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三七 元祐更化與洛蜀朔黨爭
元豐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宰執入見，請求立儲，由皇太后同聽政。神宗已說不出話，只是點頭首肯。王珪他們所說的皇太后即指神宗的母親英宗高皇后。高太后出身將門，曾祖是宋初大將高瓊，外曾祖就是曹彬。她對熙豐新法一直持否定態度，但嚴格恪守宋朝家法，並不出面干預。
高太后
三月一日，高氏垂簾聽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趙煦為皇太子。高太后知道大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侍衛禁止神宗的兄弟雍王趙顥和曹王趙頵隨意出入皇帝的寢殿，一方面暗地讓人按十歲孩子的模樣縫製一件黃袍。儘管趙顥與趙頵也是高太后所生，但她在皇位傳遞上顯然主張父死子繼，而不像太祖之母杜太后那樣希望自己的兒子一個個都當皇帝。
在神宗彌留之際，另一個宰相蔡確與職方員外郎邢恕密謀，準備擁立趙顥或趙頵，由邢恕去找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繪兄弟，高公繪一口拒絕：「你這不是陷害我們高家嗎！」蔡確、邢恕見謀立不成，反咬高太后要立趙顥。
五日，神宗去世，趙煦即位，年僅十歲，此即宋哲宗。高太后在哲宗繼位典禮上向群臣特別表明自己的態度：「子繼父業，其分當然！」在其後九年里，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順利完成了皇位的交接。
神宗去世，司馬光從洛陽進京奔喪。衛士見到他，都致敬行禮。老百姓在道路兩旁歡迎他，高喊著：「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問他當務之急，他上了好幾篇奏札，歸納起來，一是廣納諫言，一是廢除新法。尤其對新法，他持全盤否定態度，認為變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興害除利」。
不久，司馬光以門下侍郎入朝，呂公著也以尚書左丞被召。這時，宰相是蔡確與韓縝，章惇知樞密院事，他們都是變法派。司馬光執政以後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請更張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藥，認為必須全部廢止。
變法派放出抵制的輿論，援引孔子的話頭：「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司馬光針鋒相對地還擊，他一方面把神宗與王安石、呂惠卿分開，說新法都是王、呂所為；另一方面他強調高太后是「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把新法與神宗撇清，顯然是自欺欺人，但這種政治手段往往在清除舊權威的當口被襲用。所謂「以母改子」，深契高太后心意，但只是在字面上繞開了「以子改父」，從皇權繼承角度卻是講不通的，因為繼承皇位的是神宗之子，而不是高太后。這也為日後哲宗紹述提供了逆反的口實。
司馬光認為朝中儘是變法派的天下，便推薦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范祖禹、唐淑問，以為他們的品行學問可以擔任台諫或經筵官；還推薦了呂大防、王存、孫覺、胡宗愈、王岩叟、蘇軾、蘇轍等，希望朝廷委以重任，盡其才幹；並建議讓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等德高望重的舊臣各舉人才。於是，一大批反變法派聯駢入朝，力量對比頓時改觀。
神宗去世的當年七月，首先廢除的是保甲法。十一月，罷方田均稅法。十二月，市易法與保馬法也相繼廢罷。次年，改元元祐元年（1086年），廢除新法工作雷厲風行地推開，史稱「元祐更化」。
閏二月，右司諫王覿向變法派大臣發起攻擊，說：「八個宰執，奸邪居半，讓一兩個元老怎麼施展抱負！」接著連續上奏指斥蔡確、章惇、韓縝。孫覺、劉摯、蘇轍、王岩叟等其他台諫也猛攻蔡確，於是，蔡確罷相，章惇罷知樞密院，分別出知州郡。四月，韓縝也罷相出朝。司馬光與呂公著先後拜相，宰執大權轉入反變法派的掌握之中。
司馬光和高太后全面而徹底地廢除新法，變法派竭力反對，反變法派也有不同意見。范純仁是范仲淹的兒子，與司馬光又是姻親，認為新法只要去掉那些太過分的，「徐徐經理，乃為得計」。
三月，司馬光要求各州縣五日之內罷免役法，在江寧閒居的王安石聽說，不禁驚愕失聲道：「連這都要廢除嗎？」許久，又說：「這法終不可罷！我和先帝討論了兩年才實行的，連細節都考慮到的。」
司馬光同一陣營內對免役法行廢的爭論也十分激烈。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以為：「此法熟議緩行則不擾，急行則疏略而擾，委非其人，其擾滋甚。」蘇軾說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奸。」對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與司馬光爭得面紅耳赤，但司馬光固執己見，令蘇軾私下裡感慨大呼：「司馬牛，司馬牛。」南宋呂中也以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都是可行的。蘇軾在這一問題上遠比司馬光通達。
五天恢復差役法的期限，只有知開封府蔡京如期完成，他是一個典型風派，很快從變法派陣營倒向反變法派。司馬光高興地說：「如果每人都像你這樣，有什麼不能貫徹的？」范純仁對司馬光說：「你這是讓人不要說話。這與那些新進迎合王安石邀求富貴有什麼不同呢！」
八月，范純仁因國用支絀，建議仍行青苗法，很多人以為不妥。司馬光正抱病在家，聞訊急忙入見高太后，追問是哪個奸人主張重新實行這個方法的，嚇得范純仁在旁不敢吱聲。
王安石是這年四月辭世的。司馬光認為，安石文章節義過人處很多，變法是因為不曉事體而喜歡更張，現在矯其失、革其弊，有人百般詆毀，我們應該對他優加厚禮，拯救風氣。五個月後，司馬光也去世了，這時新法已廢除殆盡。
他倆曾是朋友，但大變法使他們成為政敵。儘管如此，他們所爭的不是個人的權力，而只是治國方略的出處異同，對對方的人格才學仍抱著充分的尊重。在堅持自己政見上，他們都過分自信和固執，聽不進不同意見，並認為自己這麼做是憂國憂民。他們都是君子，但作為政治家，處理問題卻過於絕對化，都或正或反地給當時的國計民生留下了種種問題。
王夫之這樣描述以司馬光為首的元祐更化：「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行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王安石已經聽不進不同意見，容不得反對人士，司馬光對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復舊，比安石走得更遠，做得更絕。連朱熹都譏諷這種一切以熙豐劃線的思路，是「閉著門說道理」，因而「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墮於因循」。
熙豐新法已經操之過急，元祐更化更是急於熙豐。南宋呂中指出：「去熙豐小人不可以不急，而變熙豐之法則不容以太急。」熙豐小人之說還值得商榷，但政局與制度的轉圜承受不起這種大起大落的折騰，還是說在點子上的。總的說來，司馬光是一流的歷史學家，卻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對變法派的打擊也在不斷升級。緊隨蔡確、章惇、韓縝之後，呂嘉問、鄧綰、李定等也相繼被貶。范純仁建議說：「錄人之過，不宜太深。」高太后下詔，與前朝變法有關者台諫不必再追究，但立即遭到台諫官義正辭嚴的駁斥。
針對有人主張除惡務盡，呂公著處理問題比較穩健持平，以為治道去其太甚者，應該讓那些變法派改過自新，不能使他們自暴自棄。但這種正確意見往往被情緒化的反駁所淹沒。
呂惠卿早在神宗時就被貶出朝，那是變法派內訌的結果。現在，他遭到反變法派的清算，元祐元年，他被建州安置，一貶就是九年，其間他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說成是對朝廷不滿所致。
蔡確罷相以後，次年再貶知安州（今湖北安陸），出遊當地車蓋亭時作詩十首。知漢陽軍吳處厚與他有過節，元祐四年得到這詩後就捕風捉影地作了箋注，上書中書，指斥蔡確曲折用典以唐高宗傳位武則天事影射高太后。台諫劉安世等劾論不斷，高太后大為震怒，命宰執討論處理方案。
這時，呂公著剛去世，文彥博以平章軍國重事提議貶至嶺南。右相范純仁對左相呂大防說：「貶置嶺南這條路，自真宗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我輩一開，恐難自免。」但終於決定將蔡確安置新州（今廣東新興）。純仁對高太后進諫道：「朝廷不能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貶黜大臣。不能開這種先例。」御史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和侍御史盛陶也都反對這種羅織之風，都被貶黜。
宰相呂大防與執政劉摯向高太后建議為蔡確換一近地州郡，她在簾後厲聲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不久，純仁也被罷相，因為竟有台諫指責他與蔡確結黨，意氣情緒已使部分反變法派不分是非曲直了。
蔡確一案牽連頗廣，梁燾開出兩張名單，一是所謂蔡確親黨，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人，二是所謂王安石親黨，有呂惠卿、蔡確等三十人。蔡確最後死在貶所，朝野震動，新黨就把這口怨氣憋到紹聖紹述，吐還給了所謂的舊黨，連開列名單的方式都為元祐黨籍碑所效法。范純仁等人的說法是深具眼光的，但當時的高太后與明清以後鍛煉文字獄的獨裁者並未從中得到警悟。
元祐五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退了下來，呂大防獨相，見熙豐新黨反彈得厲害，便與門下侍郎劉摯打算引用一些新黨，來點安撫，搞點「調停」。但遭到御史中丞蘇轍的駁斥，他提醒高太后「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高太后以為說得在理，調停之說便斷了下文。
司馬光是一個有號召力的人物，自他去世後，位居要津的反變法派失去了凝聚力，這一現象在呂公著死後日漸加劇。除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和范祖禹等獨立自守，不少朝臣大致按籍貫劃分為洛黨、蜀黨和朔黨。洛黨首領是程頤，其下有朱光庭、賈易等，不少人都是程門子弟。蜀黨首領是蘇軾，其下有蘇轍、呂陶等。朔黨領袖人物有劉摯、王岩叟、劉安世、梁燾，其下成員頗多。如果說，他們在熙寧時與新黨爭辯新法，還是出於關懷蒼生黎民的公心，那麼，他們在元祐間分朋立黨，除了學風旨趣那麼點差異，剩下的就只有黨派的私利和意氣了。
元祐更化以後，程頤擔任崇政殿說書，這是一個經筵官的差遣，為皇帝上課說經，他也真的以帝王師自居。人們對他說文彥博對皇帝還畢恭畢敬，他回答說：「他是三朝老臣，侍奉皇帝自應謹慎。我以布衣來為皇帝上課，不自重行嗎？」這種酸味，與蘇軾的風格格格不入。
司馬光死後數日，朝廷大享明堂，事後大家去司馬光邸宅弔唁，程頤認為於禮不合，因為某天如果悲哀當哭，就不應該歡樂而歌。蘇軾當即嘲諷道：「這是漢代蒙冤被斬於市的叔孫通制定的禮。」大概就在這時或前後不久，蘇軾還送過他一個綽號，叫做「鏖糟陂里叔孫通」。鏖糟陂是開封城外的地名，用來借喻程頤不過是一個蹩腳的鄉巴佬儒生，程頤這就結下了怨氣。
數月以後，蘇軾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出題策試館職，題目說：「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偷謂苟且）；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刻謂峻刻）。」題目一公布，洛黨立即興師問罪。朱光庭彈劾蘇軾謗訕仁宗之政苟且，影射神宗之政峻刻。蘇軾自辯說試題著眼當前吏治，且經御筆批點。朔黨的王岩叟以為蘇軾出題失當，推卸責任更罪不可恕。
蜀黨的呂陶上書辯護，挑明了蘇軾與程頤的個人恩怨，特別提到了朱光庭的籍貫，希望朝廷不要助長朋黨之爭。但王岩叟、朱光庭卻仍緊追不放，上書不止。范純仁的見解比較公允，他認為蘇軾「偶失周慮，本非有罪」，但「相互攻訐，流弊漸大」，不過朝廷也不必因此懲治上書言事的台諫官。但高太后在為蘇軾開脫的同時，還是貶斥了有關的台諫官。
通過這一事件，洛蜀朔黨爭正式公開化。元祐二年夏秋之際，哲宗因患瘡疹不能聽講經書，程頤就指責高太后：「既然皇帝不能上殿，太皇太后怎能單獨垂簾聽政呢？」高太后受不了這種道貌岸然的批評，免去他經筵侍讀的差遣。
洛黨不甘心自己在朝勢力的削弱，賈易就上疏指斥呂陶黨附二蘇，背後有文彥博、范純仁撐腰。對這種不負責任的牽扯，高太后大為不滿，讓宰相呂公著懲處。呂公著雖認為賈易恣意詆毀，但因是台諫官，責罰太重，不利於廣開言路，只是免去言職，外放州郡。不料賈易外放以後，還是咬住不放，超越了職權範圍，引起了普遍反感，被貶知廣德軍。
元祐六年，賈易再次彈劾蘇軾，這次翻的是舊賬。說是神宗去世時，蘇軾在揚州賦詩道：「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也欣然。」全國人民悲痛萬分，他卻「聞好語」、「也欣然」，豈不罪該萬死。蘇軾這詩是在游上方寺以後所寫，與神宗之死了無關係。賈易繼吳處厚以後，企圖再製造一起文字獄，以打擊蜀黨。
元祐六年二月，劉摯由執政升為右相。劉摯性格峭直激烈，元祐初任台諫官時疾惡如仇，無意中開罪了不少人。投機分子邢恕曾與他同學於程顥門下。邢恕此人好鑽營，奔走於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和蔡確之門，神宗逝世前，在擁立新帝上押寶，差點把自己賠進去。哲宗即位後，他又替高公繪出主意，建議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以便在高太后死後留個後路。高太后見奏，知道侄子大字不識一個，問明了底細，把邢恕發落到永州做酒監。
因有那麼一層交誼，劉摯在信里勸邢恕「為國自愛，以俟休復」。鄭雍、楊畏一直想找劉摯的碴，輾轉搞到了這封信，把「以俟休復」解釋為「等太皇太后他日復辟」，還搜集到劉摯曾教過章惇之子功課的情報，一併呈送給高太后。
與此相呼應，揭發劉摯與邢恕交通的奏疏，高太后一下子收到十八份。她原來對劉摯的好印象，立即大打折扣，認為他籠絡章惇與邢恕，在為自己留退路。正直之士的勸諫，劉摯本人的辯白，在一邊倒的輿論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十一月，劉摯罷相出朝。
鄭雍開列了一張劉摯同黨的名單，計有王岩叟、劉安世、王覿、朱光庭、梁燾、賈易等三十人，其中固然多朔黨，但洛黨的朱光庭與賈易也在其間。開名單，劃同黨，已成一時風氣。楊畏此人，人稱「楊三變」，最先追隨王安石與呂惠卿，元祐更化時向司馬光獻媚，而今又幫助左相呂大防擠走右相劉摯，他這種傾危反覆的勾當在紹聖期間還有新表現。
元祐八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問宰執自己垂簾九年有否施恩高氏的情況（她自覺裁抑外戚的表率，贏得了朝廷內外的敬佩。據說，有一年元宵節，她為高家外戚推恩，吩咐給年長的每人送兩匹絹，給年幼的每人只分兩個乳糖獅子）。她當著哲宗說：「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這事官家應該好好記著。老身歿後，必然有很多人來教唆官家，應該不要聽。」在總結自己垂簾的政績和更化的根據後，她向哲宗留下了政治遺言，撒手歸天。
高太后的去世，是元祐更化結束、紹聖紹述開始的標誌。有記載說，「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甚至稱頌她是「女中堯舜」，但這些恐怕都是反變法派的評價。高太后聽政期間，以母改子，盡廢新法，大有矯枉過正之處，整個元祐更化談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經濟政策上舊黨也毫無積極的建樹，只是一場情緒化的清算運動。如果說，熙豐變法還是旨在解決國家社會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好），但元祐更化反而使這些國家社會問題治絲而棼。
更為關鍵的是，元祐更化雖然糾正了熙豐變法中的部分弊病，卻在北宋後期政治上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這一期間的許多人事，新舊黨之間的黨同伐異，舊黨內部洛蜀朔黨的杯葛恩怨，高太后與宋哲宗祖孫之間的齟齬隔閡，到紹聖紹述時都攪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勢能噴發出來，影響到其後的政治局勢與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