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二五 劉太后
宋真宗原配妻子是潘美的女兒，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後所立的郭皇后，在景德四年（1007年）病故。其後，中宮多年虛位。在眾多的妃嬪中，真宗屬意的是劉德妃。德妃名叫劉娥，益州華陽（今四川成都）人，她出身微賤，是個孤女，不得已十來歲就嫁給當地的銀匠龔美。龔美走街串巷為人打造銀器，她就搖撥浪鼓招徠顧客，雍熙初年，一齊來到了京城。真宗當時封為襄王，他的神女夢只想娶一個川妹子，他一向認為蜀地女子「多材慧」。而龔美因為貧寒正準備把劉娥改嫁，經襄王府給事張耆介紹，劉娥一入王府，就大受寵愛，這年她僅十五歲。但太宗知道這事，即令其子將劉娥逐出王府。這時真宗已割捨不得，便讓她寄居在張耆家。十來年後，直到太宗去世才將她接回重圓鴛夢。其後，她在後宮的地位升遷很快。
《宋史·后妃傳》說劉皇后原籍太原，父祖都是五代高級將領，這是她得勢後為了掩飾自己家世寒微編派出來的。正是基於同一考慮，劉娥做上皇后以後，總以美差為誘餌拉劉姓高官認同宗。她先找權知開封府劉綜攀近族，劉綜稱自己是河中府（今山西永濟）人，沒有親屬在宮中。不久，劉皇后又召見權發遣開封府劉燁，他雖是名族，卻是洛陽人，劉後急咻咻地對他說：「想見一見你的家譜，咱倆恐怕是同宗。」劉燁忙說不敢不敢。
正因為劉娥並不是太原劉氏的破落戶，真宗打算立她為後時遭到大臣們激烈反對。但真宗仍力排眾議，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立她為皇后。她沒有娘家親族，便以前夫龔美為兄弟，改姓劉氏。這樁婚事說明宋代婚姻已經不太注重門第，也表明北宋時婦女改嫁尚未有後來貞節觀念的束縛。
劉皇后生性警悟，通曉書史，朝廷政事，能記始末。宮闈有事，真宗詢問，她都能引據故實，妥善應答，政治才幹頗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春天，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她決斷。在天禧末年罷黜寇準、李迪和處理周懷政事變中，她不但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確立了後黨的絕對地位。
真宗死後，遺詔命尊皇后劉氏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丁謂力主去掉「權」字，王曾說：「稱權足以昭示後世。何況增減詔書，自有法則，竟要率先破規矩嗎？」丁謂這才作罷。次年，改元天聖，「天聖」拆字即為「二人聖」，即指宋仁宗與劉太后兩位聖人。明道是劉太后在世時的第二個年號，「明」字由日月兩字合成，與天聖一樣，也是為了取悅劉太后。從此，她垂簾聽政達十一年，成為宋朝第一位臨朝的母后，仁宗朝前期之政就是她統治的產物。
聽政之初，在進一步貶逐寇準和李迪問題上，劉太后與丁謂是完全一致的。寇準被貶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貶為衡州團練副使。王曾認為貶責太重，丁謂瞪著他威脅道：「你這居停主人還有要說的嗎？恐怕自己也難免吧！」丁謂還派人前去陰謀逼死兩人，寇準要來人拿出賜死的詔書，來人拿不出，他照舊喝他的酒；李迪要去尋短見，被兒子救起。有人問丁謂，倘若李迪貶死，你如何面對士論，他無賴地回答：「將來記史，不過說上一句『天下惜之』而已。」
丁謂為了擅權，勾結入內押班雷允恭，讓太后降詔道：「新帝每月朔望兩次朝見群臣。大事由太后召見輔臣決定；一般政事令雷允恭傳遞給太后，圈定以後頒下執行。」王曾向丁謂指出：「兩宮異處而權歸宦官，是禍亂的先兆。」他認為應該按照東漢故事，五日一朝，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垂簾聽政。但丁謂這時權傾中外，根本沒把王曾放在眼裡。
劉太后旁觀者清，知道丁謂擅斷朝政的種種劣跡，她也知道丁謂要她下的詔書實際上在架空她。當時正為真宗趕修陵寢，丁謂是山陵使，雷允恭是都監。雷允恭聽說山陵移上百步，就可使皇帝多子孫，便自作主張，在丁謂的同意下，移動了陵位，不料地下水上冒，陵寢工程擱淺。王曾瞅准機會向太后單獨奏明了真相，太后便毫不猶豫地以此為機會，處死了雷允恭，罷免了丁謂宰相的職位，將其貶為崖州司戶參軍，終於把朝政大權奪回到自己的手中。當時民謠說：「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劉太后貶黜丁謂大快人心，但她沒有採納民謠的另一半，她與寇準的從政風格都有點自以為是的傾向，兩人是無法合作的。
劉太后聽政以後第一件大事，就是聽從王曾和呂夷簡等人的建議，把天書隨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興建宮觀，廢除宮觀使，有力遏制了大中祥符以來瀰漫朝野的迷信狂熱。在其他朝政上，在她聽政期間也頗有建樹。
一是創設諫院。為了解下情，她在天聖七年恢復了太宗時設立的理檢院。明道元年，她又創立諫院。她並非一概不聽逆耳之言，也有從諫如流的時候。
二是澄清吏治。天聖、明道間，她曾六次下令嚴懲貪官污吏。京西轉運使劉綽為討好邀功，聲稱要把多餘的千餘斛糧食發運京師，她冷笑道：「你認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和魯宗道嗎？他們誰是因為進獻多搜刮的糧食而升官的！」在她的倡導下，當時湧現了范仲淹、王隨、張倫、薛奎等一批廉吏。她還頒布了《約束文武臣僚子弟詔》，防止官員子弟違法亂紀。她要求大臣們把子孫和親族姓名悉數寫上來，詐稱推恩授官之用，實際上卻把各大臣的關係網和裙帶圖張貼在自己的寢殿中，大臣每有進擬差遣，就對照圖表，不是兩府親戚才同意除授。
三是重視水利。經長期施工，終於在天聖五年堵塞了危害九年之久的黃河滑州決口（在今河南滑縣）。天聖、明道間重大水利工程還有長達一百八十里的泰州捍海堰，灌田千頃的舒州吳塘堰等。
四是發行交子。宋初，川陝流通鐵錢，但沉重的鐵錢攜帶十分不便。於是，成都富豪連保印造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但偽造交子也時有出現。天聖元年（1023年），劉太后批准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官辦的交子務，發行官交子。這與她貨泉「欲流天下而通有無」的經濟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五是完善科舉。天聖間，進一步擴大取士名額，嚴密考試制度，新設考試科目，宋代的武舉就始設於這一時期。
六是興辦州學。她得知孫奭在兗州建立州學，便下令賜以學田，作為學糧；其後還賜青州州學《九經》。在她的倡導下，天聖明道間創辦了一些府州學，成為「慶曆興學」的先聲。
對劉太后的治績，《宋史》有一段大體公允的評論：「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無大闕失」。
當然，在她垂簾聽政十餘年間，也倚用宦官、放縱外戚，這往往是母后臨朝的孿生現象，但畢竟沒有達到危害朝政的程度。以宦官而論，儘管後人說她「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內官」，但她重用的羅崇勛和江德明，還沒有資格列入《宋史·宦官傳》，可見其危害不大。
至於外戚，因她本身就沒有盤根錯節的家族基礎，其兄劉美在她垂簾以前已經去世。外戚中唯一位至執政大臣的是錢惟演，他把妹妹嫁給了劉美，後與得勢的丁謂聯姻，是一個專攀高親的無恥之徒。他在真宗生前就是樞密副使，太后垂簾後升樞密使，但不久就以太后姻親「不可與機政」的理由，被解職出朝。後來他兩度謀取相位，都遭到朝論的強烈反對，御史鞠詠甚至表示：倘若相惟演，就當朝撕毀拜相詔書。劉太后也終沒敢讓他圓上宰相夢。
女主聽政，在中國古代總不為正統觀念所認同，因而王曾力爭一個「權」字，劉太后在垂簾之初也不得不許諾「候皇帝春秋長，即當還政」。天聖七年，仁宗已到及冠之年（二十歲），但劉太后絲毫沒有還政的動靜。於是，其後幾年，內外臣僚要求仁宗親政的呼聲越來越高，對這些奏疏，劉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藉故把建議者調離出朝，將大權一直攥到去世為止。
在宋人記載中，頗有劉太后準備效法武則天的說法。明道二年，她打算穿著天子袞冕謁見太廟，參知政事薛奎問她：「大謁之日，究竟作男兒拜，還是作女兒拜？」但她還是穿戴經過改造的皇太后冠服謁拜了太廟。當她命有關部門撰著《謝太廟記》時，卻遭到了抵制，認為皇太后謁廟不能作為後世之法。
劉太后也曾經試探性地問大臣：「唐武后何如主？」以鯁直著稱的魯宗道毫不猶豫地回答：「唐之罪人，幾危社稷！」她默然不語。有討好的臣僚建議仿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她詢問宰執，魯宗道反問她準備拿嗣君怎麼辦，於是她只得作罷。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以為迎合，她擲於地上，說：「我不做這種有負祖宗的事！」據說，她臨死前對著仁宗拉拉自己的天子袞冕，似乎欲有所言，大臣薛奎認為她在示意穿著天子袞冕不能見先帝於地下，仁宗命改用皇后冠服入殮。
雖說劉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則天，但宋代限制女主和外戚干政的家法十分森嚴，大臣、台諫和其他臣僚得以援引諫阻，使劉太后縱有其心也無其膽，以致她不得不表態不做有負祖宗的事情。晚年，她召見曾反對她預政的李迪，問道：「我今日保護天子至此，你以為如何？」李迪心悅誠服地表示：當初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
劉太后是一位有功於宋朝統治的女政治家，史稱「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大體說來，她的政治才幹與政績決不在其夫真宗與其子仁宗之下，其臨朝時的個人品德也應基本肯定。在她聽政的天聖、明道時期，不僅恢復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間的發展勢頭，還為仁宗慶曆盛世奠定了基礎。
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去世。宋仁宗這才知道自己並不是劉太后親生的。原來，他的生母李氏是劉皇后的侍兒，因為長得膚色明麗，真宗讓她侍寢而懷上了孕。孩子生下後，劉皇后奪為己子，讓楊淑妃撫育。他從小叫劉皇后為大娘娘，叫楊淑妃為小娘娘。
李氏因為地位低下，不敢理論，默然雜處宮嬪之中。人們都畏懼劉皇后，也沒人敢說明真相。仁宗即位，劉太后讓李氏去為真宗守陵，隔絕這對親生母子，以確保自己的權力。同時訪得她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讓這個衣食無靠的鑿紙錢的小工當上了三班奉職，步步升遷，做得也並不十分絕情。
李氏是明道元年（1032年）去世的，死前雖進位宸妃，但劉太后仍打算以宮人之禮在宮外治喪。宰相呂夷簡不以為然，太后大為不滿，夷簡從容道：「不為劉氏著想，我不敢說；倘如考慮劉氏，喪儀自應從厚。」太后終於感悟，用一品禮和皇太后服入殮厚葬。
劉太后一駕崩，有人就對仁宗添油加醋地說李宸妃死於非命。血濃於水，仁宗在下哀痛詔自責，尊生母為皇太后的同時，派兵包圍了劉氏第宅，親自哭著開棺驗視，見生母穿著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銀的養護下膚色如生，才感嘆人言不可信，說：「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其後對劉氏恩禮益厚。這段歷史後來演變為「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和戲曲，但把劉皇后刻畫為陰狠刻毒的典型，與人物原型相去太遠。劉皇后在這一問題上雖有自己的私心和不當行為，但對李氏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滅絕天良，小說戲劇的細節描寫並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