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四節 科學技術
天文曆法 隋唐五代時期，天文曆法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
渾天儀 東漢張衡曾作渾天儀，製作精巧。前趙光初六年（公元323年），孔挺亦作渾儀。北魏太史丞斛蘭又仿孔挺舊渾儀作新儀，迄隋行用。但根據遺留的片斷材料，好像孔挺所造的渾儀，只含有相當於四游儀和六合儀部分，而沒有三辰儀部分。唐太宗貞觀七年（公元633年），李淳風始鑄成附有三辰儀的渾天儀。李淳風評論過去渾天儀的得失時，認為漢以來的儀器，缺少黃道圈，這是不合適的，所以李淳風所制渾天儀，「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璇璣規、月游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游筒而貫約規矩。又玄極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規度。皆用銅」（《新唐書·天文志》）。李淳風所造渾天儀，最外層是六合儀，中間是三辰儀，內層是四游儀，這樣，黃道經緯、赤道經緯、地平經緯，都可以測定，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東漢張衡曾造水運渾天儀，但它的制度沒有流傳下來。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僧一行（俗名張燧）受詔與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鑄造一種水運的銅渾天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交錯相持」（《新唐書·天文志》）。一個木人每刻擊鼓，一個木人每辰敲鐘，都能按時自動以報時刻，可見這種銅渾天儀，不僅是天文儀器，同時也是準時報告時刻的自鳴鐘。
隋文帝即位，命張賓等造新曆，賓等依南朝何承天曆，微加增損。開皇四年（公元584年），下詔施行。施行不久，當時知歷者劉孝孫、劉焯並言其失，謂：「驗影定氣，何（承天）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秕者也。」尤其在定朔方面，「歷數所重」，「朔為朝會之首……朔有告餼之文……故孔子命歷而定朔旦冬至」。「今孝孫曆法……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月之初二日）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隋書·律曆志》中）由於隋文帝信任張賓，劉孝孫、劉焯的建議不被採納，二人也均被斥退。張賓死，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改用張胄玄所定歷，張胄玄之歷學，出於祖沖之，實際隋是用祖沖之歷來代替何承天曆。張胄玄歷冬至起虛五度，後來發覺有差錯，到了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加以改訂，起虛七度。一直到隋亡，還是用張胄玄歷。
唐朝二百九十多年，曆法一共改動了八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行用傅仁均的《戊寅元歷》，從他開始，才用定朔，這是中國曆法上一個很大的改革。什麼叫定朔呢？在唐以前的曆法，都用平朔，即一個月月大，一個月月小，南北朝的許多歷學專家，對此已經不滿意，認為應該用定朔，但當時墨守陳規的勢力很大，不易推動進行改革。傅仁均《戊寅元歷》立定朔以後，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九月後，「四朔頻大」，於是一股守舊勢力又懷疑曆法上有問題，只得又恢復平朔。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頒行李淳風的《甲子元歷》，稱之謂《麟德歷》。李淳風為了遷就保守勢力，仍用定朔，但立進朔法，儘量避免出現一連四個大月，或一連三個小月。所以有時把曆書上朔日推進一日，使第三個小月改成大月，有時把朔日倒退一日，使第四個大月改成小月，這種不符合定朔意義的措施，一直被迫執行著，到元朝才被廢除。
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命僧一行作新曆，至開元十五年，歷成而一行病死。開元十七年，頒行之，稱《開元大衍曆》。
《新唐書·律曆志》說：「自太初（漢武帝年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對一行這樣高的評價，並不算過頭。
僧一行在唐開元初年起草《大衍曆》時，派人到各處去測日影長度。在這次測量中，以太史監南宮說在河南平地四個地點進行的這一組，最為著名。這四個地點是滑台（今河南滑縣東北）的白馬，浚儀（今河南開封）的岳台，扶溝（今河南扶溝），上蔡（今河南上蔡）的武津，地理經度都很接近。從滑縣到上蔡，北極高度差一度半，距離相差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唐代長度），夏至日日中八尺高標竿的影長差二寸有餘。這樣就推翻了漢代以來所謂「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說法。一行根據各地的觀測資料，證明根本影差和距離的比例不是固定的。一行開始改用北極高度（即實際上的地理緯度）來計算，由南宮說這一組的測量得出：地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極高度相差一度。這數據實質上即地球子午線上一度的長。這數據和近代得出的數據比較起來，雖然誤差還很大，但是在他的概念中已包含地球的大小的意義，固然他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但在當時它是天文學中的一個新的創造。
一行在《大衍曆》里，還有另外一些新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定氣」方面。從漢代以來，曆法界一直認為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速度是均勻不變的，一回歸年365．25日中等速地走了一周天。把一周天分為365．25度，每天正好走一度。從冬至時刻開始算起，把一年均勻分作二十四分，每過15．22日，稱為一氣。這樣的氣，稱為「平氣」。但實際上太陽在天球上的運轉是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反映。地球走到近日點時，速度最快，因而天上的太陽運動速度也是最快；地球走到遠日點時，速度最慢，此時天上的太陽也最慢。因此，當平氣的春秋分時，太陽並不在黃赤道交點上，每兩個平氣間太陽走的黃道度數也並不相等。東魏、北齊（公元534—577年）時人張子信，他居住在海島上三十多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根據他三十多年的經驗，他發現一年裡面，日月行動的快慢不齊，同時發現了日月蝕的規律。月行的遲疾，漢代已經有人推測出來，而日行的盈縮這是張子信首先發現的。張子信認識到太陽運動的不均勻性，「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他在這方面的發現，不但對日蝕的預告幫助很大，同時對太陽運動的規律也有所了解。隋代劉焯撰《皇極曆》時，吸取了張子信在這方面的新成果，立盈縮纏差法。但是劉焯認為太陽速度從冬至起逐漸下降，到立春，速度平，又逐漸上升到春分前一日，速度和冬至相等；春分後一日速度最慢，和夏至相同。以後又逐漸上升到立夏，速度平，又逐漸下降到夏至，又是最慢；夏至以後又相反。這分法和太陽實際運動的快慢規律，尚有距離。僧一行在撰《大衍曆》時，糾正了劉焯的錯誤，認為太陽在冬至時速度最快，以後逐漸慢下來到春分，速度平，繼續慢到夏至最慢；夏至以後則相反。這就比較接近地球運動的實際了。一行也認為冬至時最快，沒有分辨出近日點與冬至點的不同，這是由於當時近日點和冬至點相差不到九度，所以不容易發覺出來的緣故。
一行在這樣基礎上，提出了較準確的「定氣」概念。把黃道、周365．25度從冬至開始等分為二十四分。太陽每走到此分線上便是「氣」的時刻。根據觀測，《大衍曆》中規定從冬至到春分共88．89日；太陽行91．31度，經過六個氣；春分到夏至也是六個氣，共93．73日，也行91．31度。秋分前後和春分前後情況相同。每二氣間黃經差相同，而時間間距則不相同。
一行在其《大衍曆》草成之後不久就死了，當時有幾個墨守陳規的天文曆法家，都攻擊《大衍曆》不夠準確。於是就召集在這方面的專家，把《大衍曆》來和《麟德歷》（李淳風所撰）以及《九執歷》（天竺歷，由瞿曇悉達譯出）比較，結論是：「《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執》一、二焉。」（《新唐書·歷志》）說明《大衍曆》比起當時中外其他各家的曆法來，都要精密。
無論張子信也好，李淳風也好，僧一行也好，他們對天文的觀測和曆法方面，雖然有所貢獻，但也有他們的缺點。主要由於他們不能完全擺脫象數和星算之術，使他們著作中蒙上一層神秘的外衣。有些甚至為了迎合時主的喜好，故意作出違反科學的結論來，如一行在推演《大衍曆》時，認為開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都應該看到日食的，結果卻沒有看到，一行認為這不是他的推算錯誤，而是唐玄宗至德感天的結果。這種說法是完全和科學精神不能相容的。
一行在與梁令瓚合作造成黃道銅渾儀，以測量星宿經緯度，他發現了當時星宿位置和古代相比，不獨赤道上位置和距極度數因為歲差關係而有差異，同時黃道上的位置也有不同。他測得從牽牛到東井十四宿，去極的度數，都是古測大而今測小，這是星自南而北移動的緣故；從輿鬼到南斗十四宿，去極的度數，都是古測小而今測大，這是星自北而南移動的緣故。一行從這個事實里，作進一步的推斷，就知道恆星本身在天上的位置，也是不斷地在移動的，並不像一般的說法，認為恆星的位置是永恆不動的，這種移動在今天叫做「自行」。當然當時一行只發現這種恆星自行現象，沒有給予這種名稱。恆星自行，非經過很長時間不能發覺。在西方，哈雷在公元1718年測知天狼、北河、大角三星的黃道度和希臘時代不同，才發現恆星的自行，這時已在一行所測的一千年之後了。
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又詔司天監官屬郭默之等造《寶應五紀曆》行之。德宗興元元年（公元781年）又頒行了《建中正元歷》。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改用《元和觀象歷》。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頒行《長慶宣明歷》。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頒行《景福崇玄歷》。從《大衍曆》以後，曆法雖屢改易，實際大體都沿襲著《麟德》、《大衍》二歷之舊，只作了小小的修改，改換了曆法的名稱而已。
五代的後梁和後唐，都沿用唐《景福崇玄歷》。到了後晉石敬瑭時，司天監馬重績又更造新曆，馬重績採用了唐德宗建中時期術者曹士所定的《符天曆》，後來行之於民間，稱之為小歷，馬重績改名之為《調元歷》。但施行了五年，發現誤差較大，又改回來用《景福崇玄歷》。後周太祖廣順（公元951至953年）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歷》，而民間又行用《萬分歷》。後周世宗於顯德三年（公元956年），又採用了端明殿學士王朴領銜修訂的《欽天曆》。五代時，蜀國先後頒行了《永昌歷》、《正象歷》。南唐也頒行《齊政歷》。據宋人劉羲叟說：「前世造歷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歷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王〕朴亦能自為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新五代史·司天考》）。可見王朴的《欽天曆》，也是在僧一行的科學研究基礎上，又前進了一步。
醫學與藥物學 隋太醫博士巢元方受詔集眾醫於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撰成《諸病源候總論》一書。全書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門，列證候一千七百餘論，唯論病證，不載方藥。書中對內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婦產科、小兒科等各科的病因和病理現象，都作了詳細的敘述，可以說是從漢魏以來在病因證候學方面的一部總結性著作，它標誌著當時醫學界在臨床診斷方面的豐富知識和較高水平。
該書對病因方面的認識，在今天看來，有些是符合於科學的判斷的。如說患寸白蟲（絛蟲）的病因，是由於「食生魚」和「飲白酒（時）以桑枝貫牛肉炙食並生栗所致」（《九蟲病諸候·寸白蟲候》）。在書里並指出傳染病多半是由於外界有害物質所引起的，而且會傳染給別人，所謂「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溫病諸候·溫病令人不相染易候》）。因此強調須要做好預防工作，及時醫療，並加以隔離。書中提到，在傳染病中有許多病是和季節性有很大關係的，所謂「皆由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則民多疾疫，病無少長，率皆相似」（《疫癘病諸候·疫癘病候》）。它對風濕性關節炎的證候，介紹得很詳細。他說：「凡腳氣病，皆由感風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覺……初甚微，飲食嬉戲氣力如故。嘗熟察之，其狀自膝至腳有不仁，或若痹，或謠謠如蟲所喙，或腳指及膝脛灑灑爾，或腳屈弱不能行，或微腫，或酷冷，或酸疼，或緩縱不隨，或攣急……或胸心沖悸……或腹內苦痛……此皆病之證也。若治之緩，便上入腹，入腹或腫或不腫，胸脅滿，氣上，便殺人，急者不全月，緩者或一、二、三月。」（《腳氣病諸候·腳氣緩弱候》）這可以說已經把由於風濕性關節炎而引起心臟病以致死亡的情況，敘述得非常真實了。它對麻風病的各期典型症狀，描述得也頗為全面。它說：「凡癩病……初覺皮膚不仁，或謠謠苦癢，如蟲行，或眼前見物如垂絲，或隱軫輒赤黑，此皆為疾始起……久而不治，令人頑痹……手足酸痛……身體偏癢，搔之生瘡……或頑如錢大，……或如梳……錐刺不痛……眉睫墮落……鼻柱崩倒……肢節墮落。」（《風病諸候·諸癩候》）另外在敘述消渴病證候時，幾次都提到消渴病（糖尿病）容易引起癰疽，這種對疾病的觀察，也是符合科學原理的。它在介紹漆瘡時，還指出有些病患，和人的過敏性有關係。它說：「漆有毒，人有稟性畏漆，但見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終日燒煮，竟不為害也。」（《瘡病諸候·漆瘡候》）此外在書中還用足夠的篇幅來敘述婦女雜病以及妊娠、將產、難產、產後等病二百八十餘論，他對這些病的病因和證候都作了細緻的說明。對小兒科的病因、病理，也一樣作了詳盡的介紹，而且對孩子的護理工作也非常注意。書中說：「小兒始生，不可暖衣……皆當以故絮著衣，莫用新綿也。」又說：「宜時見風日……天和暖無風之時，令母將抱日中嬉戲，數見風日，則……肌肉硬密，堪耐風寒，不致疾病。若常藏在幃帳之內，重衣溫暖，譬如陰地之草木，不見風日，軟脆不任風寒。」並說：「又當消息，無令汗出，汗出則致虛損，便受風寒，晝夜寤寐，皆當慎之。其飲乳食哺……常當節適……兒稍大，食哺亦當稍增。」（《小兒雜病諸候·養小兒候》）可以說對孩子的護理工作，已經介紹得非常細緻而詳盡了。在書里還提到剖腹縫腸的手術和拔除病牙的方法。由於時代的局限，無可諱言，在巢氏《諸病源候總論》里，也摻雜有許多迷信和非科學的東西，這是應該加以剔除的，但這並不妨害這一部專著在中國醫學史的一定地位。
孫思邈，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東南）人。他生於公元581年，歷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公元682年），活到一百多歲才死。唐高宗曾給他諫議大夫的官位，他也沒有接受。他非常博學，無書不讀。《華嚴經傳記》卷五里說他「學該內外，尤閒醫藥。上元、儀鳳之年（公元674至679年），居長安、萬年二縣之境。嘗與人談話，說魏齊人物及洛陽故都，城中朝士，並寺宇眾僧，宛然目擊。」因此唐初修五朝史時，史官往往去向他請教。
孫思邈在幼年的時候，就生過重病，知道醫學的重要，他說：「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以青矜之歲（求學的年齡），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於切脈、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千金要方序》）這樣辛勤的苦學，醫學漸漸入門了。據他自己說：「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之患，斷絕醫門。」他自己一生，「二遭熱痢，一經冷痢」（《千金方》卷十五《脾臟·熱痢》），又「數病癰疽」（《千金方》卷二十二《癰疽》），結果都是自己醫好的。他說學醫的人，不僅要深通古代醫書和經方，而且要涉獵群書，五經、三史、佛典、《莊》、《老》，要無所不讀，知識面一豐富，「則於醫道無所滯礙，盡善盡美矣」（《千金方》卷一《序例·大醫習業》）。他反對把醫道看得非常簡單的這種觀點，說到「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說，而言醫道已了。深自誤哉！」（《千金方》卷一《序例·大醫精誠》）
孫思邈認為做醫生必須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質。他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指人）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千金方》卷一《序例·大醫精誠》）。
孫思邈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已七十歲左右了，整理出他那一部不朽巨作《備急千金要方》三十捲來。又稍後二十多年，快到他一百歲的時候，又把他另一重要著作《千金翼方》三十卷也整理了出來。為什麼稱之為《千金方》呢？據孫思邈在自序里說：「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為名也。」這兩部書，是集唐以前經方大成的總結性著作。宋林億在《新校備急千金要方序》中說這部書「上極文字之初，下訖有隋之世，或經或方，無不採摭。集諸家之所秘要，去眾說之所未至」，給予它很高的評價。孫思邈在採擇各家經方以及吸取前人先進經驗時，不是漫無別白的，他往往能夠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譬如南齊時名醫徐嗣伯，他的專長是治療風眩病，自稱是「百無遺策」。孫思邈就把他的驗方全部收在《千金要方》里。又如腳氣病，「自永嘉南渡，衣纓士人多有遭者，嶺表江東有支法存、仰道人等，並留意經方，偏善斯術。……又宋齊之間，釋門僧深師仰道人，述支道存等諸家舊方為三十卷」（《千金要方》卷七《風毒腳氣》）。孫思邈認為僧深的腳弱方，其中有的是收到一定治療效果的，因此選擇其中「灼然有效」的，收進《千金要方》里來。又如唐高祖武德中，有甄權新撰《明堂圖》，對人體針灸穴位，說得較前詳細，孫思邈就虛心地向他請教，把甄權的《明堂圖》中某些可以吸取的成果，寫進《千金翼方》里去。除了前面所講到的幾家被採錄以外，還有如東晉安北將軍范汪所著的《范汪方》百餘卷，南朝宋徐文伯所著的《徐文伯方》，北齊徐之才所著的《徐王方》，北周姚僧垣所著的《集驗方》，凡是有價值的驗方，都被他采了進去。這些經方，原書已經散佚，幸虧孫思邈把它轉錄下來，得以保存留傳。由此可見，人們稱這部書為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經方大成，一點也不誇大。
《千金方》雖然也以載錄經方為主，但它對疾病症狀的診斷，仍是十分準確。如在描述消渴病（糖尿病）時說這病的特點：一，病渴；二，小便數；三，「食乃兼倍於常」，另外就是「日就羸瘦」，可以說已經簡括地把糖尿病的特徵「三多一少」描述出來了。而且在書中特別指出消渴病患者容易並發癰疽，他說：「消渴之人，愈與未愈，常須思慮有大癰，何者，消渴之人，必於大骨節間發癰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癰也。當預備癰藥以防之。」他並說：「消渴病經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則於瘡上漏膿水不歇，遂致癰疽。亦忌有所誤傷，但作針許大瘡……於瘡中變成膿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死，慎之！慎之！」（《千金要方》卷二十一《消渴》）這種觀察都是非常細緻而與今天科學的結論相一致的。他對關節結核的觀察說：「附骨疽者，以其無故附骨成膿，故名附骨疽，喜著大節解中……小兒亦著脊背。」（《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癰疽》）這也是和今天的認識能夠取得一致的。
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以專章來論述婦產科和小兒科的疾病，並詳細地載錄了有關婦女科和小兒科的經方。他說：「斷臍不得以刀子割之」，這樣可以避免「臍風」（破傷風），這也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他說母親「乳兒……視兒饑飽節度，知一日中幾乳而足以為常」，說明他已經注意到哺乳的次數和分量。他也主張孩子衣服「特忌厚熱」。他還觀察和記載了孩子的發育程序，如說：「凡生後六十日……能咳笑應和人；百日……能自反覆（翻身）；百八十日……能獨坐；二百一十日……能匍匐；三百日……能獨立；三百六十日……能行，此其定法；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處。」（《千金要方》卷五《少小嬰孺方·序例》）這和現代的觀察是完全一致的。
孫思邈在《千金方》里，特彆強調食療，他認為食療勝於藥療。他說：「夫為醫者，當須洞視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藥性剛烈，猶為御兵，兵之猛暴，豈容妄發」（《醫心方·服藥節度篇》引《千金方》）。在這一指導思想之下，因此他提倡服牛、羊乳，又認為服醍醐（猶今之奶油）可以延年，又說胡麻、白麻，可以益人。他指出癭瘤（甲狀腺腫大）除了可服用昆布、海藻以外，還可以用鹿靨（即鹿甲狀腺）來治療癭瘤。又指出豬肝、牛肝、羊肝（含有甲種維生素）可以用來治療雀目（即夜盲病），麋角（鹿茸）、鹿角可以用來治療虛弱，這種對食物營養的看法，幾乎和今天的認識完全一致。
孫思邈在他的著作里，還特彆強調運動的重要性，他主張每日必須「按摩道引為佳」。他介紹了兩套柔軟體操，一套是「天竺國按摩法」，一共是十八種姿勢；一套是「老子按摩法」，一共是四十九種姿勢。他說：「但是老人日別能依此三遍者，一月後，百病除，行及奔馬，補益延年，能食，眼明輕健，不復疲乏。」（《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孫思邈能夠活到一百多歲，可能與他這種重視按摩和柔軟體操有一定的關係。
由於時代的局限，在孫思邈的著作里，也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迷信和非科學性的東西。譬如說，他認為齒病是由於齒病患者在月食之夜吃東西的緣故；人被魚骨鯁住喉了，只要說：「鸕鶿！鸕鶿！」骨頭就咽下去了。在《千金翼方》最後的兩卷，稱為《禁經》上、《禁經》下，全部是迷信可笑的東西，如這裡面認為瘧病是有瘧鬼的，只要一念符咒，瘧鬼就逃跑了，於是他介紹這一套咒語說：「登高山，望海北，水中有一龍，三頭九尾，不食諸物，唯食瘧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來索。瘧鬼須屏跡！不伏去者，縛送與河伯！急！急！如律令。」這種可笑的迷信糟粕部分，我們應該加以摒除。
王燾，唐玄宗時，任相州刺史，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撰成《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門，載方六千餘論，這也是帶有總結性的一部著作，不過由於他離開孫思邈的時代不太遠，因此在驗方的搜羅上，很難超過《千金方》。但王燾在編撰這一部書時，無論引用巢氏《病源》或各家經方，都詳細注出引書出處和卷數，因此對保存古代經方的原來面目方面，有較大貢獻。譬如說用牛肝來治療夜盲，他注出始於僧深，用豬肝來治療夜盲，他注出見於《千金翼方》，用羊靨來治療癭瘤，他注出見於初虞世《古今錄驗方》，這對於古代醫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的素材。這一部書的編成，不僅對國內有較大影響，同時也影響了日本的醫學界。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賴著《醫心方》三十卷，其體裁就是仿效《外台秘要》來編纂的。
在驗方的傳布方面，隋煬帝曾下敕撰集《四海類聚單方》十六卷。唐玄宗又下敕撰集《開元廣濟方》五卷，在《廣濟方》里，提到黃連治痢，《醫心方》卷十一引《廣濟方》云：「治雜痢」，「黃連一兩，乾薑一兩，熟芨一兩，附子一枚炬，蜀椒十四粒，阿膠如手大，炙。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絞去滓內膠，更上火煎膠烊，分溫三服。」
唐德宗也下敕撰集《貞元集要廣利方》五卷，除了用黃連、當歸來治療赤白痢之外（見《醫心方》卷十一），還採用昆布、海藻來治療甲狀腺肥大。《醫心方》卷十六引《廣利方》云：療癭結氣方，「昆布二大兩，暖水洗去鹹味，寸切，小麥三大合，以水二大升，煮取小麥就，擇取昆布，空腹含三五斤，津液細細咽之，日再含。」《廣利方》也推薦用犀角來治療兒童的高燒，《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卷十七引《廣利方》云：犀角，「治孩子驚癇不知人，迷悶，嚼舌仰目者，犀角末半錢匕，水二大合，服之立效。」
除了由政府來搜輯驗方，加以編錄，推廣到民間以外；唐代的朝士，也有深懂醫道的，他們也搜錄了不少有靈效的驗方，傳播民間，著名的有甄權《古今錄驗方》、楊炎《南行方》、陸贄《集驗方》、劉禹錫《傳信方》、李絳《兵部手集方》等等。
甄權著有《藥性本草》之外，又著有《古今錄驗方》，惜原書散佚，《醫心方》卷三引《錄驗方》云：「經言諸取風者……此人間庭巷門戶窗牖之徑氣耳。天無風之日，恆有徑風，人長居其間，積日月，此能虛人肌理，入人百脈，攻人五藏六府，則致病焉。復有野間廣澤都亭成徑風，亦不可居臥也。復有眠坐恆使人扇之，亦能生病，但小輕於徑穴中耳。」「古洛陽市有一上貼（收物質錢，猶後世之當鋪）家，最要貨賣倍集，但貨主周年中必得病致死，遂成空廢……有一乞兒，常出市乞，每歲輒見貨主非復舊人，乞兒……便看貼中，唯見貨主坐處，背約一柱，有一蟲食穴，故最有風貫過，如針頭大，正射坐人項，即是風射處。乞兒計病源，一品人坐所，當是其項所對，死當由此。便詣市官，求貼坐之，釘塞此孔，然無復病。」對腦後來風，強調到喪命程度，文字也刻畫細緻，雅俗共賞。
楊炎，德宗朝宰相，他未入相前，嘗貶道州（治弘道，今湖南道縣）司馬，著《南行方》，原書久已散佚，《本草綱目》卷十七狼牙條蟲瘡瘙癢下引楊炎《南行方》云：「六月以前，采狼牙葉，〔六月〕以後用根，生咀，以木葉裹之，火炮熱，於瘡上熨之，冷即止。」
陸贄，德宗朝宰相，後貶忠州（治臨江，今重慶忠縣）別駕。「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只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新唐書·陸贄傳》）。原書散佚，《醫心方》卷三引《集驗方》云：「治風，頭眩欲倒，眼旋屋轉，頭腦痛，防風枳實湯方。」用來治療。
李絳，憲宗朝宰相，曾為兵部尚書，著有《兵部手集方》。惜原書散佚，《本草綱目》卷十二上人參條引《兵部手集方》云：「飲食入口即吐，困弱無力垂死者，上黨人參三大兩，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熱服，日再。兼以人參汁入粟米雞子白薤白煮粥與啖。李直方司勛於漢南患此兩月余，諸方不瘥，遂與此方，當時便定，後十餘日，遂入京師。絳每與名醫論此藥，難可為儔也。」
劉禹錫，元和初政，貶為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司馬，後遷連州（治桂陽，今廣東連州）刺史，轉夔州（治奉節，今重慶奉節東）刺史。他在貶所，著有《傳信方》。《本草綱目》卷二十九杏仁條下引《傳信方》云：「補肺丸治咳嗽，用杏仁二大兩，山中者不用，去雙仁者，……連皮尖於砂盆中研濾取汁，煮令魚眼沸，候軟如麵糊即成。以粗布攤曝之，可丸即丸服之。食前後，總須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忌白水、粥。」
上面提到的單方，是人名爵里可以查到的，也有一些單方，只知年代，人名爵里已經無法查考。如《醫心方》卷九引唐軼名《拯要方》云：「療上氣氣逆滿，喘息不通，呼吸欲死，救命湯方：麻黃八兩，去節，甘草四兩，大棗四十枚，夜干如博子二枚，右以井花水一斗，煮麻黃再沸，納余藥，煮取四升，分四服，入口即愈。」可見用麻黃來治療哮喘，也極其普遍了。
繼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以後，在唐高宗顯慶四年（公元659年），由司空英國公李勣（即徐世勣）領銜，而實際參加這一編纂工作者有朝議郎行右監門長史騎尉蘇敬、登仕郎行禮部主事雲騎尉顏仁楚、登仕郎守潞王府行參軍吳世哲、太子藥藏局丞飛騎尉蔣義方、朝議郎行太常寺太卜令上騎都尉賈文通、兼太子洗馬弘文館學士孔志約、朝議大夫行太史令輕車都尉李淳風、中散大夫行太常正上護軍呂才、兼太常寺醫丞雲騎尉蔣元昌、太常寺太醫令許弘感、朝請郎行太常寺太醫令蔣李、朝請郎守太子藥藏監上騎都尉吳嗣宗、朝散大夫行太子藥藏監蔣孝、給事郎守尚藥局侍醫雲騎尉巢孝儉、尚藥局直長雲騎尉許弘真、朝議郎行尚藥局直長飛騎尉藺覆、朝議郎守尚藥局奉御騎都尉蔣孝璋、朝散大夫尚藥局奉御上騎都尉朝豕、中大夫行尚藥局奉御許存崇、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等人。這部《唐本草》，亦稱《英公唐本草》。撰成問世以後，全書五十三卷，其中《本草經》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這一部書在編纂之先，先由政府下令「普頒天下，營求藥物」，因此「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孔志約《唐本草》序）。因而所載的藥物，又較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增多了一百十四種，一共收錄到八百四十四種之多。這部《唐本草》的修撰，可以說是中國欽定藥典的結集創舉，同時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制定的藥典。可惜這部藥典已佚，只在日本保留下《本草經》十卷，是全書內《本草經》部分二十卷的二分之一。但它的主要內容，由於後世修訂的《本草》輾轉引用，因此大部分還保存下來了。
日本所流傳保存下來的《新修本草》十卷，即《唐本草》殘存本十卷，其中所引藥物，如「犀角，味苦咸酸寒」，「除邪，不迷惑魘寐，療傷寒、溫疫、頭痛、寒熱諸毒氣」。「案犀有兩角，鼻上者為良」。如提到「零羊角（羚羊角），味咸苦寒，微寒無毒。主明目益氣，起冷去惡血注下，辟蠱毒……安心氣……療傷寒時氣」。如「鹿茸，味甘酸溫，微溫無毒……益氣強志……羸瘦，四支酸疼，腰脊痛……泄精溺血」。如「麝香，味辛溫無毒，主辟惡氣……婦人產難墮胎」。一直到今天，這四種藥物退燒用犀角羚羊，補虛用鹿茸，外科把麝香作為引藥，皆有特效。又如「牛乳微寒，補虛羸，止渴下氣」。「羊乳溫補寒冷虛乏」。如「酪蘇（酥）微寒，補五藏，利大腸」。「蘇（酥）出外國，亦從益州來，本是牛羊乳為之。自省法，佛經並稱乳成酪，酪成蘇（酥），蘇成醍醐，醍醐色黃白，作餅成甘肥」。「然蘇有牛蘇、羊蘇，牛蘇勝於羊蘇」。「醍醐味甘平無毒，主風邪痹氣，通潤骨髓……功優於蘇（酥）。在蘇中，好蘇一石有三四升醍醐」。如「阿膠，味甘平微溫無毒。〔主治〕腰腹痛，四支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丈夫少腹痛，虛勞羸瘦……久服輕身益氣。煮牛皮作之，出東阿」。如「羊肉，肥甘大熱，無毒」。「羊腎，補腎氣，益精髓」。如「石蜜，味甘寒，無毒。主心腹熱脹，口乾渴，性冷利，出益州及西戎。煎煉沙糖為之。作餅塊，黃白色」。「沙糖，味甘寒，無毒，功體與石蜜同，而冷利過，甘蔗汁煎作，蜀地西戎江東並有，而江東者先劣今優」。如「胡麻，味甘平無毒，主傷中虛羸，補五內，益氣力，長肌肉，填髓腦，堅筋骨」，「久服輕身不老，明耳目，耐肌延年，以作油（麻油），微寒利大腸」。此外也講到「柏實味甘平無毒，主驚悸，安五藏，益氣除風……久服令人潤澤美色……生太山之谷」。如「酸棗，味酸辛無毒」，「煩心不得眠」。如「枸杞，味苦寒，無毒，補內傷大勞……堅筋骨，輕身能老，耐寒暑」，「俗諺雲『去家千里，勿食羅摩枸杞』，此言補益精氣，強盛陰道也」。如「杜仲，味辛甘平溫無毒。主腰脊痛，補中益精氣，堅筋骨……久服輕身能（耐）老」。這些藥物，到今天還經常服用著，且著神效。
除了由唐政府修撰這部《新修本草》以外，私人在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其著名的，唐初人甄權著有《藥性本草》。原書已經散佚，但《本草綱目》引其佚文，如卷五十一上犀角條引甄權《藥性本草》說到犀角的功能，「解大熱，散風毒……療時疫，熱如火煩，毒入心，狂言妄語」。犀角有退熱退燒的獨特功能。又在同卷中提到《藥性本草》有關羚羊角的功能，說它能「治一切熱毒風攻注，中惡毒風卒死，昏亂不識人……治小兒驚癇」。對犀角羚羊角的作用，比唐《新修本草》介紹得更詳細。對胡麻的介紹，也比唐《新修本草》更為詳細。《本草綱目》卷二十二引《藥性本草》云：「巨勝（即胡麻之別名）乃仙經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靜神丸，治肺氣，潤五臟，其功甚多，亦能休糧，填人精髓，有益於男子。患人氣虛而吸吸者，加而用之。」
孟詵，武則天時，以進士擢第，官至同州刺史。卒於睿宗之世。詵著有《食療本草》，惜已散佚。《食療本草》顧名思義，從食療入手，這是值得人們取法的。《本草綱目》卷三十引《食療本草》云：「梨，治咳嗽」。「又方搗〔梨〕汁一升，入酥蜜各一兩，地黃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咳嗽，須喘急定時冷食之」。又「暗風失音，生梨搗汁一盞飲之，日再服」。又提到「胡桃……常服令人能食，骨肉細膩光潤，鬚髮黑澤，血脈通潤，養一切老痔」。《本草綱目》卷二十八引《食療本草》云：「冬瓜熟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煉五藏，為其氣故也。欲得體瘦輕健者，則可長食之。若要肥，則不食也。」
陳藏器，唐玄宗時，官三原縣尉，著《本草拾遺》十卷。藏器「博極群書，精核物類，訂繩謬誤，搜羅幽隱」（《本草綱目》卷一上引），對藥物學的貢獻也很大。《本草拾遺》原著雖亡佚了，但它很多佚文，被收在《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兩書中，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
李洵，著有《海藥本草》，記南方海上所產藥物及其療效，記載頗為詳悉。原書今已散佚，《本草綱目》中收有佚文。《本草綱目》卷三十一椰子條下引《海藥本草》云：「椰樹狀如海棕，實大如碗，外有粗皮……皮有漿似酒，飲之不醉，生雲南者亦好。」「治吐血，水腫，去風熱。」「多食，冷而動氣。」又《本草綱目》卷四十三引《海藥本草》云：蛤蚧，「生廣南水中，夜居於榕樹上，雌雄相隨，投一獲二。近日西路亦有之，其狀雖小，滋補一般。俚人采之，割腹，以竹張開，曝干鬻之。」一直到今天，蛤蚧還被認為是最好的強壯劑。以上各種《本草》，都是藥物學方面的重要典籍，可惜原書大半散失，我們現在只能在宋人唐慎微所輯的《政和證類本草》和明人李時珍所輯的《本草綱目》的轉引中，窺見其一鱗半爪而已。
隋李春的趙郡安濟橋 趙郡安濟橋，在今河北趙縣城南五里，橋跨水之上，是隋大業初年（約大業元年，即公元605年前後），工匠李春等所造。這座橋從造成到現在已經一千三百多年的時間了，但還是非常堅固完整，兩邊橋基下沉水平差只有五厘米，在華北沖積平原上能夠這樣固定地不往下沉，是很不容易的一樁事情。
安濟橋是一座空腔式結構的石橋，空腔式石橋亦稱空撞券式或敞肩式，這是石拱橋結構中的一種先進的構造方法。它是在大拱券的兩端拱背上，又介以四個空拱小券。安濟橋這樣的構造方法，是完全有需要的，因為當河上流井陘山區多雨的季節，山洪大發，水流湍急，就必須應用這空腔小券，來增加過水麵積，使暴發的山洪可以溢空而過。這樣做，既減低了上游的水位，同時也減輕了水流對橋身的衝擊力量。正如張嘉貞在《石橋銘序》所講到的：「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盪突，雖懷山（懷山襄陵，形容洪水的泛濫）而固護焉。」而且這種兩端應用四個空腔小券的方法，也減輕了橋身的自重（約可減輕五百餘噸），同時也大大節約了橋台橋基的尺度與材料。由於橋身的重量減輕和減輕了洪水對橋身的衝擊力量等原因，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橋身的安全程度。空拱小券的應用，是李春的巨大創造，在當時建築技術來講，這一構造方法，也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安濟橋的奇特之處，就是它的低矢跨的大弧形拱券。這個拱券，由二十八道拱圈並列砌成。橋的長度37.45米，其拱高（矢）僅7.23米。矢跨比例，僅一比五，這種低矢跨比率，在世界石拱橋中，極其罕見。由於矢跨比率低，橋的坡度非常平緩，便於車馬來往。
安濟橋大小拱均採用了並列式的砌券方法，大小拱各由二十八道單獨的拱券組成。這種並列式的砌券法，有其優點，即在施工時，可以單獨施工，由於二十八道拱各自獨立，如遇拱石破壞時，不致影響全橋，並可個別抽換嵌補新石，修補方便；如遇橋基發生傾陷時，也不至於影響全橋。但也有它的缺點，即二十八道拱券之間缺乏橫向聯繫，李春在設計時，考慮到了這一弱點，所以他採用了五種方法來補救。一，橋中有「收分」，使外面的拱券向內傾，以防外倒；二，用了五根大鐵桿把二十八道拱券拉聯起來；三，二十八道拱背上鋪了大塊「伏石」，借壓力與摩擦力拉聯；四，在橋兩側用曲尺形的勾石把外面的拱石向內勾著；五，拱與拱之間，用了許多銀錠、鐵榫拉聯。通過以上五種補救方法，橋身自然就非常堅固，彌補了二十八道拱券缺乏橫向聯繫的缺點。
安濟橋的造型藝術，也極為優美。由於它採取最低矢跨比率使橋身形成坡勢低平的曲線，使人望之有「初月出雲，長虹飲澗」（《朝野僉載》）的美感。在大拱背上辟四個小拱，除了有它實際功能以外，在藝術造型上，也打破了原來平淡的三角面，使它更顯出玲瓏夭矯的姿勢來。
橋面兩側原有的石欄杆，其雕刻是非常精緻的。張嘉貞在《石橋銘序》中譽之為：「是其欄檻華柱，錘斫龍獸之狀，蟠繞拏踞，睢盱翕，若飛若動」，可見十分生動。可是經過一千多年時間，所有欄板，大部分倒塌進水裡去了，後世往往用粗糙的石板或磚瓦臨時砌成護欄來代替欄板，這和這座雄偉秀麗的拱橋很不相稱。解放後，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整工作，把倒塌在水裡埋之有千年之久的石欄杆，全部挖掘了出來。這些望柱欄板，雕刻得十分精美，「磨礱密緻」（《朝野僉載》），望柱上雕刻著凸起的蟠龍、獅子頭，欄板上雕刻著各種姿態的行龍，十分生動。刀法蒼勁樸質，布局變化多端，表現出高度的藝術水平。這一修整工作到1958年基本完成，經過修整後的安濟橋，面貌一新，更顯出它雄偉的氣魄來了。
輪船的製作 據《舊唐書·李皋傳》：皋「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新唐書·曹王明傳嗣曹王皋附傳》記載這段事，文字更為簡省：皋「教為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駛於陣馬。」用兩個大的輪子，挾船左右，船工在船內以足操作，使輪運轉，推動前進，速度可抵帆船和跑馬那麼快。可惜左右兩輪的結構和板片，都是用木材來做的，在水中浸泡稍久，就容易腐爛。大概當時還不迫急需要這種輪船，因此這一技術沒有機會獲得進一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