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三〇　姚樞

王文統死後，他的平章政事一缺，由廉希憲補上。不過，廉希憲在京兆（陝西）走不開，到了中統五年五月，才回來燕京辦事。在中書省表面上當家的，迄於廉希憲回京之時為止，是賽典赤·瞻思丁。此人原任燕京路宣撫使，在中統二年八月便已內調為平章政事。屠寄說他是「阿濫謐人」，我想了很久，才悟出屠寄的本意，是說他為阿拉伯人。賽典赤三個字，是「沙依德」（Sayid）的訛寫，原義為「聖裔」，亦即穆罕默德的女兒法替瑪的後裔。 賽典赤·瞻思丁雖則是「阿拉伯人」，雖則是聖裔，卻並非生長在阿拉伯，而是生長在花剌子模的人。他在成吉思可汗西征之時，帶了一千名騎兵迎降，其後就作了成吉思可汗的宿衛。窩闊台可汗在位之時，他先後做了豐州、竫州、雲內州、太原、平陽二路等處的達魯花赤，與燕京路的「斷事官」。蒙哥可汗在位之時，他和塔剌渾同作「行燕京等處尚書六部事」，其後又作燕京路總管、採訪使。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後，他作燕京路宣撫使。中統二年八月，內調，升為中書省平章政事。 他在平章政事任內，作了些什麼事？《元史》、《新元史》、《蒙兀兒史記》在他的本傳中都是一字不提。在忽必烈的本紀中，也不曾指出那一件事是賽典赤·瞻思丁所作。 原來，真正繼承王文統的職務的，不是這一位阿拉伯人，而是另一位漢人：姚樞。 姚樞原籍柳城，生長洛陽，於窩闊台可汗之時，由楊惟中保薦，當了燕京行尚書省的郎中，因不肯與燕京的行尚書省事牙剌窪赤同流合污而棄官退隱於輝州（河南輝縣）的蘇門山。不久，忽必烈派人把他請去，放在身邊。那時候，蒙哥可汗尚未即位。蒙哥可汗於即位以後，叫忽必烈就南京（汴梁）與京兆（長安一帶）兩者之間，選擇一處作為封地。忽必烈問姚樞。姚樞勸他選擇京兆，說「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潟鹵（硝鹽）生之，不若關中闕土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因此，忽必烈就選擇了京兆。 王文統忌姚樞的才，在中統二年五月請忽必烈任命他為太子太師，同時任命他的朋友竇默與許衡為太子太傅與太子太保，表面上對三人極端尊崇，實際上把他們捧到不能再作平章政事一類的官。三公三孤，照例是高過丞相之上的。姚樞與竇默、許衡一齊懇辭，說：「陛下還沒有立太子，我們是當誰的太師？誰的太傅太保？」 結果，忽必烈在八月間改命姚樞作「大司農」，竇默作翰林侍講學士，許衡作國子祭酒。 在王文統死了以後的第三個月，中統三年五月，忽必烈下詔叫姚樞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同商議中書省事」，換句話說，叫姚樞與劉肅二人參預中書省的機密與決策。如此重要的、關於中書省人事方面的變動，可惜《元史》與《新元史》的宰相年表以及《蒙兀兒史記》的宰相表都漏記了。 從這一年十二月起，忽必烈的兒子真金當了「守中書令」，於是中書省的第一主管便不是右丞相不花，而是真金了。 次年，中統四年，正月間，姚樞被任命為中書省左丞。左丞的地位雖低於右左丞相與平章政事，卻有實權，比起「同商議中書省事」，可說是進了一步。《元史·百官志》說，「右丞一員，正二品；左丞一員，正二品：副丞相，裁成庶務，號左右轄。」 姚樞作左丞，似乎無赫赫之功，實際上作了不少建設性的事。樞密院之設立，他很有關係。更早於此，當他還不過是「同商議中書省事」之時，真金之所以被任命為「守中書令」，也是由於他在幕後策動。 中統四年正月，於姚樞實授左丞之後，忽必烈就下令全部漢軍分為十個「奧魯」，每一個奧魯設一個總管府；從此不再隸屬於各「萬戶」。「凡奧魯內有萬戶的『弟男』及『私人』，皆罷之。」所謂「弟男」與「私人」，都是因被俘而成的奴隸之流。這一件敕令，是德政，可能也是由於姚樞的建議。 姚樞在至元二年閏五月外調。在此以前，又有幾件大事，雖未必皆是姚樞一人的功勞，他至少是參加了一份的。這幾件大事是：（1）中統五年八月初四，詔立新條格（標準），省并州縣，定官吏員數、品級、職務。（2）同年同月，乙卯日（十四），改燕京為中都，與上都開平同為京城。（3）同年同月，丁巳日（十六），改年號為至元，大赦天下。（4）至元二年二月，詔以蒙兀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掌印官），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兒與其他各伊斯蘭教國家之人）充同知，「永如制」。 可惜，就在這不久以前（至元二年二月），廉希憲與商挺敵不過阿合馬的惡勢力，而外調。廉希憲丟掉平章政事的官職，「分省山東」。商挺是在中統五年某月由四川行樞密院副使，內調為參加政事的，這時候也開缺，隨著廉希憲「分省山東」。四個月以後，閏五月，姚樞也被外調，「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陽等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