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三二　盧世榮

忽必烈戮了阿合馬之屍，懲辦了阿合馬的家屬和黨羽以後，並未徹底覺悟，仍舊喜歡有本事幫他弄錢的人，先後重用盧世榮與桑哥，不惜如當年重用阿合馬的前例，更動或更改中央的行政機構。 至元廿一年十一月，忽必烈叫盧世榮與中書省的右丞相和禮霍孫，平章政事麥術督丁、參知政事張雄飛、溫迪罕，在他本人面前辯論財政政策。盧世榮主張提高稅額，被和麥張溫四人反對。忽必烈把和麥張溫四人同時免職，任命盧世榮為右丞，並且依照盧世榮的推薦、任命史樞為左丞，廉希恕（不魯迷失海牙）與撒的迷失為參知政事、阿合馬時代的戶部尚書拜降為參議中書省事。 盧世榮當權的時間很短。他到了次年四月，便被捕下獄。在他被任命為右丞之時，安童於同一天也被任命為右丞相。安童是正經人，不與他同流合污，是他倒楣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朝野對阿合馬的記憶猶新，而盧世榮搜括得比阿合馬更多，更急，雖則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忽必烈。孟子說：「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也，天下之惡皆歸之。」 盧世榮未嘗沒有作了若干件的好事，例如：金銀買賣的解禁，「竹監」的取消（不再以懷州孟州一帶的竹貨為政府的專利品）；驛使飲食改由政府供給；立「常平鹽局」以調節鹽價；製造「至元」銅錢與至元綾券，與紙鈔同時流通，使得紙鈔貶值的速度得以減低；用鐵器的專賣制度，籌出買粟的錢，買足夠的粟儲入各地的常平倉，使得常平倉不至於像以前一樣的空空如也，有名無實；在各路成立「平準周亟（急）庫」，以紙鈔低息貸給貧民；在各郡（州府）成立「市易司」，抽取商貨稅，按四十取一（千分之二十五），以此項稅收的十分之六來增發地方官吏的薪俸，以十分之四抵充「市易司」的經費；由政府出錢，代江淮失業的人，買回他們所賣去的妻子兒女；命令江南的田主，向他們的佃戶減收田租一成；增加中央與地方所有的官吏的薪俸二成；規定官吏考績與升遷的條例。這些「德政」，都是從反對他的人的口中說出來的，相當可靠。不過，反對他的人認為，他施行這些德政的目的，只是為了「釋怨要譽」。 盧世榮的罪狀，遠不如阿合馬的嚴重。他的罪，大都是屬於擅權一類，屬於貪污自肥的部分簡直沒有。他未向右丞相安童報告，支了庫鈔二十萬錠。這二十萬錠，雖控告他的人也不曾指為貪污，可見是用在明處，只是手續不合而已。另一項罪狀，是為了成立野面、木植、瓷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油坊等等牙行，以便抽取商貨稅，而動用了「縣官」（皇帝，政府）的鈔八十六萬餘錠，未能歸墊。（這些牙行成立未久，當然一時歸墊不出。）他的更大罪名，據安童指控，是曾經向忽必烈誇下海口：毋須增加人民的負擔，只須「裁抑權勢所侵」，便可以每年增加稅收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功」；然而，安童說：「今已四個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浮於所入。」這「所出浮於所入」六個字，最觸動忽必烈的忌諱。於是，盧世榮便在「面質」以後被捕下獄。「面質」，是在忽必烈的面前，對控告他的人監察御史陳天祥辯論，有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在場。 盧世榮的其他若干罪狀，皆不嚴重。他引用了若干阿合馬的黨人。然而他事前曾經向忽必烈請示過，說阿合馬的門下「不乏通才，廢棄可惜。臣欲擇任一二，然懼言者謂臣濫用罪人。」忽必烈回答說：「可用則用之，何懼之有？」他叫驛站把公文分別緩急、用紅青白三種顏色的袋子裝。這件事，李璮曾經做過。控告盧世榮的人，說他模仿叛臣的行為。還有一件罪狀是：未經與樞密院商議，便調動了三個行省的兵，共有一萬二千人之多，駐在濟州（濟寧）。這件事非常奇怪。三個行省如何能隨便奉了盧世榮的命令就調兵呢？倘若盧世榮真想造反，僅僅集中一萬二千兵在濟州，有什麼用？大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罷！ 盧世榮在海外貿易方面的政策，為功為罪，要依評判人的立場為轉移。他設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杭二州，「官自造船，募人駕以入番，官收其利七，商收其利三。禁私泛海者，拘其牲畜實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之半給告者。」主張國營對外貿易的人，會認為盧世榮的包辦不夠徹底，應該由政府設立一個機關，派職員入海，而不募商人入海；同時，陸地邊界上的對外貿易，也應該由政府來包辦。然而，無論如何，盧世榮可算是國營對外貿易政策的先驅。反過來說，主張自由貿易的人，認為盧世榮如此做法，是與民爭利，而且所謂國營，實際上是政府營，也就是官吏營。官吏營，不如人民自己營的好。由人民自己營，而抽取人民的稅，站在政府的立場說，是既可以免去由政府花本錢去投資，又可以免去管理上的浪費。盧世榮的辦法，嚴格說來，並非國營，而是以政府為船主，以人民為船客。船客要付出百分之七十的經商贏利，這真是千古未有的昂貴船票。 忽必烈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起用盧世榮之時，不惜為了盧世榮而於一天之內免掉右丞相和禮霍孫，右丞麥術督丁，參知政事張雄飛、溫迪罕。到了次年四月，經監察御史陳天祥一告，於廷辯以後卻又立刻把盧世榮逮捕下獄。 關了盧世榮七個月以後，他忽然想起，問近侍忽剌出：「你對於盧世榮有什麼意見？」忽剌出說：「中書省新來的漢人說，盧世榮的罪已經確定，還關在牢里，天天用囚糧養他，太浪費了。」忽必烈聽了，吩咐把盧世榮殺死，刲割其肉以飼禽獺。 中書省新來的漢人，僅有郭佑一人。郭佑原為御史中丞，在盧世榮被捕以後一個月，五月，受任為中書省參知政事。當時，御史中丞是從三品，參知政事是從二品。郭佑在審訊盧世榮之時很賣力，因此就升了官。 其實，不升官還要好些。中書省是是非之地。郭佑當參知政事當了兩年又五個月，便不僅丟官，而且送命。害他的，是阿合馬與盧世榮的繼承者，忽必烈的另一言利之臣：桑哥。 忽必烈為了這桑哥，正如當年為了阿合馬一樣，不惜更改中央的行政制度，再度增設尚書省，使得中書省變成了冷衙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