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三九　從建中到崇寧

宋徽宗以庶子入承大統，儘管已經十八歲，仍請向太后垂簾聽政，以壓陣腳。與真宗劉皇后、英宗高皇后不同，向太后對權力並不感興趣，聽政僅半年，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宣布還政。 宋徽宗趙佶 即位不久，徽宗就任命韓忠彥為門下侍郎，兩個月後進拜為右相。忠彥是名相韓琦之子，京城稱這一任命為「快活差除」。范純仁已成為元祐舊臣的一種象徵，徽宗召他入朝任觀文殿大學士以備顧問，雖然最後因老病不得不歸養，但徽宗聲稱「得一識面足矣」，倒贏得朝野不少好感。在忠彥建議下，文彥博、司馬光和劉摯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復了名譽和官職，被廢的哲宗孟皇后尊為元祐皇后，與尊為元符皇后的劉皇后享受同等禮遇。忠直敢言知名之士也漸被起用，一時號為「小元祐」。 章惇因反對徽宗繼位（他說徽宗輕佻，倒是識人之語），任山陵使時又將哲宗靈柩陷入泥淖，被劾為大不敬，徽宗以此為由頭將其罷相。言官把他迫害元祐黨人的舊賬抖落出來，他先是被貶嶺南，後來移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死在那裡。蔡卞也是眾多台諫官彈劾的對象，作為王安石的女婿，他也是鼓動紹述的主角，現在貶往太平州（今安徽當塗）居住。接著，蔡京奪職出居杭州；邢恕、林希和呂嘉問等也分別被逐出了朝廷。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廣開言路，聽納直言。他下詔說：「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勵下，上書言事者就神哲兩朝變法廢法問題展開了爭論。元符三年歲末，徽宗明確表示：元祐、紹聖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改元建中靖國。宋代年號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這個年號的政綱很明確：「建中」就是在元祐、紹聖之間不偏不倚，「靖國」就是強調安定團結乃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舊布新，任賢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勢恐怕將是另一番氣象，可惜徽宗轉眼就改變了初衷。形勢逆轉，與元符末年以來各種政治力量的消長息息相關。向太后無疑是舊黨的代表，她的垂簾聽政使舊黨紛紛回朝。但她聽政僅半年就主動還政，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正月去世，舊黨頓失靠山，也缺少傑出的領袖型人物。韓忠彥雖為左相，但在處理政事上魄力不夠，在玩弄權術上也不是右相曾布的對手，事事受到掣肘。 相對而言，新黨不乏曾布這樣有號召力的領袖，雖然向太后聽政期間有一批新黨被貶出朝，但在朝的新黨勢力仍盤根錯節。曾布由於在皇位繼承上大得徽宗好感，再加上他在紹述時期對章惇過激之舉也發出過不同聲音，在建中輿論中反倒能為兩派所容。但他在本質上是新黨領袖，因而利用相位漸進紹述之說，一方面示意御史中丞趙挺之對元祐舊黨發動攻勢，一方面千方百計排擠韓忠彥。 起居郎鄧洵武是新黨鄧綰之子，他挑唆徽宗說：「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彥是韓琦之子。忠彥更變先帝之法，在他是繼承父志，陛下卻不能夠。必欲繼承遺志，非用蔡京不可。」鄧洵武用父子之情離間了徽宗的君臣之義，挑起了他對舊黨的不滿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寧，表明他將轉而崇尚熙寧新法。 曾布與蔡京在元符末年矛盾頗深，唯恐蔡京執政威脅自己，默許舊黨將其逐出朝廷；但為相以後，他為了擠走忠彥，再次援引蔡京入朝擔任翰林學士承旨。不久，蔡京就當上了執政。當然，蔡京之所以能東山再起，與徽宗欣賞他的書法也有關係。據說，宦官童貫奉詔到杭州搜羅書畫珍玩，貶居當地的蔡京精心繪製了屏障扇面讓他帶回宮禁，博得這位風流天子的青睞。童貫乘機說項，徽宗便決定重新起用蔡京。 蔡京入朝，先與曾布聯手迫使韓忠彥罷相，罪名是變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穩腳跟卻開始傾軋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鬧劇。他抓住曾布任命親家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的把柄，發起攻擊。曾布在徽宗面前聲色俱厲地自我辯護，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彈劾，曾布罷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勝追擊，命知開封府呂嘉問將其諸子問成貪污罪，把曾布貶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難翻身。 以崇寧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為界限，其後雖然還打著新法的旗號，但只是盤剝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為，與熙寧新法已了無關係。誠如王夫之所說，王安石精心擘劃的新法「名存實亡者十之八九」。蔡京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的陳規，設立講議司，安插了親信黨羽四十餘人，由他親任提舉。講議司名義上討論熙豐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舉措，實際上是「中書以外有一中書」，成為蔡京打擊政敵獨攬權力的工具。 七月，徽宗頒詔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黨，沸騰異端，肆行改更，無復忌憚」。九月，他下詔將元符末年上書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員分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這張名單是蔡京一夥擬定的，標準是「同己為正，異己為邪」。列為正上的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黨。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雖有陳師道、晁說之等知名人物，但絕大多數只在具體問題上與蔡京意見不同而已。列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賞有加，列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責有差。 數日以後，徽宗規定：凡是元符末年「敘復過當」的元祐黨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這張名單共計一百二十人，有相當一部分已經去世，包括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王岩叟、范純仁、韓維、蘇轍、陸佃等文武執政官二十二人，蘇軾、范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員三十五人，秦觀、黃庭堅、程頤等其他官員四十八人，張士良等內侍八人，王獻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筆書寫，勒石在端禮門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並不都是元祐舊黨，例如陸佃原是王安石的學生，章惇與曾布明明是新黨，僅因與蔡京見解相左，也都一股腦兒打入了元祐黨籍。可見到蔡京手裡，連新舊黨爭的起碼界限都抹煞了，有的只是睚眥必報的個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讓徽宗懲辦元符末年變更法度的劉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廢黜，仍居瑤華宮。十一月間，徽宗和蔡京將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遠方，將列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別貶為遠小州郡的監當官。 歲末，徽宗連頒兩道詔書，一是命令各地對安置、編管在本州郡的元祐黨人嚴加羈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學術政事教授學生。崇寧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毀陳列在景靈宮的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大臣的畫像，蘇軾《東坡集》也在禁毀之列。列為禁書的，除了三蘇和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等蘇門四學士的文集，還有范祖禹、范鎮和劉攽的學術著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因有神宗的「聖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黨徒建議將刻石端禮門的元祐黨籍碑頒示全國，讓各監司、州郡的長吏廳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將元祐黨人、元符黨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為一張名單，共計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書寫刻石文德殿門東壁，再由蔡京書寫頒示全國州縣刻石。 元祐黨人的名單，紹聖時定為七十三人，崇寧時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誰與蔡京立異，人無賢否，官無大小，就打入黨籍。一入黨籍，親屬也跟著倒霉。黨人的父兄子弟不論有無官職，一律不能擔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師。徽宗還規定：宗室不得與黨人子孫或親戚聯姻，已經訂親尚未成禮的一律改正。連黨人的子弟親屬都成為不可接觸的另類，更遑論黨人自身的遭遇了。 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反彈是強烈的。崇寧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地讓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闕失。因為按天人感應的說法，這是上天示警，作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執政劉逵首先勸徽宗毀棄元祐黨籍碑。徽宗立馬採納，連夜派人拆毀端禮門外的元祐黨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廢毀，解除所有黨禁。一聲令下，量移（貶所由遠移近）、減刑、敘用（重新安排工作）、追復（對死者恢復原有的職級）等平反工作大呼隆地展開，只是朝廷以恩賜者出現，完全不必認錯道歉。 如此戲劇性地峰迴路轉，不是蔡京的本意，而是徽宗的「聖裁」。蔡京在朝堂黨籍碑被毀的次日，還聲色俱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但他為相以來，不恤人言，威福自用，連其同黨也嘖有煩言，包括他的弟弟知樞密院事蔡卞、右相趙挺之和執政劉逵。徽宗也不滿他剛愎自用，這才使迫害有所鬆動。 但徽宗對元祐黨人的態度反覆無常，兩年以後，大觀二年（1108年）三月，他聲明：對罪在宗廟的元祐黨人不予寬貸，但情節輕微執法過重等五種情況可以不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