韻語陽秋 · ●卷九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辯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何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臣，乃達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①，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策畫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
①「余」字《類編》本作「徐」。
王儉《七志》曰：宋高祖游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矣。王荊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谷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議論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椎之事，以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
左太沖、陶淵明皆有荊軻之詠，太沖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荊軻功之不成，不在荊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概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濕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余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濕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終回曾子車。素綆銀床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卻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蹤之喻盡之矣，他人豈容議邪！
韋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然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為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眾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大和末，閹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清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斸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屍。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禍。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大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台宮①。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懾士良輩，遂加以奸凶之目，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①「犬」原作「大」，據《樊川集》改。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千古，鐵鑕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考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惟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慚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鵩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鵩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佣錢獻羨餘，怨聲載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答，卻得在中台。」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中，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系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閹人，而誣置人於死地，楚忍為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楚獨為辯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瑒勸其取金陵，史稱薛繆、李台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闢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啟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以抆拭其過爾。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雲，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