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回憶錄 · 十九、入蜀記

余於一九四四年春，受武漢大學之聘，時武大遷在四川樂山也。既而湘桂戰事起，日寇陷長沙。學校謀遷湘西，提前放假。師生之湘籍者皆返鄉。入蜀必經湘桂路，日寇方攻衡陽，聞火車僅通至冷水灘。啟東新寧人[1]，謂余可至其家轉冷水灘。時有新寧學生數人歸鄉，因與偕行。同行者尚有一段姓老婦，周南女中之職員也；又有夏姓女，為周南中學學生[2]，亦新寧人，嫁陳氏。啟東猶以事未行，其夫人子女則先已返，並約於新寧之回龍寺相晤。 自發藍田第一日，乃于田心坪宿[3]，次日抵邵陽，暫止逆旅。邵陽城中人皆謀遷鄉，舟轎皆無雇處。市上人往來匆遽，一若不保朝夕。入夜，諸生覓得一舟，駕舟者為新寧人姓夏，余與段、夏登舟，諸生則委行李舟中，徒步而返。舟逆芷水而上，一日不過十餘里，遇雨則停舟以待。芷江兩岸多山，山水映發，景物絕佳。所經村落，寧謐若不知有戰事。行數日，始抵回龍寺，亦一村落也。啟東約於劉姓家相晤，余與夏女乃登岸，入劉宅，則啟東已至。啟東後餘二日行而先至，則舟行緩也。啟東行時，聞國師將遷漵浦雲。是夜寄宿劉氏。 次日與啟東偕行，行李置船中，段姓老婦纖足不能步行，猶留船中。此間橋之大者，上皆有亭，有人於此賣茶，行久力乏則息於橋亭。所經見有陸羽祠，大書橫額曰「作唐一經」。是夜，投宿李姓家。李姓者曾任福建某縣長，款客甚殷勤，余與啟東共宿一室，即主人之寢室也。床上有台灣所出草蓆。門外綠草如茵，牛犢四五，或臥或齕草，風景如畫。又一日，宿蕭姓家。夏氏女之夫家亦即在此，遂別去。是日途中遇雨，衣屨皆濕，主人設炭盆烤之使干。又一日抵白沙，啟東家在焉。寓啟東家二日而船始至。段姓老婦婿女在新寧縣中，仍乘舟上溯。是日，修睦、彭鐸及數學系講師李新民及其未婚妻譚（中文系本屆畢業）均來。鄧氏屋小不能容，移居於小學課室中，時值暑假，校中無人也。余等並席地而臥。 自發藍田，七八日間於戰訊一無所知。至是，始知衡陽尚堅守未陷。火車仍通至冷水灘。余亟欲西行，而由新寧至冷水灘或東安，不通舟車，中隔山嶺，時有寇盜掠旅客行李。余孑身無伴，不能遽行，在白沙逗留殆月餘。其間一至新寧縣城。湘軍將帥劉長佑、劉坤一皆新寧人，兩家比屋而居。其他任提鎮者又數人。坤一家富，後裔大抵無賴不讀書，為鄉人所惡。長佑之後，弘度先生治文學，某治古建築史[4]，並執教大學，有盛譽。弘度之侄與啟東少相友善，大革命時即加入共產黨，其後被捕，陷囹圄中七八年，西安事變起，蔣介石被迫抗日，大赦政治犯，始得出，解放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5]。城中有楚南中學[6]，啟東曾任校長，校董劉某，亦弘度侄也，於校設宴相待[7]。新寧地鄰粵西，於縣城高處南望，山林絕秀麗。 居白沙月餘，戰事寂無聞，無報紙可閱，並無收音機，然頗聞日寇投擲炸彈聲日益近。蓋其時衡陽殆已不守，而新寧仍晏然不知也。忽有訊言東安有庫儲鹽甚多，言將開庫任人取攜。於是白沙鄉人數十[8]，持縣鄉文牒，荷擔而往，余因得隨行。為首者唐某，以余同姓，甚關注，山行險峻，則以二人扶掖而上。暮抵東安，凡購票[9]、擔行李，皆唐某相助，並送余上車，可感也。 既上車，則座無隙地，余有行李，又不能舍之覓座，甚窘。忽一少年呼余，視之，知為國師學生，自云何某，本體育系畢業，因言馬志琳亦在臥車上，請余往，遂助余挈行裝行。至臥車，則志琳攜其妹與何君同應廣西宜山師範學校之聘。余方苦無伴，見之甚喜。彼三人各有榻位。余日間山行殆六七十里，疲極，遂偃臥榻上。既而車長來，謂旅客多，命皆坐毋得臥。余困極，雖起坐，猶得倚壁假寐。至柳州，當易車，止宿旅舍。余本當逕至獨山。志琳謂路途勞頓，請偕至宜山稍停數日。余自前日跋涉山間數十里，當日尚不覺，次日至柳州下車，則足脛酸楚，步履甚艱。在旅舍沐浴安臥，雖稍差，仍不良於行，因諾之。 至宜山，遂共赴師校。宜山，山谷貶謫地也。昔誦山谷詩，不意親至其地。國師體育系學生有先在宜師任教者某君，相待均極殷勤。停宜山三日，始乘車赴獨山。何君與體育系某君送余，至車站有溝，適大雨溝溢，某君背負余躍過。某君與何君雖為國師學生，平時素不相接，而待予尊禮甚至，尤為可感。 上車後，旅客擁塞，不獨座無隙地，並地上亦皆堆積行李，旅客皆坐行囊上，余亦如之。宜山至獨山不過一日程，而車行時停，每停車，或至數小時，蓋皆待運兵之車。如此，凡五日始達獨嶺。上車第一日，尚有飯或面供應；次日則並水亦竭。然車停，必有鄉人持餅餌或飯，並有雞蛋、排骨售之於客。渴則有茶水[10]，故無饑渴之患。又有以盆貯水，待客盥洗。唯兀坐行篋上五晝夜，以此為苦耳。 車抵獨山，時已昏黑。國師生物系講師張君，去歲就任獨山鐵路局扶輪中學，逕往投宿，並請其代購車票。張君言公車票不易購，當為謀乘商車。次日，余往汽車站，則如張君之言，登記者甚多。及返，張君謂有女教師已購明日票赴重慶，行李已交車站，縛置車頂，而其夫忽患病，明日不能行，將往退票，如余急欲行者，此票可轉讓，但已憑此票託運行李，不退票則不能取行李。計唯代之攜行李之貴陽，而此時又不能以同一之票再託運余之行李。張君曰：女教師之夫病已稍差，不日當愈，愈後女教師仍將赴貴陽，可留余之行李由彼攜至貴陽，留一地址，彼此交換。餘思至貴陽後，旬日間恐亦不能成行，則此計亦良得。國師史地系講師王炳庭方任教於貴陽師院，因以炳庭寓所以交換之地[11]，留貯被褥之行囊托彼攜至貴陽，而自攜一箱及貯講稿之帆布包以行。此兩件體積較小，可挈以登車也。議定，遂於次日行。 抵貴陽，假宿逆旅。貴陽有中國旅行社，訪之，則雲登記者一月不能成行。留逆旅三日，以女教師之行李交王炳庭，而彼尚未至。國師中文系教授錢子厚與余交善，去歲就貴陽大學之聘，因往訪之，即留寓貴大。子厚欲留余於貴大任教。余既受武大之聘，謝之。貴大在花溪，省中名勝也。子厚為余以購票事謀之校中同人，數日無音耗。既而聞國師體育系講師葛君亦已至貴陽[12]，寓貴陽師院，遂往訪之。葛君言亦將赴重慶，請人購車票，今得有二介紹信，皆有力者，可以其一授余，當無不諧，大喜出望外，然猶不敢信其必有成。急赴車站，逕見站長，以介紹信授之。不意站長持信去，即以次日之車票二授余，蓋信中言葛君夫婦偕行也。余言今且孑身先赴重慶，內眷姑留此，但得一車票足矣。方至車站時，本擬於三數日後行，以待行李，初不料遽以明日票授予也。然得票不易，不敢有他言，只能委行囊而去。日後始知余行後數日，女教師始至，於炳庭處交換。行囊貯炳庭處[13]，其後姚公書至貴師任教，炳庭又以余行囊交公書。十餘年後，公書以書告余，謂中貯物皆朽敗云云。 發貴陽，中經一山甚峻，抵平地止一小車站，司機者雲，車下山時忽覺剎車失靈，然方下行，不可停，幸得無事。司機者雲，恐旅客驚擾，故默不言耳。在小站修理訖復行。夜宿遵義。次日抵重慶。 族兄炳麟[14]，抗戰時於西南經商，緬滇路時尚通[15]，於緬之同登及昆明、重慶設有辦事處[16]，轉運商貨[17]。我弟仲孺於一九三九年隨之去昆明[18]。太平洋戰事起，華僑多返國者，炳麟謀與合作。仲孺能英語，於昆明接待，因與新加坡華僑領袖林順義之孫女美美相識。順義及美美父均已先卒，其母陳嘉庚女也，與母隨其舅陳國慶返國。余至藍田時，仲孺函告與美美婚。國慶及他新加坡華僑侯西反等皆居重慶之沙坪壩，仲孺夫婦亦遂於此構屋而居。余至重慶，即赴炳麟所設之上海公司。仲孺適亦在。炳麟在昆明。族叔元芳及族弟明華亦均在渝，相晤甚喜。居數日，與仲孺偕至沙坪壩。余行囊已棄去，仲孺為制被褥。 其時，前中央大學在沙坪壩，分校在柏溪。國師中文系講師蔣雲從（名禮鴻）任教分校[19]，與余友善，因往訪之。雲從夫人慎靚霞[20]，子厚為作蹇修者也。在柏溪留一宿。時王仲犖亦在此任教，余識仲犖始此。於食堂飯，同桌有朱東潤，知余將去武大，唶曰：「武大人事甚難處，君當慎之。」其後始知，朱本亦任教武大中文系，與同事不諧，去而至中央大學，故有此言。武大中文系與國師略同，惡新文學，葉紹鈞亦不安而去[21]。然其間亦有貽人以口實者[22]。人言高亨講《楚辭》，「目渺渺而愁予」句，釋「愁」為北京土話之「瞅」，言男女目成。馮沅君講《楚辭》王逸注「高平曰原」，乃以「高平」為人名。若此之類。高、馮皆曾在樂山任教而去者。 於沙坪壩留半月，乘船赴樂山。船至敘府，又易小輪船至五通橋。水行至此而止，其上不通航也。船甚小，皆敘府易船，兀坐通夜。同船有樂山紡織學院學生數人，皆上海人。抵五通橋，同宿逆旅。明日當以人力車行。至逆旅後，忽覺所挾行資垂罄，遍搜篋中，更無餘錢，大窘。擬電武大速以錢來。同行之上海學生曰，所短唯人力車錢耳，當以相貸，他日償還可也。次日，乃與紡織學院學生同行。人力車至篦子街，渡河入市。既渡，乃與諸學生別，仍先投逆旅。中文系教授黃耀先，為黃季剛之族侄，善音韻訓詁之學，亦能為古文，子厚舊交也。來時，子厚有書紹介，因先往見之，則子厚已有函至，故已為定寓處，即與耀先同一宿舍，地即在學校比鄰，曰月兒塘。文廟在焉，武大講舍及辦事室均即在文廟，距所寓宿舍不過數武[23]。 * * * [1] 先生本文寫於前揭《記湘行及國立師範學院》文後，故前文提及之人，本文皆用省稱。此處「啟東」指鄧啟東，湖南新寧人，先生國師同事兼好友也。下文「修睦」指李修睦，「弘度」指劉弘度，亦並見前文，不再出注。 [2] 「周南中學」即前揭「周南女中」，為長沙名校，教育家朱劍凡1905年毀家興辦，以《詩·周南》「周之德化先被南方」之義命名，革命者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作家丁玲、胡佩方，中央研究院院士趙如蘭，中國工程院院士鍾掘，馬英九之母秦厚修等，均出該校。 [3] 「自發藍田第一日，乃于田心坪宿」十三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4] 「某」不詳所指。新寧劉氏治古建築最有盛譽者，莫過於劉敦楨，先生或指此公乎？ [5] 「弘度之侄」指劉子載，1926年入黨，曾任高教部副部長，1972年被迫害致死。 [6] 「城中有楚」四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7] 「宴」原作「妄」，疑形近誤寫。 [8] 「人」原作「人人」，衍一「人」字，徑刪。 [9] 「購票」二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10] 「渴」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11] 「炳庭」下原有一「地」字，轉行「寓所」上原有「地址」二字，「地址」被圈塗，疑「地」為漏圈塗者，不錄。 [12] 「葛君」應指葛衢康，浙江海寧人，在國師曾主辦《體育與健康教育》月刊，為當時國內惟一之體育雜誌。 [13] 據上下文，此句前應缺「余」字。 [14] 唐炳麟，1906年生於吳江盛澤，民國元年江蘇省首屆議會議員唐伯文之長子也。1937年隨沈鵬（安徽廬江人，黃埔五期畢業）少將專員赴重慶公幹。1939年在重慶創辦上海公司，任總經理。後移居香港。其子唐仲英，1950年由港赴美，現居芝加哥，為著名企業家，成立「唐氏基金會」，在大陸投資興學，兼作各種慈善公益，頗有影響。今吳江盛澤仍有「唐仲英故居」，已闢為紀念館，表彰其善舉。 [15] 「通」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16] 「辦」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17] 「轉運商貨」四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18] 「一九三九」與「隨之」六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19] 「國師中文系講師」七字干寫，據印痕殘筆補。 [20] 「慎靚霞」應為「盛靜霞」之音誤。盛靜霞為原中央大學二大才女之一，另一為沈祖棻（其夫為程千帆），均工詩詞，有盛名。 [21] 「葉紹鈞」即葉聖陶，1938年11月就任樂山武大文學院教授，1940年7月去職，在武大逗留近兩年，嘗撰《嘉滬通信》，記樂山見聞，頗有影響。 [22] 葉聖陶在樂山武大，與舊學劉賾（字博平）、新學蘇雪林等均交惡，亦有自身之責也。參商金林：《葉聖陶在武漢大學》，《武漢文史資料》2013年第8期，第33—36頁。 [23] 本文至此戛然而止，然語義未竟，似非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