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四三　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義大利威尼斯國的人，生於1254年，卒於1324年。在1271年，剛剛滿十七歲的時候，隨著父親尼科羅·波羅與叔父馬泰莪·波羅，從家鄉出發，經黑海、伊拉克、波斯、帕米爾高原、今日的疏附、莎車、和田、羅布泊、甘肅、寧夏，而到達內蒙古的多倫（上都），覲見忽必烈可汗。 二十一個年頭以後，他離開中國，從「刺桐」即泉州出發，經爪哇、蘇門答臘、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在1295年回抵故鄉。途中耽擱了三年，其中有兩年是在蘇門答臘。 回國以後，他在1298年9月參加對熱那亞的戰爭，充任一艘兵艦的艦長，戰敗被俘，被關了十個月。（另一說法，是關了四年多。） 和他同時被關的，有位比薩國的人魯思梯謙。他向魯思梯謙口述在東方的所見所聞與所作的事，被魯思梯謙用法文記載下來，成為其後七百年間暢銷於全世界的《馬可·波羅遊記》。此書有馮承鈞的中文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前後有過拉丁文譯本四部，義大利文的譯本二十七部，英文譯本十二部，德文譯本九部，俄文譯本二部，葡、西、荷、丹、捷克、瑞典文譯本各一部，法文的不同版本十部，手抄稿本八十五部。 哥倫布生平最喜歡讀的一部書，便是拉丁文譯的《馬可·波羅遊記》，且在上面寫了很多註解。 《遊記》之中，有很多極寶貴的史料，如：成吉思可汗對王汗的戰事，忽必烈可汗對海都的戰事，伊爾汗國內部阿魯渾與阿合馬德的爭位之戰，蓋喀圖、貝杜與合贊之間的爭位之戰，以及欽察汗拜兒克對伊爾汗旭烈兀之戰，欽察汗國內部脫脫與那海之間的戰事等等。 《遊記》也記載了忽必烈可汗對乃顏的討伐，對緬國及蒲甘的侵略。蒲甘（Pagan）被魯思梯謙寫作邦加剌（Bangala），原因是：蒲甘的古名是芒加剌（Mangala），M被訛寫成B。 忽必烈可汗對日本的戰爭，《遊記》也有所記載：說有三萬中國兵在1279年（事實上為1281年），襲據了一個日本城市，死守了七個月，最後由於無法與可汗取得聯絡而投降，留居日本。這一件掌故，不見於中國的史籍，值得今後的學者加以考訂。 《遊記》又記載了蒙古兵用石炮攻襄陽城，說是全由尼科羅·波羅及馬泰莪·波羅與馬可·波羅三人獻計，石炮也是這三人會同一位景教徒與一位日耳曼人所製造的。石炮的名稱是「茫貢諾」。伯希和很懷疑，以為襄陽城被炮攻之時（1272年陰曆十月），三位「波羅」不在中國。（尼科羅·波羅與馬泰莪·波羅兄弟二人在1255年第一次由威尼斯啟程來中國，於1266年離中國回威尼斯。到了1271年陰曆十月，才帶了馬可·波羅從阿克兒城啟程，再度東來，不可能在1272年，陰曆十月便已到了上都，轉道抵達襄陽。）這件三位「波羅」助攻襄陽的事，也是值得學者加以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更值得研究的是：馬可·波羅曾否如他自己所說，在揚州「治理亘三整年」。 傳說，在揚州的天寧寺中，有一位羅漢，相貌很像義大利人。雕塑這位羅漢的人，可能是請求了當時當揚州「達魯花赤」的馬可·波羅。 1881年，在威尼斯城有一次地理學者會議。有人在會議中提出報告，說廣州某一所廟宇中也有一尊羅漢，是以馬可·波羅為「藍本」而塑成的。（伯希和認為：此項報告甚為「荒謬」。） 我以前在現已忘記的某一本書之中看到過：杭州靈隱寺的某一號羅漢，也是馬可·波羅的塑像。 馬可·波羅到過揚州，也到過「京城」（杭州）。關於杭州，《遊記》的文字涉於誇張：說石橋有一萬二千座，戶口有一百六十萬家，房屋有一百六十萬所，大街有一百六十條。 馬可·波羅十六歲時離開威尼斯，後由絲綢之路東行。 他在「汗城」（北京）住得很久，因此《遊記》所描寫的「汗城」十分確實：說它的周圍有二十四英里，每面各有六英里，「環以土牆，牆根厚十步，牆頭僅厚三步，牆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門，各門之上有一『大宮』（城樓），頗壯麗。四面各有三門五宮，蓋每角亦各有一宮。」 在「汗城」的外圍，另有一道城，「寬廣各八英里，其外繞以深壕，各方中辟一門。」 在汗城的中央，「有一第三城牆」（宮城），寬廣各一英里，「此周圍四英里牆垣之內，即為大汗宮殿所在。宮基高出地面十掌，四圍環以大理石牆，厚有兩步。」「大殿寬廣，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餘。」 《遊記》所提到的城市，除了襄陽、揚州、杭州、汗城以外，尚有可失合兒（疏附）、鴨兒看州（莎車）、忽炭州（和田）、車爾成州（婼羌）、羅不城（羅布淖爾）、沙州（敦煌）、哈密、肅州、甘州、亦集乃城（居延）、哈剌和林（和林）、天德軍、上都（多倫）、涿州、太原、京兆（長安）、成都、敘州、邳州、淮安、寶應、高郵、泰州、南京（開封）、鎮江、蘇州、福州。 這些城市，雖則馬可·波羅都是以「走馬看花」的筆法略加交代，卻也多多少少令我們窺見當時當地人民生活的一斑。另有若干城市，如所謂「哈寒府城」、「中定府城」、「新州馬頭」等等，由於譯名太過離譜，我們就頗有莫知所云之感。 東南亞與西南亞，也有不少地區見於《遊記》。其中有馬可·波羅所親自到過的，也有他從未去過，而純屬得之傳聞的。因此遊記所載的可靠性，甚不一律。然而，這些記載，從西方人的觀點來衡量，卻都是空前的，極可寶貴的材料。（在馬可·波羅以前，僅僅有過阿拉伯人蘇賴曼的遊記；並且這蘇賴曼的遊記，西方人看過的極少。幾位在蒙古帝國建立以後，到過和林的神父，所走的路是經由歐亞大陸。例如在1246年覲見貴由可汗的卡皮尼與班奈狄克特；在1254年覲見蒙哥可汗的盧布盧奎斯。） 《馬可·波羅遊記》最叫西方人驚奇到難以置信的一點，是其中所敘述的中國地方之大、物產之富、人口之多。 威尼斯國的幅員、物產與人口，如何能與蒙古帝國相比？威尼斯國的人，當然難以相信馬可·波羅的「海外奇談」。他們總以為馬可·波羅是在一味誇張。 尤其叫他們難以相信的，是：馬可·波羅所說，中國人用一種黑色的石頭作燃料。他們不曾用過煤炭，甚至也難以相信世界上竟有這麼一種可以燃燒的黑色的石頭。馬可·波羅又說，「大汗用樹皮所造之紙幣，通行全國」。這句話，在威尼斯國的人聽來，也同樣像是馬可·波羅在尋他們開心。 馬可·波羅在中國住得很久，前後有十七年。他的父親尼科羅與叔父馬泰莪在中國住得更久，前後有二十八年（除了第二次偕同馬可·波羅留居中國十七年以外，第一次在1255年來，1266年走，有十一年住在中國）。他們兄弟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國究竟幹了些什麼？這是歷史上的一大懸案。 從《遊記》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揣測到：他們三人作了忽必烈可汗的情報及外交人員。 忽必烈可汗曾經在1266年，派遣尼科羅及馬泰莪送一封信，給天主教的教宗克賴芒第四。二人在1269年回到地中海邊的阿克兒城，聽說克賴芒第四已死，便回了威尼斯國，住了兩年，然後帶了馬可·波羅到阿克兒城，向「教廷大使」梯博要了一封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向東走，準備回中國向忽必烈可汗復命。可是，走到了小阿美尼亞的拉牙斯城，又接到消息：梯博當選為繼任的教宗，改名為格累果阿兒第十（GrégoireⅩ）。他們三人於是又折回阿克兒城，從這位新任的教宗的手中，取得了一封他以教宗地位所寫的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偕同他所指派的兩位教士，尼古勒與吉岳木，重新首途東向。這兩位教士走到了拉牙斯城，不願再走。波羅一家三人繼續前進，於1275年夏季到達上都，覲見忽必烈可汗。 忽必烈可汗對尼科羅·波羅與馬泰莪·波羅兄弟二人之有始有終，完成使命，十分滿意；對馬可·波羅也很喜歡，說「他來甚好」。 此後，除了《遊記》所說尼科羅等三人建議用石炮攻打襄陽以外，我們不再知道尼科羅與馬泰莪二人在中國做過什麼事，直至最後在1292年奉忽必烈可汗派遣，帶了馬可·波羅偕同蒙古使臣護送闊闊真公主去伊爾汗國，嫁給阿魯渾。他們到達伊爾汗國之時，阿魯渾已死，便把闊闊真公主交給了新任的汗乞合都（蓋喀圖），繼續向西走，於1295年回到了威尼斯國。（闊闊真其後嫁給了阿魯渾的兒子合贊。） 至於馬可·波羅，由於來中國之時年紀很輕，便學會了蒙古話與蒙古文字，因此而似乎替忽必烈可汗作了比父親與叔父更多的事。《遊記》說，他來了不久便奉可汗之命，到一處「程途距離有六個月之地」（可能是雲南大理）。其後，又到過很多地方，包括杭州。任務如何，我們不知其詳。很可能是作密探，或公開的查案之官。他可能也在揚州「治理」了三年。除此以外，我們便不曉得他如何消磨那十七年的悠悠歲月了。 頗蒂埃說，他便是《元史》上面的「孛羅丞相」。沙海昂也如此說。 倘若我們不忘記，馬可·波羅在1271年離家東行之時才只滿十七歲年紀，到了1292年離華西回之時，也不過才滿三十八歲，便不至於輕信人言，以為他在元朝當過「丞相」。 事實上，不僅是他，他的父親或叔父，也決不是《元史》之中的孛羅丞相。伯希和考訂得很精：孛羅丞相是屬於杜爾伯特族的蒙古人，不是屬於威尼斯國的義大利人。他的蒙古名字，是波祿德（Bolod），寫成波斯文是普拉德（Pulad）。拉施丁稱他為普拉德丞相（PuladChingsang）。 頗蒂埃之所以錯認孛羅丞相與馬可·波羅為一人，原因之一是：當馬可·波羅與父親叔父護送闊闊真公主到了伊爾汗國之時，恰好孛羅丞相也在伊爾汗國。（蓋喀圖汗於1294年在其國內仿照中國「交鈔」的辦法發行紙幣，據拉施丁說，「普拉德丞相」曾經表示贊成。） 沙海昂在所注《馬可·波羅遊記》的第一冊，沿襲了頗蒂埃的說法，以為馬可·波羅便是拉施丁書中的普拉德丞相。其後在所注遊記的第二冊中，放棄了頗蒂埃的如此說法，卻仍舊主張馬可·波羅是《元史》之中的孛羅丞相：加上一種假設，說孛羅丞相與普拉德丞相不是一個人。關於這一點，伯希和也加以駁斥。 剩下的另一問題，是馬可·波羅是否與忽必烈可汗征討日本的戰事有關。沙海昂說：「若是說他在預備遠征日本一役里未曾劃策，日本人決不能將他視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謀。現在只說事實，當馬可·波羅被任為揚州總管繼續在職三年之時，就在忽必烈遠征日本失敗、預備報復之際。」 伯希和在「通報」中對沙海昂的此書，有嚴厲的評語。書評中說：「沙海昂君所言馬可·波羅在揚州所執之任務，也不確實。首先應該摒除的，就是日本尚記得有馬可·波羅一說；因為日本在十九世紀翻譯歐洲書以前，從未知有此人。此外，好像馬可·波羅從未做過揚州總管。」「揚州之為〔河南江北〕行省治所，似在1276至1291年之間。……可是說他做過總管，我同玉耳（Yule）一樣懷疑。按照馬可·波羅之文，推想固然如此，而喇謨西莪（Ramusio）的本子尤為確定；可是中國〔其他〕史書同揚州府志皆無紀錄，未免甚奇。或者他曾做過省或路的達魯花赤的副貳，容或有之，但是現在不能作推定。」 然而，沙海昂言之鑿鑿，說了日本人將馬可·波羅「視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謀」，也許有所根據。 總而言之，關於這一個小問題，最後的發言權應該是屬於日本學者。日本學者之曾經作過有關馬可·波羅的研究的，有藤枝晃、桑原隲藏、伊藤述史、岩村忍等等。 作過關於「元寇」的研究的日本學者，為數更多。池內宏在昭和六年八月發表了一部《元寇の新研究》，計有四百五十八頁，列在「東洋文庫論叢」之內，最值得我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