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百話 · 98.唐人詩論鳥瞰

本文目的在將唐人關於詩的評論研究作一個鳥瞰。其實，我在講詩的時候，已隨時接觸到這一方面的情況，本文只是再綜合一次而已。詩論、文論，都屬於文學批評，是文藝學的一個專題。關於唐代詩論，已有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方孝岳諸家的專門研究成果，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講得都很詳盡，讀者可以參閱。我也沒有能力講得更多，更好些。此外，陸佩如的《中國詩史》，也講到過唐人詩論，讀者亦可與各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參詳。因此，本文只是把唐人詩論作一個簡單的提綱，所以名之曰鳥瞰①。 文學批評，產生於文學繁榮的時代。繁榮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唐詩在繼承齊、梁、陳、隋及北朝的基礎上，逐漸繁榮，逐漸形成了本時代的文化特徵。王、楊、盧、駱以後，詩風大盛，作為唐詩第一個特徵的律詩，在聲律、體制等各方面都成熟了。從初唐到中唐前期，詩人們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格詩的「格」和律詩的「律」。我們合稱為「格律」。漢魏以來傳統的五言古體詩，唐人稱為格詩。格詩要講究「風骨」。這個名詞，到晚唐時，皮日休、陸龜蒙寫作「風格」。可知，風格就是風骨。後世文論家沒有注意這一字之變，往往把風格與風骨認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講不清楚。律詩的「律」，是指音律而言，不是「法律」、「規律」的「律」。所以唐人論律詩，都注意於詞句的音樂性。 初唐時期的詩論，較多的是關於律的研究。齊梁詩人沈約首創的四聲八病說，在這個時期被重視而採用了。四聲是平、上、去、入。在兩句詩中，要使字聲和諧，就創造並確定了調聲的方法。就是所謂「平仄粘綴」。八病是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都是上下二句之間的聲病。例如平頭是指上下二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聲。如「芳時淑氣清，提壺台上傾」一聯中，芳、提，都是平聲；時、壺，也都是平聲。讀起來就不美聽了。這叫做犯了平頭之病。「避忌聲病」，也是當時詩人所十分注意的。 律詩要用對偶句。如何作對，也是初唐人最關心的。上官儀首先歸納出六種對法：(一)正名對(即的名對。如以「天地」對「日月」)。(二)同類對(如以「秋雨」對「春風」)。(三)連珠對(如以「微微」對「漠漠」。又名疊字對，重言對)。(四)雙聲對(如以「槐黃」對「柳綠」。用雙聲字)。(五)疊韻對(如以「旁皇」對「尚羊」。用疊韻字)。(六)雙擬對(如以「花明柳暗」對「月白風清」)。此後就有人接著研究對法。元兢作《髓腦》，提出六種對法。崔氏提出三種對法，皎然提出八種對法。 有一個日本和尚弘法大師，在貞元年間來中國求佛法。他也關心中國詩學。抄集了不少中國詩學資料，回國後編成一書，名曰《文鏡秘府論》，以供日本詩家借鑑。我國初、盛唐時期有許多研究詩格的著作，例如元兢的《髓腦》，王昌齡的《詩格》，至今均已亡失，幸虧《文鏡秘府論》中還保存了一部分。《文鏡秘府論》的內容，即以研究聲病為主，據此書的記錄，八病已擴大到「二十八種病」，對法已增添到「二十九種對」。根據此書所反映的情況，可知唐代初期的詩論，集中於研究律詩的聲病及對偶。 關於詩的風骨與作用，未見有專書論述。但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慨嘆於「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李白作《古風》詩，也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杜甫作《戲為六絕句》，以表示他的詩學觀點。他以為作詩應「方駕屈宋」，不應作「齊梁後塵」。這些論調，雖然僅見於片言隻語，都分明看得出他們在詩的辭藻及思想內容兩方面，都主張恢復到魏晉以上，直到《詩經》、《楚辭》。 元結編《篋中集》，就是針對當時詩家只講究聲病而不注意詩的內容及作用的。他在序文中說：「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他雖然批評近世詩人的「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但並不否定這種詩。他以為這種「會諧絲竹」的詩，只能用於私室宴會，讓歌兒舞女去謳唱，以供嬉樂，而正宗的詩，則必須風骨雅正，為「方直之士」、「大雅君子」所「聽而誦之」。這個觀點，就為後來白居易把詩分為諷諭、閒適、感傷三類的根據。 貞元、元和、長慶這一段時期，經梁肅，柳冕、權德輿、獨孤及而至於韓愈，古文運動的文藝理論在唐代文學的發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許多思想觀點，從初唐以來已有人分別提到，但到韓愈才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他在捍衛儒道的基本思想上，對文學的社會作用與創作方法，提出了明確的口號。他主張「文以載道」，就是說文學作品要有思想性。一般詩人都以詩的功能為「緣情體物」，即歌詠事物，以抒發性情。「載道」就是對「緣情」的否定。他主張為文要「能自樹立，不因循」。又主張為文要「務去陳言」，「詞必己出」。都是提倡文學的創造性，反對摹仿古人，反對襲用陳言濫調。這些話都是針對當對文風的弊病而說的。 白居易對詩的觀點，更為積極。他在給元稹的一封長信中痛快淋漓地講了詩的意義和作用。他主張詩要為政治服務。在上的統治階級應當「以詩補察時政」，在下的詩人應當「以歌泄導人情」。詩必須通過比興手法寓有諷刺時政的作用。所謂「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否則，但有美麗的佳句，而不起諷諭作用，無益於治道，那就只是「嘲風雪，弄花草」的無聊作品而已。他說自己在年輕時，做過許多詩，朋友都以為好。其實還沒有認識到作家的任務，年長做官以後，與人談話，常常關心時事；讀書史時，多研求政治得失。於是，才知道文章應當為時代而作，詩歌應當為時事而作。這些話，就是說文學創作必須能夠反映時代和社會。白居易的詩論，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學中現實主義的理論，但另一方面，也還是繼承並發揚了「六義」的傳統詩教。 從韓愈到白居易的詩論，雖然如洪鐘震雷，驚動當代。但在同時代詩人的實踐中，可以說沒有起多大的作用。溫飛卿、李商隱反而把綺辭麗句推上了高峰。賈島、姚合，仍然依靠風雲花草，才能成詩。這時的詩家，已不必再研求四聲的粘綴和八病的避忌，他們所注意的是搜集許多可以摹仿、抄襲學習的佳句。編成一本摘句圖，作為自己的「枕中秘」。例如齊已有《玄機分別要覽》一卷，摭錄古人詩聯，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分類法。姚合有《詩例》一卷，亦是摘取古人詩聯，敘其措意，各有體要。李洞有《詩句圖》一卷，取賈島警句五十聯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聯。鄭谷有《國風正訣》一卷，亦是摭取諸家詩聯，分為六門，註明其比興意義。這些書現在都不傳了。現在只存皎然的《詩式》五卷，張為的《詩人主客圖》一卷。這兩種書，仍是以摘選佳句為主。總之，從中唐後期至唐末，詩學研究都集中在律詩的句法。 司空圖的《詩品》一卷，是唐代詩論中突出的著作。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詩描寫二十四種詩的境界，或說風格，例如他描寫「典雅」的詩境云：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詩寫得很好。但要從這樣一首詩中體會典雅的詩境，至多也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詩銘，我以為不能算是文學批評。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 ①「島瞰」是個外來語，中國原來沒有。它是bird—eyeview的譯語。如鳥飛空中，俯瞰大地，雖見全形，實在只是一個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