聲色，賞賜無度。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十一月，穆宗與宦官擊球，有宦官墜馬，穆宗受驚，因得風病（中風，腦溢血或腦血栓），足不能履地。宦官內樞密使王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長慶四年正月，穆宗病死，年三十。太子湛即帝位，是為敬宗。敬宗時年十六，嗣位才一個多月，就在中和殿擊球。「自是數游宴、擊球、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他每月視朝數次，往往「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資治通鑑》唐長慶四年）。「遊戲無度，狎昵群小，善擊球，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資治通鑑》唐寶曆二年）寶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敬宗夜獵還宮，和宦官、擊球軍將二十八人一起飲酒，他飲酒盡興，入室更衣，忽然殿上燭光熄滅，被擊球軍將蘇佐明等殺死於室內，時年十八。宦官劉克明等矯旨以絳王悟（憲宗子）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當權的宦官，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穆宗第三子）入宮，發兵捕殺蘇佐明等，劉克明投井自殺，絳王死於亂兵之中。江王涵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
穆宗、敬宗沉溺於奢侈遊樂的生活，不關心朝政，在河北方鎮方面，憲宗元和時代辛苦經營的局面，迅速逆轉。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成德節度使（鎮鎮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王承宗病死，其弟承元上表朝廷請另簡節鉞，當時宰相完全不了解河朔諸鎮的習俗，輕易地派魏博節度使（鎮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北）田弘正移鎮成德，結果成德兵變，殺了田弘正全家，推衙將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魏博自田弘正移鎮後，也不斷發生兵變，到了長慶二年（公元822年），魏博中軍先鋒兵馬使史憲誠被推為魏博節度使。幽州盧龍節度使（鎮幽州薊縣，今北京）劉總退職，朝廷調宣武節度使（鎮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張弘靖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幽州兵變，推朱克融為節度使。到了寶曆元年（公元825年），幽州兵又殺朱克融，最後由幽州都知兵馬使李載義出任幽州盧龍節度使。
唐憲宗對吳元濟、李師道用兵，「國用已虛」。穆宗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元年），只得承認現實，任命朱克融、史憲誠、王庭湊等為節度使。「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資治通鑑》唐長慶二年）。
與河朔三鎮反抗朝廷同時，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逐節度使（鎮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崔群，掠橋（在今安徽宿州）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在汴河中者，由此可見，貫通南北的動脈已受到方鎮的威脅，有隨時被切斷的危險了。澤潞節度使（鎮潞州上黨，今山西長治）劉悟本來是親唐的，長慶元年以後，看到唐朝紀綱不振，也要仿效河北三鎮，不聽指揮了。敬宗寶曆元年（公元825年）劉悟病死，其子劉從諫繼任昭義節度使，也是父子世襲了。
張弘靖自宣武節度使移鎮幽州盧龍，唐另派李願為宣武節度使。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宣武兵變，殺李願妻弟竇瑗，願與一子逾城逃奔鄭州，願妻亦被害。亂兵推都押牙李為留後。朝廷得到消息，宰相杜元穎等主張「宜如河北故事，授李節」。宰相李逢吉反對這樣做法，說：「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並汴州（指宣武鎮）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資治通鑑》唐長慶二年）。確實，如果汴州一失，唐漕運將會被切斷，唐王朝的統治就要受到嚴重的威脅。於是朝廷任命韓弘（弘在宣武鎮任節度使二十餘年）弟韓充為宣武節度使，宣武軍將殺李迎充，宣武的局面重又穩定下來。
自元和至太和的朋黨之爭 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憲宗詔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伊闕（今河南伊川西）尉牛僧孺、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尉皇甫、前進士李宗閔在策試中指陳當時政治的缺失，並指斥宰相李吉甫。李吉甫泣訴於憲宗，許多考官和參與制科的官員，都因此貶官。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認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吏部侍郎「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皆直譴謫」，「上下杜口，眾心洶洶」（《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三年）。不久，李吉甫出為淮南節度使。後來牛僧孺和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都做到宰相，牛李兩派之間嫌隙無法消除，釀成了勢不兩立的朋黨之爭。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吉甫從淮南節度使入朝為宰相，同年十一月，戶部侍郎李絳也被任命為宰相。史稱「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由是二人有隙」（《資治通鑑》唐元和六年），李絳和李吉甫同時為相，爭論不休。當時人蔣階著有《李司空論事》，吹捧李絳，往往言過其實，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用了這些材料，所以二李之間的是非曲直，不見得李絳一定很對，李吉甫一定是錯。元和九年二月，李絳罷相；同年十月，李吉甫病死，朋黨之爭，暫時冷了下來。
元和十二年，裴度、李逢吉並為相。裴度堅請討伐淮西，李逢吉主張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回取恆冀。兩人對用兵有策略上的分歧。及裴度出征，與逢吉相善的翰林學士令狐楚起草制書，裴度認為「草制失辭」，請改易數字，因此令狐楚被黜為中書舍人。不久，李逢吉也罷相出為東川節度使。裴度和李逢吉、令狐楚之間也產生了矛盾。
詩人元稹初以明經擢第，唐人重進士而輕明經。後來元稹又應制舉及第，累遷東台（洛陽）監察御史。元和五年，他由東都返回西京，夜宿華陰縣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資治通鑑》唐元和五年）。內侍沒有受罰，元稹反而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十年過去了，元稹在文學上有很深造詣，成為一代詩人，和白居易齊名。穆宗即位，江陵監軍宦官崔潭峻歸朝，獻元稹歌詩百餘篇，穆宗很是欣賞。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五月，以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不久又除翰林學士。當時正途（進士）出身的官僚都排擠他，如元稹「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五年）。武儒衡對元稹冷嘲熱諷，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崔潭峻所進於穆宗的詩篇，都是《連昌宮辭》這類諷諫詩，把這類諷諫詩推薦給皇帝，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這不是淫詞哇聲，豈足為元稹之累。不久，元稹又被任命為翰林學士。時李吉甫子李德裕和李紳與元稹同為翰林學士。
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及第者給事中鄭覃弟鄭朗、裴度子裴、中書舍人李宗閔女婿蘇巢、楊汝士弟楊殷士等，皆公卿子弟。西川節度使段文昌和翰林學士李紳所囑託的人，都落第了，因此輿論沸然。段文昌對穆宗說：「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言皆公卿子弟無文藝才能）。」穆宗「以問諸〔翰林〕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李宗閔曾在對策時譏刺宰相李吉甫，李德裕對他懷恨在心。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複試，黜裴、鄭朗、蘇巢、楊殷士等十人，並貶錢徽為江州刺史，李宗閔為劍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今重慶開縣）令。從此李德裕和李宗閔「各分朋黨」，鬧派性鬥爭，「更相傾軋，垂四十年」（《資治通鑑》唐長慶元年）。
元稹為翰林學士時，裴度出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征討河朔。度曾三次上表，極言元稹「朋比奸蠹之狀」（《資治通鑑》唐長慶元年）。穆宗不得已，改任元稹為工部侍郎。我估計這也是派性在作祟。長慶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穆宗以元稹為宰相。同時罷河北兵，召裴度入朝，任為宰相。忽然有謠言說元稹派人結刺客謀刺裴度。經三司按問，完全是冤枉了元稹。同年六月，裴度、元稹同時罷相，度為尚書右僕射，元稹為同州刺史。那些有派性的諫官還繼續攻擊元稹，謂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為「邪謀」，責之太輕。元稹在同州二年，改授浙東觀察使（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在浙東八年。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入為尚書左丞。四年出為武昌軍節度使，五年病卒。元稹在《長慶集·自敘》中，講到自己的進用，是由宰相段文昌推薦的，又說到穆宗要用他為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卒用予與裴俱為宰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舊唐書·元稹傳》）。從元稹、裴度兩人的緊張關係看來，可見當時朋黨傾軋，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元稹不過是派性鬥爭中的犧牲品罷了。
元稹、裴度罷相以後，朝廷起用兵部尚書李逢吉為相。李逢吉的相業，也有可稱道的地方。當時汴州軍亂，群臣認為應該授予李節鉞，李逢吉反對這樣做，並推薦韓充擔任宣武節度使，收拾混亂局面。穆宗病危，李逢吉請速立太子。穆宗死，敬宗即位，李逢吉為首相，下詔稱「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神策軍士，人賜絹五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資治通鑑》唐長慶四年），比起穆宗即位之初，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有所節省。同時出內庫綾二百萬匹充邊兵春衣，賜予面較廣，當時朝野認為他處理這件事很適當。敬宗寶曆二年（公元826年），李逢吉罷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鎮襄州襄陽，今湖北襄樊市）。
李逢吉在長慶三年（公元823年），推薦戶部侍郎牛僧孺為宰相。元和時宣武節度使韓弘以錢財交結中外官之有事權者，弘死，韓家賬簿被穆宗看到，有「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因此特別看重牛僧孺。這時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有擔任宰相的聲望，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得遷官，李逢吉引牛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資治通鑑》唐長慶三年）。
當然，李逢吉是一個大派閥，他也不擇手段地打擊他的政敵。敬宗初即位，李逢吉誣陷穆宗時翰林學士李紳要立深王（穆宗弟）為太子，紳因此被貶為端州（治高要，今廣東肇慶）司馬。
牛僧孺在穆宗長慶三年三月為宰相，到了敬宗寶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他見敬宗荒嬉無度，嬖倖用事，請求外調，出為武昌節度使。
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入朝為兵部尚書，裴度薦以為相。適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得為宰相，而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鎮滑州白馬，今河南滑縣西）。太和四年正月，李宗閔又引薦武昌節度使牛僧孺為宰相。同年九月，李德裕由義成節度使調任西川節度使。西川鎮成都，號稱「宰相迴翔之地」，朝廷任德裕為西川節度使，不可以說不重用。如果李宗閔、牛僧孺要排擠李德裕，是不會讓他做這個官的。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詔攻陷成都外郭，留成都十日，及退，「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資治通鑑》唐太和三年），致「一方殘弊」。德裕至成都，「作籌邊樓，圖蜀地形」。「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資治通鑑》唐太和四年）。德裕又「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吐蕃維州（治薛城，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將「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將入據維州，並奏報朝廷。文宗召百官集議。宰相牛僧孺言：「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今寧夏蕭關葫蘆河），上平涼阪（今甘肅平涼），萬騎綴回中（古道路名，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蕭關），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資治通鑑》唐太和五年）這時唐內部問題很多，確實經不起吐蕃的大舉進攻，所以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建議，命德裕放棄維州。從此李德裕和牛僧孺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張了。文宗怕李德裕輕啟邊釁，在太和六年的十一月，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當時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為內樞密使，他替李德裕說話，文宗也認為放棄維州，是一個失策，不免責怪牛僧孺。牛僧孺「內不自安」，請求外調，就在太和六年十二月，調往揚州任淮南節度使。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做了宰相。三月，以私怨貶左散騎常侍張仲方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原是李宗閔、牛僧孺一派，李德裕又出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治梁縣，今河南汝州）刺史，蕭澣為鄭州刺史。同年六月，李宗閔也被排擠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鎮梁州南鄭，今陝西漢中）。
太和八年十月，李宗閔被召為宰相。李德裕因反對進用鄭注、李訓，外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裕請留京師，結果改任鎮海（即浙西）節度使。到了太和九年，鄭注等又以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撤銷李德裕的節度使職務，改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為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長史。李德裕的政敵李宗閔也一樣受到鄭注等的排擠，初被貶為明州（治縣，今浙江寧波）刺史，再貶為處州（治括蒼，今浙江麗水）長史，三貶為潮州（治海陽，今廣東潮安）司戶參軍。李宗閔的一派吏部侍郎李漢初貶為汾州刺史，再貶為汾州司戶參軍；刑部侍郎蕭澣初貶為遂州（治方義，今四川遂寧）刺史，再貶為遂州司馬；京兆尹楊虞卿初被貶為虔州（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司馬，再貶為虔州司戶參軍。當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援）」，文宗「每嘆曰：『去河北賊（指方鎮）易，去朝廷朋黨難。』」（《資治通鑑》唐太和八年）到了太和九年，鄭注、李訓對「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李德裕、李宗閔）之黨，貶逐無虛日，〔朝廷〕班列殆空」（《資治通鑑》唐太和九年）。不過李德裕、李宗閔兩派朝官的遭到貶逐，反而保護了這兩個大派系和大派閥，接著甘露事變發生，這兩個派系的人大都貶逐在外，沒有牽連進去，他們兩派的勢力反倒保存下來了。
劉對策 唐代宦官勢力的抬頭，始於唐玄宗時的高力士，唐肅宗時的李輔國，唐代宗時的程元振、魚朝恩，已如上述。及至唐德宗從興元返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以宦官竇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十萬至十五萬之眾的神策軍，都掌握在宦官的手裡。史稱：「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台省清要，時出其門」（《舊唐書·宦者竇文場、霍仙鳴傳》）。
憲宗據說為內常侍陳弘志所殺，穆宗是由宦官梁守謙、王守澄等擁立的。敬宗被殺，宦官劉克明又參與其事。所謂「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二年）。
劉，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敬宗寶曆二年（公元826年），進士擢第。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他在對策中，極言宦官為禍之烈。他說：「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說：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東漢末宦官）復生於今日。」又說：「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指宦官殺敬宗而立文宗）。」又說：「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於諸侯。」又說：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克承丕構矣」。又說：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又說：「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說：今「夏官（兵部尚書）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勛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戒律附內臣之職（指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又說：「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國君不得保其尊」，「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今「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宦官），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於九泉」，「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最後他說：「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舊唐書·文苑·劉傳》）
當時和在此以前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舉子，大都毛舉不關朝廷利害的事例來對策，有的還提到恢復唐初的租庸調製，有的主張恢復府兵制，充實十六衛，這些建議，作為史料來看還有用，作為改革的依據就不切實際了。和劉同時應制舉的杜牧，可算得一代才人，作《戰論》、《守論》，這是針對藩鎮跋扈，唐對河朔用兵而言的，言辭切直。可是跋扈的藩鎮，當時還遠在河朔，對策的舉子身處長安，儘管用嚴厲的字眼攻擊藩鎮，藩鎮也無奈何他。攻擊宦官，就不得了。當時神策軍十五萬人，直接由宦官統率；朝廷的實權也掌握在宦官手裡，連皇帝的廢、立、生、殺，也是宦官在操縱。如果得罪了藩鎮，還有京師可躲，還有別的藩鎮可去；得罪了宦官，那就無處容身了。唐朝之亡，亡於宦官，正是因為宦官干政，政治腐敗，引起農民起義；為了鎮壓農民起義，而造成藩鎮勢力再一度膨脹，最後權臣篡弒，唐的統治終於結束了。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不在於亡羊補牢，而貴於事前就預見到存在的政治危機，並能及時提出挽救的方案，這種不世之才，世不多出，漢初的賈誼，唐中葉的劉，都是值得稱道的。
劉是楊嗣復的門生，「以直言忤中官，〔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楊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答曰：『嗣復昔與及第時，猶未風耳。』」（《太平廣記》卷一八一引《玉泉子》）可見宦官對劉對策，反應極其強烈。
這一科及第的舉子中，如裴休、崔慎由、馬植都做到宰相，王式成為名將，杜牧官至中書舍人，惟獨劉，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錄取。榜出，「物論囂然稱屈」。同科及第的李對人說：「劉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當時文人，讀了劉的對策，「至有相對垂泣者」（《舊唐書·文苑·劉傳》）。劉因為這次對策，得罪了宦官，由此不能在朝任職。令狐楚在興元（開成元年、二年，楚任山南西道節度使），牛僧孺在襄陽（開成四年、五年，會昌元年，僧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都延請他為幕僚，「待如師友」。在他死後，李商隱做了不少輓詩，「平生風義兼師友」，把他當作師友來對待，非常尊敬。宦官後來還誣陷劉，把他貶為柳州司戶參軍，在貶所病卒。
劉對策後的七年，發生了甘露事變。
甘露之變 唐文宗是一個想有所作為的皇帝，深知穆宗、敬宗兩朝的藩鎮跋扈、宦官專權的情況，想有所改革。即位以後，「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內〕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時「每月視朝不過一二」次，文宗「始復舊制，每奇日（逢單的日子）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逢雙的日子）。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資治通鑑》唐寶曆二年）。
當時朝廷上兩個大派閥李德裕和李宗閔，文宗都不相信，相繼貶逐。他見翰林學士宋申錫「沈厚忠謹」，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將他升為宰相。同他秘密商量誅殺弒憲宗、敬宗的宦官。宋申錫引薦吏部侍郎王做京兆尹，並將文宗密旨透露給王。王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就命人誣告宋申錫謀立漳王湊（文宗弟）。文宗開延英殿召宰相商議，宰相牛僧孺以為「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資治通鑑》唐太和五年）。於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貶宋申錫為開州（治盛山，今重慶開縣）司馬，宋申錫竟死於貶所。
鄭注，絳州翼城（今山西翼城）人。初以醫道游長安權豪之門。李為徐州節度使，注為節度衙推，得其藥力，對他非常信任，並把他介紹給監軍王守澄。王守澄接談數語，注「機辯縱橫，盡中其意。遂延於內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舊唐書·鄭注傳》）。王守澄入為樞密使，鄭注設謀誣陷宋申錫，為王守澄重用，充右神策軍判官。累遷御史大夫、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
李訓，李逢吉從子，進士擢第。敬宗寶曆中，以事長流嶺表，遇赦得還，由鄭注介紹給王守澄，再由王守澄推薦給文宗，太和八年十月，累遷翰林侍講學士。他們二人相結，共同排擠了李德裕、李宗閔。文宗認為鄭注、李訓可以信任，於是把要誅滅宦官的事和二人商量。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李訓改任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鄭注於太和九年八月，也被任命為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節度使。十一月，大理卿郭行餘出任寧節度使，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為河東節度使。訓、注二人密謀內外合勢，翦除宦官，又想利用寧、河東兩鎮赴鎮的士卒作為武裝力量，依之成事。
李訓為相以後，秉承文宗旨意，以憲宗被殺，王守澄預知其事，因此免去王守澄的右神策護軍中尉職務，而任命他為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尊以虛名而奪其實權。不久，又遣中使齎毒酒鴆殺王守澄，死後卻給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左神策護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也遭貶逐，先後被殺。憲宗之死，傳說是內侍陳弘志下的毒手，時陳弘志為襄陽（山南東道）監軍，文宗召弘志入京，中途杖殺。「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資治通鑑》唐太和九年）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視朝，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奏稱左金吾廳後石榴樹夜有甘露。宰相李訓、舒元輿勸文宗親往觀看。文宗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前殿）。先命宰相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前去察看。李訓回來後奏稱非真甘露，未可遽行宣布。文宗遂命左右神策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前往查看。宦者既去，李訓急召郭行餘、王部曲入宮。二人部曲數百，事先已執兵器立丹鳳門外，這時獨河東兵入內，寧兵觀望不至。
仇士良、魚志弘等至左金吾廳後看甘露，發現有伏兵，驚駭走出，奔還含元殿，劫奪文宗還宮。李訓遽呼金吾兵（韓約所統）上殿，京兆少尹羅立言率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殺傷十餘人。文宗所乘軟輿迤邐入宣政門，李訓攀輿急呼，宦官志榮奮拳擊訓，訓仆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資治通鑑》唐太和九年）唐文宗原是預知李訓的密謀的，但在伏兵暴露後，不能配合默契，反而落入宦官手裡，這場政變就失敗了。
李訓改著從吏綠衫，走馬而出，在逃奔鳳翔途中被擒，械送長安，至昆明池為押送者斬首。
甘露事變中，宰相王涯、賈事先沒有參與李訓、鄭注密謀，事情發生以後，他們退回到政事堂，靜候消息。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逢人輒殺。涯等狼狽逃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都被禁兵殺死。士良等分兵掩閉宮門，搜索諸司，諸司吏卒及酤販小民飲刃而死者又千餘人。橫屍流血，狼藉滿地。士良等又遣騎兵出城追捕逃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王涯、賈、舒元輿、王、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皆被擒送入左神策軍。王涯年已七十餘歲，不勝拷掠，「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坊市惡少年乘機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煙塵蔽天。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神策軍出兵三百人，全副武裝，以李訓的頭顱為前導，隨後跟著被捆縛的宰相王涯、太原節度使王、京兆少尹羅立言、寧節度使郭行餘；右神策軍也出兵三百人，也是全副武裝，簇擁著被綁的宰相賈、舒元輿、御史中丞李孝本，徇行（即今之遊街）東西兩市，文武百官奉命到場觀看。於是腰斬王涯、舒元輿等於獨柳之下，梟首於興化門外。他們的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
甘露事變發生之際，鄭注從鳳翔帶了五百名親兵奔赴長安，進至扶風，知道政變失敗，折回鳳翔。十一月二十五日，為其監軍張仲清所殺。鄭注的幕僚及親兵，被殺的在一千人以上。左金吾大將軍韓約在長安城內被神策軍捕殺。
甘露事變，是由唐文宗與李訓、鄭注、郭行餘、王、羅立言、韓約、李孝本、舒元輿等人密謀策劃的，事變失敗了，為什麼以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團要把王涯、賈等都殺掉呢？當時南衙（唐代三省所屬各官署設在宮城之南，通稱南衙）北司（唐代內侍省設在皇宮之北，故稱北司）矛盾已如水火，如果宦官集團只殺李訓、鄭注，並不能把南衙行使的政治權力奪過來，把王涯、賈等宰相全殺了，至少在較短一個時期內，南衙就不得不聽命於北司了。王涯、賈等全家被殺，他們不過是南衙北司之爭中間的犧牲品而已。甘露事變大約死了上萬人。「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資治通鑑》唐太和九年）
仇士良等知道文宗參與甘露事變，出言不遜，文宗慚懼不復言(2)。只因文宗統臨國家歷九年之久，仇士良等如果擅行廢黜，勢必招致四方方鎮的責難，所以隱忍下來了。
唐文宗從此形同幽禁，「意忽忽不樂，兩軍（左右神策軍）球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資治通鑑》唐開成元年）。「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無限意，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文宗〕方省〔舒〕元輿詞，不覺嘆息，泣下沾衣。」（《唐詩紀事》）
一天，文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資治通鑑》唐開成四年）。
甘露事變之後，宦官恣橫，北司嫉忌南衙，宰相無法執行政務。政事堂經洗劫之後，「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資治通鑑》唐太和九年）。而且王涯等宰相無辜被殺，群情憤慨。開成元年（公元836年）二月，昭義節度使（即澤潞節度使，鎮潞州上黨，今山西長治）劉從諫上表朝廷，「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書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殭屍萬計，搜羅（兜捕）枝蔓，中外恫（痛）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並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指宦官集團）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感到壓力，請文宗加劉從諫「檢校司徒」銜，安撫劉從諫。同年三月，劉從諫又上表讓檢校司徒官，「稱：『臣之所陳，系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指檢校司徒）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橫」，「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宰相「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資治通鑑》唐開成元年）。
唐文宗於太和六年，立子永為皇太子。開成三年（公元838年）十月，太子暴卒。楊賢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太弟，宰相表示反對。文宗乃於開成四年十月，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太子。翌年正月初一日，文宗病危，命樞密使劉弘逸、薛季逸、薛季及宰相楊嗣復、李珏奉太子成美監國。左軍中尉仇士良、右軍中尉魚弘志藉口太子年幼，且有疾病，擁立潁王（穆宗第五子）為皇太弟。初三日，文宗病死，年三十三。仇士良殺楊賢妃、安王溶、太子成美。又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日本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也記載著：「又聞開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聞新天子上位。城中殺卻四千餘人，先帝（文宗）時承恩者也。」潁王即位，是為武宗。
武宗會昌的政治 唐武宗嗣位不久，宰相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內調為宰相。李德裕在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曾為宰相，後來遭到李訓、鄭注排擠，一再貶黜，甘露事變以後，累遷淮南節度使。當時宦官楊欽義為淮南監軍，有次奉召回京，「人皆言〔欽義〕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床，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監〕淮南〔軍〕，欽義盡以〔德裕前時〕所餉歸之。德裕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資治通鑑》唐開成五年，參考《幽閒鼓吹》）。
武宗初年，適值北方回鶻汗國因統治階級長期內亂，加以「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資治通鑑》唐開成四年）。回鶻西北方的黠戛斯部落（今譯吉爾吉斯）始自稱可汗，不斷出擊回鶻，「連兵二十餘年」，卒滅回鶻，「焚其牙帳盪盡，回鶻諸部逃散」（《資治通鑑》唐開成五年）。回鶻相職、特勤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之甘州，稱甘州回鶻；一支奔安西，稱安西回鶻；一支由沒斯（回鶻可汗之弟）率領，南下抵天德軍（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北五加河東岸），請求保塞內附。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二月，塞北十三部回鶻又擁立烏希特勤為烏介可汗，也向南移動。唐武宗命令天德軍使田牟約束將士，不得先犯回鶻。李德裕堅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食賑濟其部眾。武宗同意賑谷二萬斛。同年十二月，武宗與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資治通鑑》唐會昌元年）。會昌二年，沒斯附唐，唐以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饋其部米五千斛，絹三千匹。烏介可汗時尚有眾十萬，「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深入邊境，侵暴不已」（《資治通鑑》唐會昌二年）。會昌三年，麟州（治新城，今陝西神木北）刺史石雄出兵擊降回鶻二萬餘人，烏介可汗退出塞上，和蕃的唐太和公主（憲宗女）被迎回唐朝。會昌六年，烏介可汗為其國相所殺，烏介可汗弟特勤遏稔被立為可汗，殘部五百餘人，依於室韋。黠戛斯動員勁騎七萬來取回鶻，遏稔可汗夜與妻子九騎西走，黠戛斯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漠北的回鶻汗國的統治就此結束了。
唐武宗、李德裕對回鶻的策略，一方面用糧食接濟，一方面不希望他們進入內地，騷擾塞上人民的和平生活。這樣處理基本上是妥當的。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在甘露事變後，幾次上表朝廷，為王涯等人之死鳴不平，並暴揚宦官仇士良等罪惡，以致和宦官集團勢同水火。仇士良等揚言劉從諫窺伺朝廷。劉從諫也考慮到仇士良等不會放過他，「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準備割據。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劉從諫病死，澤潞鎮按照劉從諫生前安排，秘不發喪，推立劉從諫子劉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又逼監軍崔士康向朝廷奏稱從諫疾病，請朝廷任命劉稹為澤潞節度留後。當時宰相多以為回鶻尚在塞上，「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獨有李德裕知道宦官與澤潞有仇恨，誅討澤潞，宦官是不會掣肘的，因此主張討伐劉稹，武宗和李德裕的意見相同。於是調動各路藩鎮，圍攻澤潞。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幸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武宗不予答覆。「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劉從諫之父）有功，不可絕其嗣」（《資治通鑑》唐會昌三年），武宗概不理會。
當時藩鎮，多懷兩端，出兵境上，逗留不進。據日本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頻有敕催，怪無消息。徵兵多時，都不聞征伐者何。彼兵眾驚懼，捉牧牛兒、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稱捉叛人來。敕賜封刀於街衢而斬之。晚，兩軍（神策左右兩軍）兵馬圍著之。如此送來相續」，「尋常街里被斬屍骸滿路」，「天子時時看來，旗槍交橫遼亂。見說被送來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種百姓被捉來。國家兵馬元來不入他界首，恐王怪無事，妄捉無罪人送入京也。」這反映了藩鎮受命作戰，只是虛張聲勢，向唐王朝邀功請賞罷了。
會昌三年十二月，河東鎮（治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奉詔增兵二千人充實榆社（今山西榆社）前線。當時河東鎮已無兵可調，便從橫水柵調來戍兵一千五百人。戍卒到達太原，已是年底，要求過了元旦然後就道，監軍呂義忠不許逗留。原先軍士出征，每人給絹二匹。這時河東府庫虛竭，每人才得一匹。次年正月元旦，都將楊弁利用眾心怨怒，又知城中空虛，率部眾剽掠城市，河東節度使李石逃奔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陽）。這一下，唐朝廷亂了手腳，或言兩地（太原、澤潞）皆應罷兵。李德裕也動搖了，奏稱楊弁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舍劉稹。戍守榆社前線的河東鎮兵，聽說朝廷要調動客軍來攻取太原，恐妻孥為客軍所屠滅，因此回兵取太原，殺楊弁，河東的局面很快就穩定下來了。
唐軍四面圍攻澤潞，歷一年零四個月，在軍事上並沒有多少進展。但是澤潞鎮在外力壓迫下，內部矛盾卻爆發了。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攬權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憂稹將敗，其弟裴問典兵山東（太行山以東，指邢、、磁三州地區），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潞，大權被奪，竭力阻撓。裴問見劉稹聽信讒佞，重稅商人，山東人心，知道劉稹遲早要失敗，他就聯絡邢州（治龍岡，今河北邢台）刺史崔嘏向唐投降了；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都知兵馬使王釗、磁州（治滏陽，今河北磁縣）守將安玉也開門降唐。邢、、磁三州降唐，潞州就更加孤立了。都押牙郭誼殺劉稹，因收稹宗族，甚至襁褓中的嬰兒也殺了。又殺李訓兄李仲京，郭行餘子郭台，王涯從孫王羽，韓約子韓茂實、韓茂章，王子王渥，賈子賈庠等十二家，他們都是經甘露事變以後，逃到澤潞的，至此都遭殺戮。郭誼這麼做，無非想巴結宦官集團。他隨後函送劉稹首級，遣使奉表乞降。朝廷卻以郭誼原是劉稹謀主，及稹勢孤力屈，又賣稹求賞，不可不誅。於是命河中節度使（鎮河東，今山西永濟蒲州）石雄率兵入潞，處理善後事宜。郭誼殺了劉稹以後，以為朝廷會任命他為節度使。及石雄率河中兵至，將抗拒官軍的桀黠將領，包括郭誼、王協在內，悉執送京師，加以誅戮。並取劉從諫屍體置球場斬示眾。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澤潞將士，死者甚眾。
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王朝詔發澤潞騎兵五百、步兵一千五百，戍守振武（振武節度使鎮單于都護府，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潞卒憚於遠戍，回旗入城，閉門大噪，監軍王維直自出曉諭，被亂兵擊傷，旬日而卒。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不從，曉示以禍福，亂兵漸漸聽命。澤潞節度使盧鈞復遣戍卒前往振武，戍卒走了一驛（三十里），盧鈞暗地裡派兵追趕，追到潞州城北六十里的太平驛，把戍卒全部殺掉。據《資治通鑑考異》引《獻替記》：「上（武宗）信任宰臣，無不先訪問，無獨斷之事。惟誅討澤潞，不肯舍赴振武官健……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傔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痍，旬日而卒。禁中兩軍〔中尉〕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宦官），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剿戮。」唐武宗親自下令殺害了二千潞卒，來抵償宦官二人性命。皇帝視士卒如土芥，士卒當然會視皇帝如寇讎，唐王朝用這種手腕來駕御藩鎮士卒，怎能使藩鎮士卒俯首聽命呢！
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令滅佛，凡毀寺四千六百餘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毀招提（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山台野邑為蘭若）四萬餘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到了會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病死，佛教又逐漸恢復了。
武宗剛即位，就命道士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受法。會昌五年起，武宗日服方士金丹，秋冬以後，發覺有病，應該停服金石藥，而道士卻說是「換骨」。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死，年三十三。憲宗子光王怡（改名忱）即位，是為宣宗。
武宗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仇士良所擁立，李德裕為相由淮南監軍楊欽義入為樞密使後所推薦，武宗和李德裕的出兵取澤潞鎮，也是附和宦官集團的要求的，所以君相和宦官之間，沒有根本矛盾。但是從唐德宗以來，神策軍的指揮權，始終掌握在宦官手裡，以唐武宗之英達，李德裕之得君，他們何嘗不想收回這個神策軍指揮權。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仇士良以老病求散秩，被任命為左衛大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六月，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3)。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曾詳細記載這件事：仇士良辭去左神策軍護軍中尉，敕「以內長官特進楊欽義任左神策護軍中尉」，「當日便上任」。又云：「左右神策軍者，天子護軍也，每年有十萬軍。自古君王頻有臣叛之難，仍置此軍以來，無人敢奪國位。敕賜印，每中尉初上時，准敕出兵馬迎印，別行公事，不屬南司。今年（會昌五年）四月初，有敕索兩軍印，中尉不肯納印。有敕再三索，敕意索護軍印付中書門下，令取〔宰〕相處分也。左軍都尉（楊欽義）即將納印，而右軍中尉不肯納印，遂奏之：『迎印之日，出兵馬迎之；納印之日，亦須動兵馬納之。』中尉意，敕若許，即因此便動兵馬，起異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馬。人君怕，且縱不索。」可見神策軍的指揮權，還是牢牢地掌握在宦官集團手裡，唐武宗、李德裕也只得作罷。唐武宗死後，皇位的繼承人，就得由宦官擺布。其後宦官集團坐視李德裕貶死崖州，並不是偶然的事。對於李德裕的炎荒之行，應該看作是宦官集團對他的拋棄，不要以為這是牛黨的排斥。我認為現在有許多同志把李德裕的相業過分誇大了；不過他認識到要奪取神策軍指揮權，這是解救唐王朝政治危機的至關緊要的一著，可惜他和唐武宗都失敗了。
牛李黨爭的結束 在甘露事變將要發生之時，李訓、鄭注指目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閔等為朋黨，加以貶逐。李訓、鄭註失敗，牛派的令狐楚以左僕射參決機務，未幾齣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德裕也由袁州長史調升滁州刺史，李宗閔由潮州司戶調升衡州（治衡陽，今湖南衡陽）司馬，凡李訓、鄭注指目為牛李朋黨者，逐漸進用。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宰相楊嗣復又援進李宗閔，言之於文宗，以為杭州刺史。時李德裕亦累轉為淮南節度使。
武宗即位，李德裕入朝為宰相，直到武宗病死，才罷相。
李德裕以宰相子任官(4)，不是由進士科第出身。他任藩鎮從事時，有舉子誤將進士行卷投到他那裡，發現誤投後便向他索還，說「某文軸（行卷）當與及第李評事」(5)，此事引起了他的反感。他認為科舉取士，未必獲得真才實學；公卿子弟熟悉朝廷台閣儀範(6)，寒士遠遠不如。李德裕認為新及第謁見座主，曲江會，雁塔題名，都是浮薄的風俗，下令禁止(7)。搞得進士科冷冷清清，文人對他意見很大。
李德裕一方面強調進用公卿子弟，一方面對僻遠地區的樸實士人，也主張加以選拔。《玉泉子》稱：李德裕為相，「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德裕嘗左宦宜陽（指貶官袁州長史事），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例，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三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用問所欲為。如盧肇、丁、姚鵠，豈可不舉及第邪！』起於是依其次而放。」所以也有記載提到李德裕為孤寒開道路的事情(8)，這和他的看重公卿子弟，並不完全矛盾。
李德裕，趙郡李氏，出身世家大族，保留有許多舊積習，如特別忌諱家諱。他的父親名吉甫，因此他不接見姓周的士子和下僚，因為「周」字內包涵一個「吉」字，犯了他的家諱(9)。
李德裕是一個大派閥。文宗開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牛、李兩個大派閥是不見面的，牛僧孺知道李德裕來接替他任節度使，他就先離開揚州，委託副使張鷺來辦理移交事宜。「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止四十萬，半為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為吏隱欺，請罰」，詔免其罪。「補闕王績、魏謨、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舊唐書·李德裕傳》），文宗沒有追究下去。
牛僧孺雖然也是一個大派閥，經過甘露事變，他見「閽寺弄權」，不願意身處淮南重鎮，卷進政治漩渦里去，所以求分司東都，朝廷就調他為東都留守。他看到政局險惡，在洛陽築第于歸仁里。「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舊唐書·牛僧孺傳》）。文宗想召他為相，牛僧孺以足疾懇辭。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八月，他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出鎮襄樊。
武宗即位，李德裕再度入相。「先是漢水溢，壞襄陽民居」（《資治通鑑》唐會昌元年），李德裕歸罪於牛僧孺，免除了他的山南東道節度使職務，遷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朝廷出兵取澤潞，李德裕又藉口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李宗閔和澤潞節度使劉從諫以前有書札來往，不宜讓他留在東都，武宗因出李宗閔為湖州刺史。會昌四年，澤潞平，李德裕又派人前往潞州搜查牛僧孺、李宗閔和劉從諫交通書疏，一無所獲。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迎合李德裕的心意，寫信給德裕，說牛僧孺得到劉稹敗亡的消息，失聲嘆恨，德裕把原信進呈。武宗大怒，累貶牛僧孺為循州（治歸善，今廣東惠州市）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治封川，今廣東封川）。這時李德裕以平澤潞功，進官太尉，封衛國公，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而牛黨則遭受沉重的打擊。
李德裕的貶黜，主要罪狀有兩條，第一條是擅改《憲宗實錄》，凡是不利於李吉甫的，他都加以削改。第二條是參與製造吳湘冤案。吳湘，詩人吳武陵的侄兒，會昌中，為江都縣尉。百姓顏悅女有容色，揚州都虞候劉群想娶她為妻，押軍牙官李克勛也想娶她，繼母焦氏作主嫁給吳湘。於是劉群、李克勛嗾使江都百姓控告吳湘貪贓，並強娶屬下女子為妻。吳湘貪贓是事實，不過款項不多，淮南節度使李紳把吳湘娶妻的彩禮，都誣指為贓款，奏報朝廷，經刑部郎中鄭亞、御史中丞李回、宰相李德裕逐級批准，把吳湘殺了。並把派到揚州去按問此獄的御史崔元藻貶為崖州司戶。這是當時一件大冤案，所以李德裕一罷相，崔元藻就上告。唐宣宗在沒有做皇帝以前，好微服行民間，他也知道這是一件大冤案(10)，因此吳湘冤殺後不久就平反昭雪了。
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死。二十六日，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宣宗素惡李德裕專權，「及退，上（宣宗）謂宮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邪？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唐語林》）四月初一日，宣宗開始聽政，初二日就罷免了李德裕，改任他為荊南節度使。初四日又貶黨附德裕的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治臨江，今重慶忠縣）刺史，元賞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德裕既罷相，循州司馬牛僧孺和封州流人李宗閔、恩州（治齊安，今廣東恩平）司馬崔、潮州長史楊嗣復、昭州（治平樂，今廣西平樂）刺史李珏等五相，皆久遭貶逐，同日北還。只有李宗閔因病未離封州而死。
會昌六年九月，李德裕由荊南節度使改任東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自東都留守改任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同年十二月，因吳湘冤案，貶為潮州司馬(11)。大中二年九月，又自潮州司馬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崖州病死，時年六十四。
《唐語林》載：李德裕「在朱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德裕「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一《李衛公帖》條云：李德裕「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德裕「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唐國史補》：「宰相相呼曰元老，或曰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至仁念書，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盪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雲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雲『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12)。《唐語林》又載：朱崖「郡有一古寺」，德裕「因步游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嘆曰：『此非藥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為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弟來訪耳』」。德裕「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李德裕罷相，李黨完全失勢，牛黨卻大大抬頭了，白敏中、令狐相繼為相，牛黨的後一代都冠冕蟬聯，如牛僧孺子牛蔚，唐懿宗咸通末年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僧孺次子牛，僖宗乾符中，官至劍南西川節度使。李珏以故相於大中中累遷淮南節度使。故相李宗閔雖病死貶所，他的兩個兒子李琨、李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瓚官至中書舍人、知制誥、翰林學士。楊嗣復北還之後，以故相拜吏部尚書。子楊損，官至淄青節度使，損弟授官至刑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楊漢公、楊汝士的子孫，所謂靜恭里諸楊，大中、咸通以來，位列尚書方鎮者有十餘人之多。李德裕一派的子弟，就非常寂寞了，李紳因吳湘一案，被目為酷吏，他的子孫就不見於史傳了。李德裕三子，二子隨父親到崖州，不久病歿。德裕長子李燁，大中二年貶象州立山（今廣西象州東北）尉，懿宗咸通初才量移郴州郴縣（今湖南郴州）尉，病死在桂陽（今廣東連州）。鄭亞的兒子鄭畋遭遇也很慘。會昌二年（公元842年）鄭畋以進士及第，這時他才十八歲，得校書郎，會昌六年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鄭亞以吳湘獄貶官，鄭畋就隨侍父親左右。宣宗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相繼秉權，鄭畋被排斥。到唐懿宗咸通初年，劉瞻為河東節度使，鄭畋為瞻從事。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咸通九年，劉瞻做宰相，才推薦鄭畋做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不久加知制誥，上書自陳說：「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而「外困賓筵（為幕府從事），內甘散秩……實以遭人排忌」。鄭畋的遭遇，也是李德裕這一派系及其子孫的共同遭遇。
還應說明的是，過去有所謂牛李朋黨的說法，牛指牛僧孺，李指李宗閔，認為他們兩人在搞朋黨，李德裕是反對朋黨，想打擊朋黨的。我們不能接受這個論點。我們認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閥，我們所說的牛李派系之爭，就是指李德裕、牛僧孺（包括李宗閔、楊虞卿、白敏中、令狐）兩大派系的鬥爭而言的。這兩個大派系，沒有嚴格的政治觀點的差異，沒有階層利益的區別，也就是說他們不代表兩個不同政見的派別，只是兩幫政客的派性鬥爭而已。
牛李黨爭，所謂「垂四十年」，應該從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算起，到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冬十二月，令狐罷相結束，恰恰三十九年。
長慶詩人白居易、元稹、李紳都是提倡新樂府的詩人，只有李紳是地道的李派。元稹曾遭到裴度的攻擊，但他決不是牛派；雖和李德裕同在翰林，也決不是李派。白居易和牛僧孺私交很深，他的妻子又是楊汝士的姊妹，所以和楊嗣復、楊虞卿、楊漢公都是郎舅關係，儘管他和牛派關係如此密切，但是不能算是牛派。《北夢瑣言》載：「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塵土蒙覆。既啟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觀覽。』其見抑也如此。」李德裕以大派閥的眼光來看白居易，見他與牛派關係如此之深，所以連他的作品也不想看了。唐武宗「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資治通鑑》唐會昌二年）。居易的從弟白敏中「辭學不減居易」，武宗乃任命白敏中為翰林學士，白敏中後來成為牛派的大派閥，可是白居易至死沒有卷進派系鬥爭的漩渦里去。
晚唐詩人李商隱至死「名不掛朝籍」（即官不至五品），有許多前輩都認為他身受朋黨之害。李商隱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賞識和培植，這是真的；後來娶河陽節度使王茂元的女兒為妻。唐對澤潞用兵時，茂元雖不得不受李德裕的指揮，但他和石雄不同，決不能說他屬於李派。在李德裕當國時期，李商隱官不過校書郎，從未升遷。李德裕罷相，鄭亞南遷，他卻接受鄭亞的禮征，做他從事，這在出處上確實是極大的失著。令狐推薦他為太學博士，也是閒官。李商隱在令狐楚那裡學到一套駢文技巧，念念不忘做知制誥或入翰林院，可是翰林學士是政府要害部門，大派閥令狐是不願把無黨無派的李商隱推薦到這個要害部門去的，這正說明李商隱既不是李派，又不是牛派，才會寂寞終身。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白居易「文章冠世」，潔身自高；李商隱才華艷麗，「名不掛朝籍」，何必一定要充當宰相，入翰林院才算得意呢？唐朝二百八十多年，宰相多如過江之鯽，相業彪炳者有幾個；又不知有多少翰林學士，能以文學政事卓然自見者有幾個？反不如白居易、李商隱，各自以其詩篇在唐代文學史上贏得光輝的地位。
宣宗大中的政治 唐宣宗是唐憲宗的第十三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生，長慶元年封光王。至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即皇帝位，時年三十六。元和十五年，憲宗被殺，他才十歲。穆宗是他的哥哥，敬宗、文宗、武宗，都是他的侄兒。「幼時，宮中以為不慧，……歷太和、會昌朝，愈自韜晦，群居游處，未嘗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誘其言，以為戲劇」，「武宗氣豪，尤不為禮」（《舊唐書·宣宗紀》）。他曾裝作平民遊行江淮間，尋訪名山禪院，因此了解一些民間疾苦。
會昌六年，武宗病危，皇子幼少，宦官集團在禁中定策，立光王怡為皇太叔，改名忱，「應軍國政事權令勾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資治通鑑》唐會昌六年）。說明這個皇帝在未即位前，平日裝傻，實際是個非常人才。武宗死，太叔即皇帝位，四月初一日開始聽政，初二日就把宰相李德裕罷免了。五月，任命翰林學士白敏中為宰相，這兩次任免，標識著牛黨上台，李黨從此下台。同月，他下令恢復佛教。佛教不是一天或一道命令就能恢復，而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才逐漸恢復過來的。
武宗會昌中，吐蕃達磨贊普病死，無子，贊普妃氏與國相擇立妃兄之子乞離胡為贊普，年僅三歲，吐蕃大亂。吐蕃鄯州（治湟水，今青海樂都）節度使尚婢婢、洛門川（今甘肅隴西東南）討擊使論恐熱皆擁有強兵，彼此互相攻擊。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唐出兵取原州（治平高，今寧夏固原）、安樂州（今寧夏中寧境）、秦州（治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及石門、六磐（皆在原州境內）等七關。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朝覲，宣宗御延喜門（皇城東北角）樓見之，邊民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四道（涇原、寧、靈武、鳳翔四鎮）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屬安樂州，時已改稱威州）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資治通鑑》唐大中三年）
大中三年十月，唐出兵取維州（治薛城，今四川汶川西北）。十二月，又出兵收復扶州（治同昌，今四川南坪北）。李德裕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就想收復維州，當時牛僧孺為宰相，認為這樣做會輕啟邊釁，給長安帶來威脅。以後李德裕為相，就借維州事打擊牛僧孺，現在維州總算在牛派當權下收復了。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正月，吐蕃沙州（治敦煌，今甘肅敦煌西）刺史張義潮以地歸唐。義潮，沙州人。當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被甲噪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奉表歸唐。不久，張義潮又發兵略定其旁瓜（州治晉昌，今甘肅安西東南）、伊（州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南）、甘（州治張掖，今新疆張掖）、肅（州治酒泉，今新疆酒泉）、蘭（州治金城，今甘肅蘭州）、鄯（州治湟水，今青海樂都）、河（州治罕，今甘肅臨夏）、岷（州治溢樂，今甘肅岷縣）、廓（州治廣威，今青海化隆西，黃河北岸）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包括沙州）圖籍入朝。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唐於沙州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為歸義軍節度使。
早在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鶻敗亡，黠戛斯興起，武宗想趁此有利時機，收復北庭和安西四鎮。宰相李德裕以為安西去京師長安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即使回歸，當重新設置都護，並以兵士萬人戍守，不知戍兵於何處追發，饋糧從何道得通，這是用實費換取虛名，不是辦法。唐武宗只好作罷。唐宣宗雖然收復河湟，但根據當時兵力和財政條件，也還沒有足夠力量經營北庭和安西四鎮。
據《舊唐書直筆》載，唐王朝的文武官數，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員，大中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員。兵數，開元中四十九萬人，大中中九十九萬七百十五人。墾田數，開元中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應受田頃畝數），大中中一千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三百五十四頃。賦稅，天寶中，租錢三百餘萬緡，粟一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餘萬匹，綿一百八十餘萬屯，布一千三十五萬餘端；大中中，稅錢八百五十九萬二千六十一緡九百九十文。漕運江淮米，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中一百四十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鑄錢，天寶中三十萬七千餘緡，大中中十八萬四千二百三十餘緡。鹽稅，肅宗上元以後九百餘萬緡，大中中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一緡三百九十文。茶稅，大中中六十萬三千三百七十緡九十七文。酒稅，大中中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九十一緡二百八十六文。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太和（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沉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五年）。這個漕運糧米數目和《舊唐書直筆》相比較，還要少二十三萬斛。疑《舊唐書直筆》所載是大中十四年當中最多一年的數額。
大中七年十二月，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餘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酒稅），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資治通鑑》唐大中七年）。這個統計資料，也和《舊唐書直筆》所載數目相差很大，《舊唐書直筆》所載錢緡數，都要比度支所奏數為多。
近一百萬的士兵，是包括禁兵和方鎮軍隊而言的。
從大中的財政收支，以及漕運情況看來，在宣宗時期，唐王朝的財政有了好轉，江淮漕糧是源源不絕地供應關中的。
大中元年，天旱，宣宗減膳撤樂，出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犬，中止營繕，疏理京城繫囚。宣宗想知道百官名數，即位不久就命宰相作《具員御覽》，常置於案上。宣宗又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藉以考核諸州刺史。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甌）刺史於延陵赴任前朝見宣宗，宣宗問道：「建州去京師幾何？」回答說：「八千里。」宣宗說：「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於延陵緊張得應對錯亂，到官以後，竟以不稱職貶官。宰相令狐提名李遠為杭州刺史，宣宗說：「吾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令狐說這不過是詩人的託詞，未必真是這樣。宣宗才同意讓他去試試。宣宗下詔，凡刺史調任，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官。令狐嘗調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赴任。宣宗看到他的謝到任表，詢問令狐。令狐說只是因為路近的緣故。宣宗嚴厲地說：「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資治通鑑》唐大中十二年）。時方嚴寒，令狐聽了，汗透重裘。
史稱宣宗「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群臣「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資治通鑑》唐大中十二年）。「上（宣宗）宮中衣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歲或小飢，憂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舊唐書·宣宗紀》史臣贊）。
宣宗用人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對他父親憲宗元和朝的舊臣，非常有感情，用令狐任宰相，就因為其父令狐楚是憲宗朝的宰相，凡是「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次對官獨對，宰相皆同時入對，不能獨對），上（宣宗）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資治通鑑》唐大中二年）。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資治通鑑》唐大中三年），並提拔韋丹子韋宙為侍御史，宙累官至嶺南節度使。另一個特點是特別重視科舉出身，李德裕為宰相，不准杏園宴集，不准慈恩題名，只許一見座主，也不准多次謁見。宣宗在大中元年下敕：「自今進士放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禁制。」公卿子弟如果「實有詞藝」，「今後但依常例放榜」。他「有時微行人間，采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舊唐書·宣宗紀》）。《太平廣記》卷一八二引《盧氏雜說》：「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並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指禁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
宣宗很是看重作為官吏品級標誌的服章。牛僧孺之子牛叢，「自司勛員外郎出為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東）刺史，入謝，上賜之紫（三品以上服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資治通鑑》唐大中八年）。
宣宗對愛女管教也很嚴。萬壽公主下嫁起居郎鄭顥，「顥弟，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丈夫之弟，今稱小叔）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資治通鑑》唐大中二年）。
宣宗母舅鄭光，歷官平盧（即淄青）、河中節度使，入朝奏對，語多鄙淺，宣宗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鄭太后數言其貧，宣宗輒厚賜金帛，不復任命為治民之官。宣宗曾賞賜鄭光縣（今陝西戶縣）及雲陽縣（今陝西涇陽西北）莊園各一所。鄭光莊吏恣橫，積年不納租稅。京兆尹韋澳執而械之。宣宗問澳：「『卿何以處之？』澳曰：『欲置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澳自翰林學士出為京兆尹），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糾纏）我不置；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為愧。』澳歸府（京兆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資治通鑑》唐大中十年）
唐宣宗在位十三年，國家粗安。大中三年，徐州軍變，逐節度使李廓；大中九年，浙東軍變，逐觀察使李訥；大中十年，容州（治北流，今廣西容縣）軍變，逐經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月，嶺南（治番禺，今廣東廣州）軍變，囚節度使楊發；五月，湖南軍變，逐觀察使韓；六月，江西軍變，逐觀察使鄭憲；七月，宣州軍變，逐觀察使鄭熏；大中十三年，徐州軍變，逐節度使康季榮。由於唐政府措置適宜，各地軍變都很快就平息了。另外，大中五年，山南西道的蓬（州治大寅，今四川儀隴南）、果（州治南充，今四川南充）二州農民起義；大中六年，衡州（治衡陽，今湖南衡陽）爆發了鄧裴為首的農民起義；大中七年，華州下（陝西渭南東北）也有小規模的農民武裝，都被唐政府迅速鎮壓下去。「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資治通鑑》唐大中十三年）。
宣宗是由宦官擁立的，不過對宦官還是非常警惕的。宣宗即位後，「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穆宗為太子時的東宮官屬），誅竄甚眾」。宣宗對甘露事變，也有看法。認為「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余王涯、賈等無罪，詔皆雪其冤」（《資治通鑑》唐大中八年）。宣宗嘗「召翰林學士韋澳，托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指甘露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流外官及庶人服黃）、衣綠（八品綠、七品淺綠、六品深綠）至衣緋（五品淺緋、四品深緋），皆感恩，才衣紫（三品已上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宣宗又和宰相令狐商量這樁關係唐王朝命運的大事，「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資治通鑑》唐大中八年）。令狐說的這四句話，是對付宦官專權的良藥，如果能持之有恆，宦官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可惜宣宗不久就死了，這一政策未能繼續執行下去。
宣宗即位，左神策護軍中尉馬元贄出了大力，「由是恩遇冠諸宦者」。宰相馬「植與之敘宗姓（攀本家）。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資治通鑑》唐大中四年），出植為天平節度使（鎮鄆州須昌，今山東東平西北），再貶常州刺史。因此使朝士不敢過分接交宦官，這對於宦官權力發展，起了一定限制作用。
大中八年九月，有敕使過硤石（河南三門峽東南），嫌驛中餅黑，鞭驛吏見血。陝虢觀察使高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京，宣宗斥責他說：「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把他謫配恭陵。內園使李敬遇宰相鄭朗不避馬，朗奏之，宣宗詰問敬，回答說：「供奉官照例不須迴避。」宣宗說：「你奉命出使，自可通行無阻，豈能私出而不避宰相！」把他謫配南衙。
宣宗長子鄆王溫，才識平庸，宣宗欲立第三子夔王滋為皇太子，從兄弟次序來講，又嫌不順，所以久久不建東宮。宣宗晚年服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等所合伏火丹砂諸金石之藥，藥性猛烈，以致疽發於背。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病危，先嘗密囑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夔王。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主張擁立鄆王溫。兩派宦官鬥爭的結果，王宗實因為掌握了神策軍的權力，取得勝利。宣宗既死（年五十），鄆王溫繼位，改名，是為懿宗。王宗實在奪權過程中，殺了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並誅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等。帝王的廢立大權，還是操縱在宦官集團的手裡。
唐帝世系表 唐二十帝，一後，首尾二百八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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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六典·戶部度支郎中》：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勘會。
(2) 《資治通鑑考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唐語林》作見二中尉）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屬數千口列在紳，長行、兄弟、甥侄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於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啟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俯首。又曰：『不為此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為『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邃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其事付胤，故胤切於剿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胤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按崔慎由太和初擢進士第，見《舊唐書》本傳，是；皮光業《見聞錄》及《唐語林》作元和元年，誤。崔慎由與杜牧、劉同應太和二年制舉，劉下第，杜牧、崔慎由及第。又《翰苑群書·重修承旨學士壁記》：「崔慎由，大中三年六月八日，自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六日拜中書舍人，依前充〔翰林學士〕。十二月九日，守本官出〔翰林〕院。」《通鑑考異》謂慎由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其言翔實可信。
(3)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會昌三年六月三日，〔仇〕軍容辭官歸宅，向前五六度進表請坐家，敕不放，重進表請，五月，有敕放歸家，仍便般家具。至三日，軍容辭官歸，敕除新中尉，以內長官特進楊欽義任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當日便上任。會昌三年六月廿三日，仇軍容薨，敕送孝衣。廿五日，敕斬仇軍容孔目官鄭中丞、張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等，盡煞破家。
《資治通鑑》唐會昌四年六月：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資。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仇軍容兒常侍，知內省寺，酒醉顛，觸誤龍顏，對奏云：「天子雖則尊貴，是我阿耶冊立之也。」天子怒，當時打煞。敕令捉其妻女等流出於外，削髮令守陵墓。仍仰中官收納家中錢物，象牙滿屋，珠玉金銀等盡皆滿庫，錢帛匹段不知數，每日卅乘車，搬入內庫，一月之內，搬運不盡。自余寶佩奇異之物，不可計數。皇帝到內庫看，拍手怪云：「朕庫不曾有此等物。」諸高班（宦官）低頭不語。
(4) 《唐語林》：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德裕父）俾親表勉之。衛公（李德裕封衛國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
(5) 《太平廣記》卷一八二引《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6) 《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十二月，時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後，更呈宰相取可否。後〔錄取〕人數不多，宰相延英論言：「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艱難，放人絕少，恐非弘訪之道。」帝曰：「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公卿〕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肅、封敖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朴之徒，並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無名第（非科舉出身），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李棲筠）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則〔公卿〕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7) 《新唐書·選舉志》：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
(8) 《唐語林》：李衛公頗升寒素，舊〔京兆〕府解有等第（名次）。衛公既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夢為府解元。廣文諸生為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徒以府元為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9) 《唐語林》：周瞻舉進士，謁李衛公，月余未得見。閽者曰：「公諱吉（父名吉甫），君姓中有之，公每見名紙，即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10) 《資治通鑑》唐會昌五年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復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治高要，今廣東肇慶）司戶，稠汀州（治長汀，今福建長汀）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
程糧錢，據胡三省《通鑑注》云：《新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准估，故有程糧錢。
《資治通鑑》唐大中元年九月：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台鞫實以聞。冬十一月庚戌，御史台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舊唐書·宣宗紀》大中元年九月：前永寧縣尉吳汝納詣闕稱冤，言：「弟湘會昌四年任揚州江都縣尉，被節度使李紳誣奏湘贓罪，宰相李德裕曲情附紳，斷臣弟湘致死。」詔下御史台鞫按。 二年二月，制劍南西川節度……李回責授湖南觀察使……桂管防禦觀察使鄭亞貶循州（治歸善，今廣東惠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貶吉州（治廬陵，今廣西吉安）司戶，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縣令元壽貶韶州（治曲江，今廣東韶關東北）司戶，殿中侍御史蔡京貶澧州（治澧陽，今湖南澧縣東南）司馬。御史台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群，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吃酒，與阿顏母阿焦同坐，群自擬收阿顏為妻，妄稱監軍使處分，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其阿焦遂與江都縣尉吳湘密約，嫁阿顏與湘。劉群與押軍牙官李克勛即時遮欄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斷湘處死。今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並關連人款狀，淮南都虞候劉群、元推判官魏、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陳宰、節度押牙白沙鎮遏使傅義、左都虞候盧行立、天長縣令張弘思、典張洙清、陳回、右廂子巡李行、典臣金弘舉，送吳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錢物人潘宰、前揚府錄事參軍李公佐、元推官元壽、吳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等，伏候敕旨。」其月敕：「李回、鄭亞、元壽、魏已從別敕處分。李紳起此冤訴，本由不真，今既身歿，無以加刑。粗塞眾情，量行削奪，宜追奪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毀。其子孫稽於經義，罰不及嗣，並釋放。李德裕先朝委以重權，不務絕其黨庇，致使冤告，直到於今，職爾之由，能無恨嘆！昨以李威所訴，已經遠貶，俯全事體，特為從寬，宜准去年敕令處分。張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權臣，各削兩任官。崔元藻曾受無辜之貶，合從洗雪之條，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李恪詳驗款狀，蠹害最深，以其多時，須議減等，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勛欲收阿顏，決脊杖二十，配流硤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劉群據其款狀，合議痛刑，曾效職官，不欲決脊，決臀杖五十，配流岳州。其盧行立及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訖聞奏。」
《舊唐書·李紳傳》：會昌六年卒。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贓下獄，准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復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群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汝納進士擢第，會昌中，為河南府永寧縣尉。會汝納弟湘為江都尉，為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為妻，有逾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鞫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為制使，復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准法。其恃官娶百姓顏悅女為妻，則稱悅是青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追元藻復問。元藻既恨德裕，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雲，顏悅實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
《新唐書·李紳傳》：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會昌時，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藉，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復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顏〕悅嘗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為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導汝納使為湘訟，言「湘素直，為人誣衊，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贓」。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己，因言：「御史復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置湘死。」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准神龍詔書，酷吏沒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
按李回在會昌五年五月入相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鄭亞，《舊唐書》附見其子畋傳，會昌中為刑部郎中，御史中丞李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兩人皆因吳湘案貶官。
《北夢瑣言》卷六：唐李紳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指李紳）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葉者，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崖。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
(11) 《舊唐書·宣宗紀》：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榮，騁諛佞而得君，遂恣橫而持政」。「誣貞良造朋黨之名」，「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恭惟《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又附李紳之曲情，斷成吳湘之冤獄」。「為臣若斯，於法何逭」。「是宜移投荒服」，「可崖州司戶參軍，所在馳驛發遣，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12) 按《資治通鑑》唐大中三年閏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據陳垣氏《二十史朔閏表》：大中三年十一月辛亥朔，初九日己未。閏十一月辛巳朔，是月無己未。十二月庚戌朔，十二日己未。李德裕致某侍郎書，書後題閏十一月二十日，則其病死日，當在十二月十二日，《通鑑》脫書十二月。《舊唐書·宣宗紀》正作十二月，今從《舊唐書》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