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早年自傳 · 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我講了半天小時候兒東一片兒西一段兒的回憶，有的是一景一景的不動的景致，有的是一幕一幕的有點兒變動的事情，有的是常常兒有過好些回的事兒——不管是哪一種，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接不起頭兒來的。除了我生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九月十四——那是後來人家告訴我的——還有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十六看月食——那是人家新近才給我查出來的——別的事情不管是哪件是什麼年月日都說不上來，連誰先誰後有的也弄不清了。可是有一樣兒能幫我分得出先後的，就是我小時候兒老搬家，祖父在哪兒做事家就搬到哪兒。這些地方兒的先後我都記得，那麼在哪兒的事情就記得是什麼時候兒的了。可是還沒講我住過的家在哪兒在哪兒，我得先說說我們一家子都有些誰。
我一小兒跟著祖父跟父母，還有哥哥姊姊，這麼樣兒一家子三代一塊兒過的。我們算是江蘇常州府陽湖縣的人。（後來民國把陽湖、武進合併了，我們就算武進人了。）祖父跟我們說話都說北邊話，可是總帶點兒南方口音，我們孩子們有時候兒就學他，他就假裝兒生氣對我們說：「哼！你敢ㄒㄧㄛ夷夷啊！」，就是說「敢學爺爺啊」——因為我們都稱他「爺爺」——可是他很少真罵我們的。
祖母生了我父親很早就死了。所以不只是我們孫子輩沒見過祖母，連我父親都不記得她了。
祖父下來家裡頂大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他們都死得早。我就記得伯父有時候兒喜歡跟我逗著玩兒。可是他不常住家裡，因為多半兒都在別處兒做事，所以見的日子不多。伯母死得更早。我就光記得她裝殮好了躺在床上那一景。她別的事情我一點兒都不記得了。
伯父母一房生了有兩女一男。大姊比我大十歲，哥哥比我大六歲，二姊比我大四歲。因為我們總住得家裡一塊兒過一塊兒玩兒，又因為他們的父母死得早，老跟著叔叔嬸娘長大的，所以我跟他們就都像親兄弟姊妹似的。
我伯父跟父親當間兒有一個姑母，嫁給了常熟楊家。他們都住得南邊家鄉。趕我講到「我小時候兒說的話」的時候兒再說他們的事？情。
現在我把家裡人的名字、號，跟我對他們的稱呼說一說：我祖父的名字——我正要說「上字『執』」，「下字『詒』」——因為照老規矩，長輩的名號不能就這麼說的，得分開了說上字是什麼，下字是什麼。可是現在這一輩年輕人都不管那一套了。你要是那麼樣兒說法，他們還不知道你在那兒幹嗎吶。所以我就照新樣子把家裡人的名字都一個一個的直說出來吧，可是說的時候兒總還覺著在那兒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似的。
那麼現在再說回頭——索性再說遠一點兒回頭吧！我們的家譜一直追溯到宋朝，我們一輩是宋太祖下來的第三十一代，我們是德昭那一支的後裔。到我六世祖甌北公，因為他做過許多事，到過許多地方，著過許多書，所以我們家裡總拿他當個榜樣。我們連他的名字「翼」——單音字的名字，說倒是許說——可是寫「翼」字的時候兒，比方寫「不翼而飛」，第二個字就得缺末筆寫成這樣，可是到了我們這一輩就不大管了。甌北公下來到他孫輩的老四是我的曾祖，名字是曾向，號叫朗甫，我後來回到常州住的房子就是曾祖下來三房同住的一所兒三進的大房子。這是後來的話了。那麼我祖父的名字是執詒，號仲固，因為他排行第二，起號的時候兒常常兒用伯仲叔季當第一個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大、老二、老三還是老四了。祖母姓陳。除了她是常州陳家的，她的名字我們這一輩的人都不知道了。我伯父名字叫儀年，號棣威。伯母我們就光知道她姓史。她過去了以後，我伯父又續弦的姓左。這位第二個伯母我跟她住過好幾年吶。這是後來回到南邊去的事情了。我父親的名字是衡——呃——也是「年」字排行，號叫君權。母親姓馮，名字叫萊蓀，這個我最記得，因為有時候兒人家送她扇子上的題款有名字在上頭。大姊名字叫婉，二姊叫婉什麼我可記不起來了。哥哥叫元成，號敬謀。我叫元任，號宣重。在小學中學時候兒同學們都是彼此叫號的，後來到外國念書的時候兒嫌囉唆就一直沒用號。回了國以後，在清華大學的時候兒，有人請客在知單上用了我的號——也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查出來的，我就在上頭當著送信人的面前在「趙宣重先生」幾個字的底下籤了一個「已故」。後來就沒有人再管我叫宣重了，我的號不記得是誰起的。可是我記得我祖父給我又起了個號叫重遠。這個號我老沒用過，一直到了三十幾年以後，有一次我在南京中央飯店住著，為著要躲客人，就把我的名字寫了個「趙重遠」。結果真的沒人來找——一直到有一天吳稚暉老先生因為我要找他沒找著，他找了來了。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兒——因為那些旅館常常兒把客人的名字都登得黑板上——他一看就知道趙重遠就是趙元任，因為《論語》上不是說「任重而道遠」嗎？
我們小孩兒們都有小名兒——他們大人們自然也有小名兒，不過我們從來沒聽見過，也沒知道過，因為一長大就沒人叫他們小名兒了。我祖父管我父親叫什麼我壓根兒就不記得聽見叫過，大概是叫號。我們這輩裡頭，大姐的小名兒叫阿詵。按北邊話說起來這名字念阿新，可是我們上一輩說北邊話的時候兒總帶點兒南方口音，最難改過來的是入聲字，所以「阿」就說成一個很短的入聲的阿。其實北邊人小名兒里很少用「阿」字的，多半兒都是叫什麼官兒、什麼寶。我哥哥就叫成官兒，二姊叫蓮官兒，我叫任官兒。大人可以叫小孩兒小名兒了，小孩兒自然不能叫大人小名兒。我們同一輩的，哥哥姐姐能叫弟弟妹妹小名兒，弟弟妹妹就得用稱呼。
說起稱呼來，我們家裡也沒全用北邊話，也沒全用南邊話的稱呼，不過雖然就是用南邊話的稱呼的時候兒也還都用北邊話的口音的。我們管祖父叫爺爺。祖母不在了，可是提起來的時候兒總說奶奶。我管伯父叫八八，是伯伯的變音，真正北邊話是叫大爺的；我管伯母叫阿姆娘，這完全是常州話。我管我父親母親叫爹爹娘娘，這也是用北邊音說的南邊話，真的北邊話只叫一個字：爹，娘，還有更常聽見的稱呼是爸爸，媽媽，或是媽，可是很少叫爸一個字的。我就我哥哥姐姐的稱呼已經說過了，可是我對我二姊有個古怪的叫法。我不好好兒地叫她二姊，我老管她叫爾接。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也許是我起頭兒成心不好好兒叫，叫著玩兒，後來叫慣了就改不過來了。還有一樣兒規矩是對長輩不能稱你我，有時候兒連他都不許說。北京話對生人或是對長輩不說你說您，不說他說怹。可是我們家裡還是照南邊規矩都用稱呼。比方我們不說：「爺爺，您能不能把您的筆給我用一會兒？」得說：「爺爺，爺爺能不能把爺爺的筆給我用一會兒？」說不說你，不光是論輩分，我想也論歲數兒：我跟哥哥爾接——二姊——說話的時候兒我就隨便你啊你的那麼說，可是大姊比我大十歲，所以我就不敢說你了，就老得說大姊長大姊短了。
我小時候兒住的家，因為我祖父常換差事，所以差不多兒每一年換一個地方。我在天津生的那一年也不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就到保定，過了沒多會兒就搬到磁州，頭一回在天津、北京、保定，自然我一點兒都不會記得。從磁州起頭兒——不是我以前說的？——就慢慢兒記得事情跟地方兒了。照我記得起來的，我是：
四歲住磁州（西曆一八九五），
五歲住祁州（西曆一八九六），
六歲住保定（西曆一八九七），
七歲住冀州（西曆一八九八），
八歲住保定（西曆一八九九），
九歲住冀州（西曆一九〇〇），
十歲回常州（西曆一九〇一）。
我說「回」常州，因為雖然我從來沒到過常州，可是上輩都是從常州出來的，所以跟著他們回家鄉也就是回去了。
北邊的房子都是平房，大一點兒的房子就是分幾個院子。在磁州、祁州、冀州衙門裡頭我們住家就住得裡頭的上房，還有師爺、賬房、教書先生們都住得外頭一點兒兩邊兒的跨院兒里。沒有實缺，等差事的時候兒就住得保定。因為那時候兒保定是直隸省的省城。等北邊差事的人多半兒在那兒住家。我還記得我們在保定住的房子第一回是在元寶胡同，第二回是在扁擔胡同——不對！真的第一回在保定住的是穿心樓東，那還在磁州以前，我一點兒也不記得，是許多年以後大姊告送我的。磁州以後在保定住的鐵面五道廟，然後下一回住的才是扁擔胡同。元寶胡同是常走的地方，可是壓根兒沒住過，我想。我老記著從前住的房子有多大，街道有多寬，兩頂轎子對面兒來都很容易過得過去的。可是小時候兒記得的東西的大小趕長大了再看見啊，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了。後來有一年——是在一九二〇也不一九二一——我陪著羅素到保定去演講。我想我這回非得想法子找找我小時候兒認得的地方兒了。元寶胡同、扁擔胡同找倒是都找著了，可是看見了簡直不信。街怎麼這麼窄啊？牆怎麼這麼矮啊？這難道就是我從前常站得門口兒看他們做冰糖葫蘆兒轉糖人兒的那個大寬街嗎？這種經驗自然是許多人都有過的——沒準兒人人都有過的，後來我經過這樣兒事情也不止一次。可是我在保定看見扁擔胡同變成了那麼小不點兒的一個弄堂，我又詫異又失望得簡直說不出話來。
我們住的房子的樣兒雖然記不清了，可是我老記得我們搬家上路的情形，因為我們差不多兒每年都搬一次家，不是嗎？我已經講過有一回動身前一晚上我媽先睡著了我就哭起來了。我們凡是快要上路的前幾天大伙兒就忙著齊行李，捆箱子，裝網籃，就是鋪蓋自然非得趕動身的那天才能打。我看看他們用人捆箱子打鋪蓋很好玩兒，就留心他們怎麼捆的法子。到現在我捆東西打包的本事比我朋友們的本事好，有時候兒大鋪子裡專門打包裹的人都沒我內行——除了他們比我的勁兒大。從常常兒齊行李上，我又養成了一種喜歡齊東西的脾氣。一看見大人們齊行李了，我就歸置我的那些小玩意兒了，歸置好了就交給我母親裝得哪個箱子網籃里。後來弄慣了有時候兒連不是動身上路也常常兒歸置東西。歸置的時候兒總要一堆一堆的分這一種那一類。這樣子又弄出個喜歡給樣樣兒東西歸類的脾氣。後來過了許多年我念哲學的時候兒想拿科學分類作我的論文題目，可是我的先生若伊思（Josiah Royce）說這題目太乾燥。後來若老師過去了，我就跟著協佛（H.M.Sheffer）教授做了一個方法論，裡頭講連續性的一個題目。可是後來我見東西亂了還是喜歡齊，說事情的時候兒還是老愛說第一層怎麼第二層怎麼。這脾氣難道都是從小時候兒常常兒上路得來的嗎？
從前上路真是件苦事情。可是我倒怪喜歡上路的——也許為著過久了把苦的都忘了只記得好玩兒的地方兒了吧？可是一樣兒我頂怕的，就是坐得車裡會碰腦袋。北邊地方河流少，上路多半兒得起早坐騾車。那時候兒的車軲轆兒自然沒有橡皮包著，都是鐵的，還有一個一個的大釘兒。道兒又不平。所以走起來車左一歪右一晃，坐得裡頭的人的腦袋就右一碰左一撞。我記得有時候兒我碰的兩邊兒都是大包，趕早走搖晃慣了就知道順著那車歪來歪去的就不會碰頭了。
我們回南邊以前每次上路也就是在直隸省的中段兒那幾處轉轉，可是因為騾車走得那麼慢，就是一二百里地的路程也得走幾天。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來打鋪蓋吃點心，趕天一亮就動身。天不黑就住店。因為天黑了怕地方不安靜，所以總是亮著走，黑了歇。晌午找著了合適的地方了停下來打尖——打尖就是半路上停下來吃飯的意思。那些牲口自然也得餵啊。到晚半天兒住下店來，是一天頂舒服的時候兒。盤著腿坐了一天車，現在能伸伸腿走動走動，在炕上躺躺多麼好受啊！還有我老記得的是在那些店裡吃的攤黃菜、家常餅、小米兒粥。這些東西其實比平常家裡吃的飯菜粗多了，可是那時候兒我覺著它好吃得不得了。
我們搬起家來，坐船的時候兒少，因為北邊河道少，可是有兩回坐船上路的時候兒我覺著更好玩兒。一上船看，淨是——不對！他們不說上船，得說下船、上岸。因為岸高船低，你從岸上走到船上，那跳板是望下斜的。到後來有了大輪船比旁邊兒的岸高，才起頭兒說上船，可是還是說上岸，沒有說下岸的。我剛才說一走到船上，看見樣樣兒都是好玩兒的。撐篙的撐篙，扯篷的扯篷，把舵的把舵。碰到頂風的時候兒或是往上水走的時候兒還得拉縴。拉縴頂好玩兒了。一排人在岸邊兒上拉著走，後頭一根兒長繩子把船紲著慢慢兒望前跟著來，有時候兒一頭兒拉著還一頭兒唱歌兒吶。
我們住家的事情除了上書房念書我待會兒再說以外，我就記得過年過節跟害病。過年的事情我已經講過了——不是我一年到頭鬧「老不過年」嗎？過節麼，頂大的是端午跟中秋了。可是我們小孩兒們什麼節都要過，因為過節就甭上學了，並且還有過節的東西吃。清明吃什麼我倒是不記得，也許沒有一定的清明吃的東西。清明頂要緊的事情麼，就是放風箏的最後一天。照規矩打年三十起頭兒放風箏，一直可以放到清明，一共有一兩個月的日子，過了清明就不許放了。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拿風箏出去放得高高兒的，拿剪子把繩子一鉸，就跟風箏說再見了。我喜歡放風箏喜歡迷了，晚上做夢都夢見放風箏。有時候兒放的風箏比我人還高——這是說真事情，不是說做夢——那麼放了一季的風箏每次到了清明割線的時候兒，呼——！飛得又高又遠，好玩兒是真好玩兒，可是看著老覺著捨不得，總像是怪可惜了兒的！
五月五端陽是紀念古時候兒屈原的，可是我們就記得吃粽子。家裡上上下下的娘兒們兒都忙著包粽子：肉餡兒的，火腿的，我頂愛吃澄沙餡兒的。五月節是個大節，在南邊還有賽龍船的。北邊因為河少，所以不大賽船。
七月半是鬼節。這是小節，有時候兒我們連學都不放，可是有茄餅吃。晚上頂好玩兒的是在院子裡地上插香，好讓那些鬼認得路走。這些說法大人們不太當真——半信不信的，所以插香那些事兒也都讓我們小孩兒們幹的，把一股一股的香點著了分開了一個兒一個兒的在磚地的縫兒裡頭插成各式各樣兒的回文。晚上那些香看不清棍兒，只有上頭的許多亮的紅點兒，連起來就成好看的花樣兒。那些長棍兒的香且點且不滅吶。我們總是等大人催了好幾遍才肯上床去睡覺去。
八月半又是個大節，那是一定放學的。八月節麼，家家兒吃月餅了。月餅家裡不做，都是外邊兒買的，棗泥餡兒的，澄沙餡兒的，也有咸餡兒的，可是澄沙的什麼東西我總喜歡，我說的這麼有滋味因為我現在還喜歡——連外國樣兒的澄沙豌豆湯都喜歡喝。八月半晚上麼，在院子裡擺起桌子來供月亮。這些事兒也是留給我們孩子們半玩兒半當真地對月亮磕頭，大人們都不大管的，我記得我哥哥最愛張羅這些事兒。
九月九叫重陽節，又是個小節。大伙兒出去找高地方兒去「登高」。北邊山少，所以總找個寶塔或是跑得城牆上頭去玩兒去。吃的麼，有重陽糕，我們總是家裡做的。是一種松松兒的米粉做的糕。這也是我小時候兒頂愛吃的一種點心。九月節過完了，那就一直要到過年就有的大玩兒大吃了。這個我上頭已經講過，現在就不用重說了。
我剛才說我小時候兒住得家裡，除了念書跟過節過年時候兒放學，還記得常常兒害病。我一小兒身體不好，動不動就是傷風、發燒。我害過痢疾，小腸疝氣，還有傷寒，喉痧害過沒有，我就記不大清楚了。我總記得，發燒發得高的時候兒常常兒有個說不出來的病症。我一點兒不記得發燒頭疼不頭疼，只記得一閉眼睛就覺著自個兒的頭像房子那麼大似的，上下的牙咬在一塊兒的時候兒覺著像咬著一塊好像比磨子還大，也許有房子那麼大的大石頭在那兒轉似的。趕轉了幾轉轉過來——大概要好幾分鐘吧——就覺著全世界輕鬆了一點兒了。過了一會兒它又來轉了。這種病症我有過好幾次，可是大了以後就是發燒的時候兒也沒有了。我後來講給別人聽他們都說沒有過。我想不是沒有過，是我解說得不夠明白——我怕我現在還沒解說明白到底那是怎麼一個滋味。不是我說過，滋味是嘗的，不是能解說的。
我害小腸疝氣大概是我六歲的時候兒。我就光記得老肚子疼。我們家裡多半兒是病了找中醫，可是碰到外科的病就找西醫了。那時候兒我們住保定。我父親帶著我到天津去看大夫。那回上路是坐車呀，是坐什麼，我一點兒不記得了。帶著那樣兒病動身，不像是能禁得起坐騾車裡那麼顛的，可是我又不記得坐什麼船來著，就記得天津地方樣樣兒都新得很。這是我第二次到天津——要是可以管頭一次叫「到」的話，可是我這次才記得一點兒那地方。這是我第一次記得看見自行車兒。說到記得事情的話，一個人的記性真靠不住。我這回看了自行車兒過後啊，我老記得一個自行車兒拐彎兒的時候兒就像一張紙牌似的，一翻就翻到左邊兒，一翻就翻到右邊兒，老是一閃一閃的很快的那麼變。後來好幾年沒看見自行車兒，我就老記著它是那麼樣兒拐彎兒的——一直回到南邊在上海再看見自行車兒才看出來自行車兒拐彎兒跟別的車一樣，是彎彎兒的慢慢兒的那麼拐的。我還記得那麼清楚，你瞧！給我看病的大夫是個西洋人，是什麼國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怕得開刀。後來他給了我一種帶子戴起來，戴了大概有兩年的樣子就那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