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一九 宋與蒙古之間
宋與蒙古發生外交接觸，始於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亦即金宣宗伐宋的次一年。成吉思可汗派了木華黎的叔父者卜客到臨安。宋派苟夢玉報聘。苟夢玉到和林，可汗已經出發西征。苟夢玉於是也走向西邊來，在嘉定十四年才見到可汗於尋思干（撒馬兒干）。
《元史》在石珪傳把者卜客的名字寫作「葛不罕」，說葛不罕的任務是「與宋議和」。這時候，蒙古對宋還不曾交過兵，有什麼「和」可議？
屠寄在《蒙兀兒史記》卷四、窩闊台可汗本紀中，把者卜客的名字寫作「主卜䍐」，在同書卷四十三、者卜客等人的傳記中，卻依照《蒙古秘史》的漢譯本，將者卜客的名字寫作「者卜客」。他說，苟夢玉向成吉思可汗「言南北連和，夾攻金人之利。汗以為然。」看屠寄的口氣，似乎是始創夾攻之策的是宋，不是蒙古。那末，成吉思可汗為什麼要先派者卜客去臨安，難道是真的為了「與宋議和」麼？我敢假定，者卜客使宋的任務，正是為了建議「夾攻金人」。
其後，在宋理宗紹定四年（辛卯，1231年），窩闊台可汗打下金朝的鳳翔，派拖雷由寶雞假道宋朝的陝南，順漢水而下，指向金朝的光化、唐州、鄧州、汴梁；同時，派者卜客再度使宋，作假道的請求。
宋朝在青野原的守將，沔州統制張宣，不問青紅皂白，便把者卜客殺了，闖下大禍。拖雷一怒之下，不假道而侵入，非但要通過陝南，而且先深入川北，燒搶屠殺了一大片地方。
前於此的一年，庚寅年（1230年），窩闊台曾經派李昌國當使臣，向宋接洽。李昌國走到了（江蘇）寶應，被擋駕。窩闊台叫他再去，由李全派人護送，他依然進不了宋的疆界。最後，李昌國放棄由東邊的運河向南走，而改由中部，走（湖北）蘄州黃州的一條路，果然獲得與宋朝的外交官會面，訂立了夾攻金人的條約。孟珙、江海之助攻蔡州，便是依照這一次的條約而行事的。
李昌國有沒有向宋朝的外交官承諾，將黃河以南的土地給宋？這真是歷史上的一大懸案。
李昌國之訂成夾攻條約，是在何年何月？在者卜客被殺以前？還是以後？屠寄不曾交代明白。
《元史·太宗本紀》把這件事記在者卜客被殺以後。
者卜客之被殺，是在紹定四年（1230年）陰曆七月。
次年十二月，窩闊台的另一使臣王檝到達臨安，所談的仍是夾攻金人的事。宋朝政府派鄒伸之「報謝」。鄒伸之見到了窩闊台。窩闊台「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這是屠寄在《蒙兀兒史記》卷四、窩闊台可汗本紀中的說法。
「金亡，塔察兒便宜與孟珙約，以陳蔡東南地分屬於宋。」這是屠寄在《蒙兀兒史記》卷四十四、塔察兒列傳中的說法。
這兩種說法出入很大，而可能都是事實。窩闊台可汗答應了鄒伸之以黃河以南的地方給宋，而塔察兒並不知道，孟珙也不知道。塔察兒和孟珙相處得很好，就自作主張，以陳蔡之東南的地方給宋，作為對孟珙助攻蔡州的酬勞，卻不知道窩闊台可汗已經答應了鄒伸之以更大的區域給宋。
奇怪的是，窩闊台並不記得自己對鄒伸之所作的諾言。金亡之時，塔察兒不把自己的軍隊撤到黃河北岸，「仍自領軍，留鎮河南」，並且奏請「並大河兩岸，東首曹濮，西抵秦隴，列屯置戍，以備宋人。」
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一，端平元年（1234年）陰曆三月戊辰日的一條之中說：「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方屬蒙古。」
史嵩之在當時是「京西湖北制置使」。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接得了孟珙關於和塔察兒獲有協議的報告。
孟珙從蔡州回來，史嵩之叫他屯兵在襄陽。江海從蔡州回來，史嵩之叫他屯兵在信陽。此外，隨州、棗陽、光化、均州，史嵩之都派了軍隊駐紮。唐州鄧州，他也開始屯田。他絲毫不作接收黃河以南、陳蔡西北一片地域的打算。
在臨安主持宋朝中央政府的鄭清之，看法與史嵩之不同。可能是因為有鄒伸之帶回來的窩闊台諾言作根據，他不以收復唐州鄧州及陳蔡以東與以南為滿足，而接受趙范、趙葵二人乘機撫定中原的建議，在端平元年六月，亦即攻破蔡州以後才有五個月，便命令各軍出動，收復「三京」。三京是，東京汴梁，西京洛陽，南京歸德。
鄭清之忠心有餘，識見不夠。他在紹定六年（1233年）史彌遠死前的六天，由「參知政事，同知樞察院事」升為「右丞相兼樞密史」，大權在握，頗思有為。次年，端平元年（1234年），他就在六月間，說動宋理宗，下詔收復三京。
他的副手，參知政事喬行簡，期期以為不可。喬行簡向理宗上疏，說：「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今邊面遼闊，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
其實，喬行簡的話，只說到了知己知彼的一半：知己。關於「彼」的情形，喬行簡尚不曾提到。蒙古軍的編制、戰略、戰術、戰力，當時宋朝的大小官吏知道的很少，鄭清之似乎是尤其茫然。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可以貿然作收復三京的舉動？
倘若，事前和蒙古方面商量好，根據鄒伸之帶回來的窩闊台的諾言，可以不費武力而和平接收，自然是又當別論了。然而，鄭清之並不曾在下詔收復三京以前，派人向蒙古當局要求接收，或「通知」蒙古當局以宋方派員前來接收的決定。
總而言之，鄭清之把收復三京的事看得太容易，把蒙古方面的實力估計得太低。
他命令廬州（合肥）知府全子才帶一萬兵收復汴梁。汴梁的元朝守將是金朝的舊臣崔立。崔立被金朝的其他幾個舊臣李伯淵、李琦等人殺死。李伯淵等人開了城門，歡迎全子才進去。
趙葵帶了五萬兵從滁州開到泗州，收復了泗州，然後就來到汴梁，與全子才會師。趙葵督促全子才向洛陽與潼關進取。全子才派徐敏子帶了兩百名兵士作先鋒，又派楊誼以一萬三千名強弩手作為後繼。
徐敏子到了洛陽，洛陽並無蒙古軍隊，只有三百家老百姓。這三百家老百姓向徐敏子「投降」，徐敏子進城。進城住了一天，已經吃完軍糧。
楊誼與一萬三千名強弩手，走到洛陽之東的三十里，與蒙古兵遭遇，一戰而敗。
蒙古兵來攻洛陽，徐敏子略為抵抗了一下，放棄洛陽，向東撤退，回了汴梁。不久，趙葵和全子才藉口史嵩之不運糧食接濟他們，一齊從汴梁撤退。這是端平元年八月的事。
四個月以後，窩闊台可汗派王檝來到臨安，責備宋朝政府「敗盟」。宋朝政府派程芾作「通好使」去見窩闊台，解釋誤會。（《宋史紀事本末》說是派了鄒伸之去「報謝」，錯。）
程芾達成不了通好的任務，蒙古方面這時候已不是空言「通好」所能滿足。
次年（端平二年，1235年）陰曆六月，窩闊台派闊端、闊出、口溫不花，分三路大舉伐宋。
闊端的兵走西路，於十一月進抵石門，受金將汪世顯之降；帶了汪世顯攻沔州，殺死宋朝的沔州知州高稼；其後，被宋將曹友聞抵住於陽平關，相持到端平三年陰曆九月，殺死曹友聞，長驅入蜀，在陰曆十月占領成都。一個月以後，闊端撤退，成都被宋軍收復。
闊出的兵走中路，在端平二年七月取得唐州，十月打下棗陽，其後在襄陽郢州（湖北鍾祥）一帶大掠。屠寄在《蒙兀兒史記》卷三十七、闊出的列傳中說：闊出的軍隊「入」了郢，似乎是強調他攻入了郢州。然而，在同書卷二十七塔思的列傳中，卻說宋軍雖敗，餘眾「入城堅壁」，塔思「攻之不下，乃俘人畜數萬而還」。塔思是木華黎的孫兒，這時在闊出的麾下，負責攻郢州。闊出本人並不曾到郢州的城下來。闊出在端平三年冬天「薨於軍」。他是病死，還是陣亡？待考。他死後，這一路兵是由塔思統率，還是由拖雷的兒子忽都禿統率？也待考。（襄陽的宋朝守將是李伯淵。李伯淵原是金朝在汴梁的都尉，跟隨崔立降了蒙古，於宋兵到達汴梁之時殺了崔立降宋的。他與其他的宋軍軍官處得不好，就在端平三年三月燒了倉庫，向蒙古軍獻城。兩年多以後，嘉熙二年夏天，蒙古留在襄陽的守將之一劉義又把襄陽城獻給宋軍的指揮官孟珙。）
口溫不花的兵，走東路，於端平三年十月攻陷（河南）固始；次月，連陷蘄州、舒州、光州。次年，嘉熙元年（1237年），攻黃州，攻不下，被孟珙抵住；攻安豐（安徽霍邱西南），攻不下，被杜杲抵住。
嘉熙二年，窩闊台又派了王檝來講和：要求宋朝政府給蒙古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朝政府不肯。
嘉熙二年九月，窩闊台派嵬名察罕，帶了號稱八十萬人的大軍，圍攻廬州（安徽合肥），卻被杜杲打敗。杜杲被宋朝政府升為「淮西制置使」。
杜杲是福建邵武人，守過滁州，當過幾任知縣，文武全才。《宋史》關於他守廬州的事，輕描淡寫了六個字「復與大元兵戰」，是勝是負不曾交代。《宋史》的編撰人，處於元順帝的丞相脫脫監修之下，似乎不得不諱言蒙古大軍的慘敗。不過，來攻的蒙古兵雖則很多，也不會多到八十萬人左右。
「號八十萬」，是《宋史紀事本末》的說法。《宋史紀事本末》又說，在次年（嘉熙三年）十二月，又有「號八十萬」的蒙古兵由四川進攻湖北。這一次他們的指揮官是塔海紺孛。塔海紺孛是在嘉熙三年四月進入四川，占領了蓬州（今四川省營山縣安固鄉）、順慶（南充）、遂寧、重慶、夔州。
抵抗塔海紺孛的責任落在孟珙肩上。孟珙以三千人屯峽州（宜昌），五千人屯松滋，一千人屯施州（恩施），派他的哥哥峽州知州孟璟對蒙古軍作戰於歸州（秭歸）及巴東。孟璟的部將連勝，收復夔州。
孟珙這時候已不是助攻蔡州之時的「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而是專閫一面的「樞密都承旨、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鄂州」了。
在此以前孟珙已經在嘉熙元年十月擊敗蒙古軍於黃州城下，在嘉熙二年十月收復荊門，在嘉熙三年三月收覆信陽、光化、樊城、襄陽。
孟珙是一位將門之子，生長在（湖北）棗陽。岳飛的部將孟安，是他的四世祖。趙方的部將孟宗政是他的父親。他一生作戰，戰無不勝。
嘉熙四年正月，窩闊台叫張柔、史天澤等八個漢軍萬戶一齊伐宋。這八位漢軍萬戶渡過淮河，搶掠了不少東西，卻占領不了多少城市。
三個月以後，窩闊台又派王檝到臨安來談和。這一次，是王檝來到臨安的第五次，依然談不成功。王檝得病，死在臨安，宋朝政府把他裝進棺材，運送回「蒙古」。
蒙古對宋的戰事，繼續下去。繼續到次年（淳祐元年，1241年）冬天十一月，成都與漢州（廣漢）入於蒙古軍塔海紺孛的麾下汪世顯之手。
淳祐元年陰曆十二月，蒙古又派了一個談和的使者來。此人的名字叫做月里麻思。月里麻思並不是一個人單獨來，而是帶了七十幾個隨員。
月里麻思走到淮河邊，被宋軍的某軍官捉住，關在「長沙飛虎寨」。隨員的命運如何，不詳。
派遣月里麻思的，不是窩闊台，而是他的可敦乃馬真氏。窩闊台在十一月已經去世。
「乃馬真氏」是乃蠻人，原為篾兒乞惕人脫黑脫阿的兒媳婦，丈夫叫做忽禿。成吉思可汗把她賞給了窩闊台。她替窩闊台生下貴由。這位貴由是窩闊台的所有兒子之中的最長的，而乃馬真氏卻只是窩闊台的第六位可敦。其他若干位可敦沒有她得寵、掌權。
窩闊台死時，貴由還在馬札兒（匈牙利）前線，作拔都的部下。拔都是朮赤的兒子。
選舉可汗的忽里台大會，一時來不及召開，乃馬真氏就當了攝政。她當攝政從淳祐元年（1241年）陰曆十一月開始，到淳祐六年（1246年）陰曆七月為止。
在她攝政的期間，對宋的戰事照常進行，因為她所派的談和使者月里麻思被宋軍囚禁在長沙飛虎寨。
淳祐二年，蒙古軍攻廬州，攻不下。攻（南）通州、敘州（四川宜賓），攻下。
淳祐三年，蒙古軍攻大安軍（陝西寧羌），攻下；攻大安軍之旁的魚孔隘，攻不下。守魚孔隘的守將，是楊世安。
淳祐四年，蒙古軍攻壽春，攻不下。守壽春的宋將，是呂文德。
淳祐五年，蒙古軍大掠淮河以南，前鋒及於揚州。
淳祐六年，蒙古軍攻拔虎頭關，前鋒及於黃州（湖北黃岡）。
貴由在淳祐六年七月被忽里台大會推選為可汗，作可汗作到淳祐八年二月，病死。在《元史》上被稱為「定宗」。定宗是忽必烈所追尊的廟號，正如成吉思可汗之被稱為「太祖」，窩闊台可汗之被稱為「太宗」。
貴由可汗即位於淳祐六年（1246年）陰曆七月，去世於淳祐八年二月，在位共只二十個月的時間。
他對宋沒有採取大規模的行動。只叫史天倪的兒子史權進攻黃州，叫張柔進攻泗州。
在宋的一方，孟珙病死於淳祐六年九月。這是很大的損失，然而無可如何。京湖制置使的重責，落到賈似道的肩上。
蒙古在貴由可汗死後，可敦斡亦剌惕氏攝政，攝到淳祐十一年六月，拖雷的兒子蒙哥被朮赤與拖雷兩系的人公推為可汗。
蒙哥的名字，也許讀者覺得陌生。他便是其後忽必烈所追尊為憲宗的一人。
蒙哥可汗在位九年，從淳祐十一年（1251年）陰曆六月開始，到開慶元年（1259年）陰曆七月為止。他對宋作戰很積極。
他的戰略是：先派弟弟忽必烈攻下雲南的大理國，再一面由忽必烈從雲南回攻四川，一面他另派別人從陝西南下，夾攻四川。等將來拿下四川，再順長江而下，吞併江南。
忽必烈在寶祐元年（1253年）陰曆十二月攻下大理國的舊都大理城，附帶也降服了在西藏的吐番。蒙哥可汗召忽必烈回蒙古，叫他在汴梁設立「經略司」。忽必烈的部隊，交麾下的大將兀良哈台率領。兀良哈台於攻下大理國的新都雲南城（昆明）以後，在寶祐四年（1256年）分兵從麗江攻四川屏山，戰勝屏山的宋朝守將張實，打通嘉定到重慶的水路。
這時候，蒙哥可汗已派了帖赤，率兵由陝西進抵四川的合州（合川）。兀良哈台派一部分兵經嘉定而達合州，與帖赤會師。
守合州的宋將，姓王名堅。
寶祐六年（1258年），蒙哥可汗開始對宋親征。他在陰曆正月元旦來到包頭，在二月間踏過黃河，當時黃河的水結冰很厚。
四月間，他到了六盤山；九月間，他到了漢中；十月初二，他到了利州（四川廣元）。其後，他一連攻下劍州東北的苦竹隘，劍州正南的鵝頂堡，閬州（閬中）東南的大獲山，蓬州（蓬安）之東的運山（營山），於十二月底進駐南充之南的清居山。
開慶元年（1259年），他在二月間親自到合州釣魚山，指揮大軍對王堅進攻，攻到七月，攻不下來。他自己死於釣魚山之下。
傳說，他中箭而死。這傳說可能是本於事實。
南宋守釣魚山，一直守到忽必烈滅了南宋以後。釣魚山東西南三面環水，夾在嘉陵江與涪江之間，占有地形上的優勢。山上有天池，水的供給不成問題。山上可以種田，糧食的供給也沒有問題。所需要的只是抵抗的決心。王堅的決心十分堅強。
蒙哥可汗一死，在釣魚山下的蒙古軍慌忙帶了可汗的屍首撤退。
元世祖忽必烈狩獵圖。（（元）劉貫道繪）
然而，卻有另外兩支蒙古軍在湖北湖南對宋軍酣戰。在湖北的一支，主帥是忽必烈，於九月初一由河南經大勝關黃陂進抵長江江岸，接到蒙哥可汗逝世的消息，不撤退，仍在九月初三於陽邏之西渡江。渡了江以後，隨即進攻鄂州（武昌），攻到十一月底，攻不下來。守武昌的宋將先是張勝，張勝陣亡以後，由高達繼任。
忽必烈本想繼續打下去，卻聽到有一位弟弟想在沙漠以北先占可汗的位置，正在調兵遣將，準備在河南河北擋住他，不讓他回去。這一位弟弟是阿里不哥，排行第七。蒙哥可汗是老大。忽必烈是老四。他們的父親是成吉思可汗的小兒子拖雷。
忽必烈在十一月二十八離開鄂州，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在鄂州城下，準備帶主力經河南回開平。對外，他不說要回北邊去，卻裝著要向東邊走、去進攻臨安（杭州）的樣子，把軍隊第一步先移到東邊的青山磯。
忽必烈的東進姿態，嚇壞了駐在黃州（黃岡）的賈似道。賈似道這時候已經受封為「臨海郡開國公」，官居「右丞相兼樞密使」，曾經率師援鄂州，屯在漢陽。「左丞相」吳潛把他調到黃州，為了提防忽必烈順流而下。
賈似道卻並無死守黃州之意。他偷偷地派人向忽必烈遞上求和的降表，情願由宋朝皇帝向蒙古可汗稱臣，每年進貢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忽必烈不知道這是賈似道瞞著宋朝政府而作的一種詐欺行為，很高興，便批准了這降表，以為兩國從此入於和平狀態，放著膽子把主力，連同留鄂州城外的小部分兵力，一齊撤走。
忽必烈撤走以後，賈似道向宋理宗報捷，說是打了一次大勝仗，殺得忽必烈全軍狼狽而逃。
在湖南的一支蒙古軍，是兀良哈台率領的。兀良哈台在打下雲南城（昆明），收取大理國全境以後，曾經到過安南，受安南王陳日之降，然後就經由廣西，打進湖南，圍攻潭州（長沙）。攻到忽必烈撤兵之時，還不曾攻下。守潭州的宋將姓向，名士璧。忽必烈於接受賈似道降表以後，通知兀良哈台，叫兀良哈台也撤兵。於是，兀良哈台便解了潭州之圍，向北撤走。
無聊的賈似道，卻在次年（景定元年，1260年）正月，兀良哈台的兵已經差不多完全渡過（蘄春東南）新生磯地方的長江之時，突然予以襲擊，打斷浮梁，殺了一百七十餘人。（浮梁是用船連結而成的橋。）當然，這又是他的一次大勝仗，值得向宋理宗報捷。
宋理宗在寶祐六年十一月晉封賈似道為「肅國公」，拜他為「少傅」；到了景定元年四月，又晉封他為「衛國公」，拜他為「少師」。七年以後，咸淳三年，宋度宗更進一步，拜他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把一切大權都交給他。
忽必烈在景定元年三月即可汗之位於開平。四月，阿里不哥即可汗之位於和林。十月，忽必烈的軍隊戰勝阿里不哥的軍隊於和林之南，阿里不哥逃往欠欠州（唐努烏梁海）。
這一年，景定元年七月間，忽必烈派了郝經作「國信使」，來到宋朝的真州（江蘇儀真），任務是收繳「歲幣」。賈似道卻叫人把這郝經關起來，以免他自己向忽必烈遞表請降的事被暴露出去。
郝經在宋理宗景定元年陰曆七月被拘禁，到了宋恭帝德祐元年陰曆二月才被釋放、送回。在這十五年的期間，賈似道一直是宋朝的唯一主政者，理宗、度宗、恭宗，都不過是名義上的君主而已。
賈似道的作風是「不戰不和」。戰，他毫無此意；和，他又絕對不肯。理宗景定三年，李全的兒子李璮在山東反正，他坐視李璮在山東被史天澤消滅，只派了膽小如鼠的青陽夢炎帶少數的兵去救，青陽夢炎中途撤退。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軍開始攻襄陽樊城，呂文煥守襄陽，范天順守樊城，他們兩人苦守到咸淳九年正月，而賈似道所派去的援兵，僅有咸淳七年六月范文虎的一次，咸淳八年五月李庭芝的一次。范文虎一戰而敗，一敗而退；李庭芝呢，只是倚仗少得可憐的三千民兵而已。樊城被蒙古軍的炮攻破，范天順力戰而死。
次月，呂文煥接受蒙古軍統師阿里海牙的勸降，把襄陽獻給蒙古。次年九月，他成為蒙古軍新統帥伯顏的嚮導與前鋒，於三個月以後打下宋朝的鄂州。
跟著，在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的正月，陳奕在黃州不戰而降，管景模在蘄州不戰而降，呂文煥的侄兒呂師夔在江州（九江）不戰而降。二月，范天順的父親范文虎也在安慶不戰而降，張林也在池州（貴池）不戰而降。
賈似道這才慌忙帶孫虎臣與賈貴兩軍到蕪湖。孫虎臣的一軍於二月二十一日在丁家洲對蒙古軍打了一仗，戰敗。夏貴的一軍不戰而潰。賈似道一口氣溜去揚州。宋恭帝的祖母謝太后將他的「平章軍國重事」與「都督天下兵馬」兩個官職免了。
十天以前，二月十一日，賈似道曾經派了宋京去伯顏那裡求和。這位宋京，正是他在十六年前派到鄂州城外、忽必烈的軍營里去求和的一人。伯顏告訴宋京，叫賈似道自己來面談，賈似道不敢去。
郝經之被釋放，是在賈似道派宋京再度求和之時，還是在賈似道戰敗、溜去揚州之時？待考。總之，郝經在二月間恢復了自由，被送回。
賈似道在八月間死在流放的中途：漳州。殺死他的，是押解他的鄭虎臣。
伯顏在次年（德祐二年，1276年）陰曆二月初五接受宋恭帝的投降，占領臨安。
直至賈似道潰敗於蕪湖丁家洲之時為止，忽必烈似乎並沒有一定要滅掉「南宋」的意思。他和以前的幾位可汗不同。他濡染了很深的漢文化，頗懂得一些「以德服人」，「以大事小」的道理。他所要求的，是宋對蒙古稱臣納貢。
這條件在忽必烈自己看來，可謂寬大之至。在蒙古征服其他各國的歷史上，屠城是司空見慣的例子。不屠對方，而容許對方存在，只要求稱臣納貢，自從成吉思可汗以來，惟有畏吾兒等極少數國家享受過如此優待。而且，畏吾兒是「聞風納款」，從未與蒙古交過兵的。
忽必烈之所以願意讓南宋暫時或長期存在，除了受有漢文化的影響以外，另一原因是他有後顧之憂。起先有阿里不哥，其後有昔里吉與海都。雖則昔里吉與海都之稱可汗，是在伯顏「平宋」還朝以後，忽必烈之時時擔心有人要搶他的大位，確是事實。
錯誤在於宋的一方。宋倘能知己知彼，早該在助滅金國以前對窩闊台可汗講清楚以黃河為界的條件，寫成白紙黑字，免得後來又有了所謂以陳蔡為界的約定。既然是有了兩種前後不符的劃界辦法，就應該派使臣去把事情澄清一下，卻貿然以突襲的姿態占領汴梁洛陽，惹起幾十年熄不了的戰火。
錯到了鄂州被忽必烈圍攻之時，不幸又有賈似道的奸內詐外。賈似道分明以右丞相的資格對蒙古正式求和獲准，以稱臣納貢為條件，卻喪心病狂對宋理宗謊報大勝，對兀良哈台的殿後軍隊予以追擊。更喪心病狂的是：把忽必烈派來的國信使郝經關在真州，以防宋的朝野知道他曾經向忽必烈求和獲准，把郝經一關便關了十五個年頭，而宋的局勢便如江河日下。至於，坐視范天順與呂文煥苦守樊城襄陽六年之久，「陰陽怪氣」地似乎派人去救，而實際上並不想救，叫李庭芝負責，又叫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調度而直接受朝廷節制：這證明賈似道不僅是喪心病狂，而是禽獸不如、一種說不出名字的怪物。
宋恭帝投降以後，忽必烈叫伯顏把他與太皇太后謝氏、皇太后全氏，以及一切「宮眷」與皇族，帶去大都。宋朝在理論上已亡，至少在蒙古方面的看法是如此。
卻有陸秀夫與蘇劉義二人，在溫州請出曾任「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的陳宜中、召來在浙江定海駐紮的「保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張世傑與他的兵，擁戴恭帝的庶兄益王趙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這是德祐二年（1276年）陰曆閏三月的事。
溫州不夠安全，他們遷到福州，在五月初一奉趙昰為帝，改元「景炎」，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為右丞相。李庭芝當時尚在揚州擔任「淮東制置使」，與蒙古的阿術對抗。張世傑與陸秀夫的新名義是「樞密副使」與「簽書樞密院事」。蘇劉義的名義無考。
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六月十七日，文天祥從鎮江脫險來到溫州。陳宜中等人叫他當「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一個月以後，叫他兼「同都督」。文天祥於臨安被占以前，曾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的地位，奉派與左丞相吳堅到伯顏的軍中洽談和平條件，因態度倔強，被伯顏扣留（德祐二年正月二十日）。其後，被伯顏加進宋朝派赴上都的「祈請使」之列（祈請使原為賈餘慶等四人，加進文天祥，共為五人）。文天祥在船抵鎮江以後，設法與杜滸等「義從」逃出，在真州、揚州、高郵，吃了很多苦，最後由南通州航海南下。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是宋朝最後幾年的三根柱石。陳宜中在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十月，便帶了若干船離開帝昰，去了占城。李庭芝於離開揚州以後，在泰州被元兵捕獲，就義。
文天祥在外面發展，張世傑護駕，陸秀夫主持政府。他們三人忠心耿耿，把宋朝的壽命延長到祥興二年（1279年）陰曆正月。祥興是帝昰的弟弟昺的年號。帝昰原都福州，其後一再播遷，由福州而泉州的海面，而潮州淺灣，而（虎門附近的）秀山，而（中山縣南二百里的）井澳，而（雷州正東的）碙州；終於在景炎三年四月病死在碙州；被追尊為「端宗」。帝昺在碙州即位，改年號為「祥興」，以景炎三年五月為祥興元年五月，於六月遷都新會之南的崖山，在次年正月被陸秀夫背著跳海而死。
在文天祥的實際領導與號召之下，有不少的忠臣義士風起雲湧，支持帝昰（端宗）與帝昺的朝廷，對蒙古作最後的掙扎。於是，宋軍先後收復了（江西的）南豐、宜黃、寧都、瑞金、會昌、雩都；（廣東的）韶州、廣州、潮州、梅州、惠州、雷州。可惜的是，文天祥不曾能把這些城市一一固守，或是把這些城市之間的土地與人民結成一片。文天祥終於在景炎二年八月兵潰於廬陵（吉安）之南的方石嶺與「空坑」（敗在蒙古將軍西夏人李恆之手），退到汀州，其後又退到循州（廣東龍川縣），再其後駐節潮州。次年，祥興元年，十二月，「蒙古漢軍都元帥」張弘范來攻，文天祥退守海豐、紮營在海豐北門外四里多路的五坡嶺。十二月二十四日，張弘范的弟弟張弘正攻占五坡嶺，擄走文天祥。文天祥被解到廣州，又解到大都，囚禁在兵馬司的一間沒有窗戶的土屋子裡，整整三年，於至元十九年（1282年）陰曆十月被殺，犧牲。
文天祥在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年）考中狀元，是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位十足的文人，生平不曾受過軍事教育，也不曾怎樣在兵法與戰史的書籍上用過功夫。他憑著一腔忠憤，誓死報國，不存成功之想，只是「盡其在我」而已。可嘆的是，宋朝在此後已無知兵的宿將能供文天祥驅策。
張世傑可謂宿將，然而忠義有餘，卻並不知兵。他出身行伍，是范陽人，原先屬於蒙古軍張柔的麾下，反正以後，始終忠心於宋，一直到死。他在鎮江江面上用水軍抵抗阿術，被阿術用火攻的方法擊敗。他對端宗與帝昺先後護駕，功在青史，然而他沒有戰略，甚至不甚懂戰術。他圍攻在泉州叛變的蒲壽庚，攻了很久攻不下，在淺灣也抵不住蒙古軍劉深的進攻。他的最大錯誤，是最後的崖山一戰，不占海口，而坐待敵船深入，並且燒了自己的營房，使得自己的軍士擠住在船上，由於缺乏淡水而疲乏、生病、無力作戰。他把自己的船都扎連在一起，排成一字形，以致當對方張弘范分前後兩面同時進攻之時，他無法應付。這崖山之敗，真是千古悲劇。當時宋方跳水而死的人，傳說有十萬左右。這十萬人倘若不死，宋朝何致即亡！
陸秀夫是江蘇鹽城人，在鎮江長大，於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考中進士（《宋史》本傳說他在「景定元年登進士第」，錯。）他在李庭芝麾下當過參議官，被李庭芝推薦為司農寺丞，其後升到「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他的第一件大功勞，便是在溫州找出陳宜中，召來張世傑，公推益王趙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再在福州公請趙昰即位為帝。他在趙昰（端宗）與帝昺的朝中，先作「簽書樞密院事」。於陳宜中走後升為左丞相，持躬嚴謹，辦事勤懇，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惜侷促一隅，無所施展。他與文天祥及張世傑合作得始終無間，對國家有功無過，最後於絕望之中斷然背帝昺跳海，免得帝昺作俘虜、受侮辱，這件事也無可非議。總之，他是宋朝殿後的完人。
忽必烈於帝昺及陸秀夫死後，成為全中國在名義上兼事實上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