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篇短文不但立論高遠，見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論證明晰，邏輯嚴謹，有不容置辯的說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層層深入進行論證，形成壓倒一切的逼人氣勢，在藝術上也很值得稱道。

　　孟子在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圍繞客觀環境與個人和國家命運的關係，闡述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深刻道理。

　　文中說一個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經歷許多艱難困苦的磨鍊，只有經歷艱難困苦，經風雨，見世面，才能鍛煉意志，增長才幹，擔當大任。安逸享樂，在溫室里成長，則不能養成克服困難，擺脫逆境的能力，會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遇挫折、逆境則消沉絕望，往往導致滅亡。所以他得出結論：「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文章一開頭並沒有正面提出任何觀點，而是一口氣列舉了虞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聖賢從貧賤中發跡的例子。這六個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在擔當「大任」之前，都曾飽經憂患，經歷過坎坷艱難的人生歷程。正因為付出了非同尋常的代價，這些聖賢才能「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業。所以這後面的結論又倒過來說明了這六位聖賢成功的原因。「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使動句。動心，使心驚動。忍性，《孟子正義》釋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為任性。孟子主張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即本於性。任其性，即以仁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們增加了做本來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運的挫折，身心的磨難，不但沒有使他們屈服，反而磨礪他們的人格，增長他們的才幹，使他們變得更加成熟，最終成為歷史上的傑出人物。由此推論，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個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練他的意志，鍛煉他的筋骨，還要讓他經受缺吃少穿、窮困潦倒之苦，這樣，才能使他適應各種艱苦的生活，為將來的建功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接著，孟子進一步指出：「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這寫的是生於憂患。這是一個並列複句，每個分句前半寫「憂」，後半寫「生」。人在客觀世界中，不能無過，有過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種境界，這種境界是指人的主觀世界在客觀世界中取得了相對的自由。能改，不僅指人在道德品質上符合了仁義禮智信的要求，還指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水平、創造能力得到了提高與發揮。一個「能」是人的願望、決心與主觀能動性的體現。人的一生常常會因為主觀願望與客觀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觀學識品行才能與客觀處境的矛盾而憂心忡忡，內心充滿苦惱壓抑與困惑，思慮阻塞不暢。但是人也正是憂患困境中磨練了意志、提高了認識、超越了自我奮發而有所作為。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客觀世界常常引起人們喜怒哀樂好惡憂懼等感情，他們被這些感情所困擾。表露在臉色上與語言中，然後得到別人的同情與理解。入就在這種與憂患的鬥爭中，找到了「生」的方式與途徑，獲得了「生」的意義與價值．，取得了「生」的信心與自由，這就是生子憂患的含義。「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說物質上的憂患，這一層主要講的是精神上的憂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寫的是死予安樂。如果在內沒有能幹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沒有敢於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在外又沒有足以與自己的國家抗衡、對自己的國家構成威脅的敵國，那麼在這種寬鬆平和的國度里，國君便可以整日耽於安樂(他既不需文韜，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樂的結果也往往就是國家的滅亡，這就是「死於安樂」的含義。

　　憂患可以使人發奮-安樂可以鬆懈鬥志；逆境中求生，順境中滅亡，這就是人生的辯證法，這就是生活的哲理。這也是孟子作為孔子之後又一個儒學大師所提出的體現儒家奮發有為、積極用世思想的著名論斷。

　　由於儒家學說是關涉政治的學說，故黍子的論述始終扣住聖人、賢士，人君、大臣來進行，這在《舜發》一文中也體現得很明顯。

　　而是進一步將上述客觀環境和個人命運的互動關係推廣到客觀環境和國家命運的關係上去，得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樣一個深刻的結論，將問題提高到安邦治國的層面，使得文章的寓意更為深廣。

　　開始連續排比六位古聖先賢從貧賤起家的成功事跡，暗示出成功和憂患之間的內在關係，接著在大肆鋪陳「大任」前的磨難中自然地得出結論，突出成功的來之不易。接著再將這一道理推廣到治國，最後畫龍點睛：「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托出一篇主旨。作者論證思路清晰，層層推進，最後作結，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整篇文章也是「尺幅有萬里之勢」，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都堪稱鬼斧神工。

　　宋儒張載在其名篇《西銘》中也說：「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富貴福澤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好，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也是人們追求的願望。貧賤憂戚，則是人們所不願接受的。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人們都希望一帆風順，萬事如意，孟子卻說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人們不願貧賤憂戚，張載卻說這是「玉汝於成」，幫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著深刻哲理，體現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人生不是康莊大道，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要在不斷經歷失敗和挫折，不斷克服困難的奮鬥中前進。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鍊自己，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養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自強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國歷史，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司馬遷在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的情況下，發奮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記》。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報任安書》中，曾列舉了許多先賢在逆境中奮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著了《國語》；孫子受了臏腳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先賢在困厄中發奮作出的業績。司馬遷正是以此激勵自己，繼承這種精神，完成了撰寫《史記》的偉業。

　　牢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真理，提倡自覺磨鍊的精神，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自覺經受艱難困苦的磨鍊，才能擔當起迎接偉大民族復興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於將排比、對偶夾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對於同一論題，採用一連串整齊的句式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有如幹流萬壑、一時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不可阻擋的氣勢。《舜發》開頭，運用歸納椎彈的方式．一口氣舉了六個聖賢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組結構相似、意義相關的排比句，這就從數量上予以強調，說明了「生於憂患」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給讀者以深刻印象；接著又用排比句極力鋪排天降大任於是人之前對人們的磨練與考驗，反襯了聖賢成功的不易；然後再用排比句進一步說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舜發》幾乎通篇用排比，從語義上說，以簡練的語言表達了豐富內容；從語氣上說，加強了語言氣勢和感情色彩；從語形上看，給人以整齊對稱的美感。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孟子所舉的例證是舜帝、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六人。

　　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後人常引以為座右銘，激勵無數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奮起。其思想基礎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英雄觀念和濃厚的生命悲劇意識，一種崇高的獻身精神。是對生命痛苦的認同以及對艱苦奮鬥而獲致勝利的精神的弘揚。

　　借用悲劇哲學家尼采的話來說，是要求我們「去同時面對人類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樂的科學》）

　　因為，痛苦與希望本來就同在。

　　說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太史公說得好：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 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們身處逆境的憂患之中，心氣鬱結，奮發而起，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緣故。

　　至於死於安樂者，歷代昏庸之君，荒淫逸樂而身死國亡，其例更是不勝枚舉。

　　所以，對人的一生來說，逆境和憂患不一定是壞事。生命說到底是一種體驗。因此，對逆境和憂患的體驗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說：「一切都經歷過了，一切都過來了！」這樣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什麼磨難，沒有什麼特別體驗的人生要豐富得多，因而也有價值得多呢？　

　　文章開頭，作者一連列舉了六位古代聖賢在困難憂患中崛起的事例，來證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一著名論斷。這個推理過程屬於邏輯學上的歸納推理，即由前面六個特殊的事例，歸納出後面帶普通意義的結論；又通過後面的結論，說明了前面六個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艱苦的環境，一方面給人們以困苦、飢餓、貧困、疲乏、憂慮，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些困難，堅定、振奮人們的意志，使人們在不斷克服困難，求得生存的過程中增加了聰明才幹。然而道理在此還沒有說完，上面只談到，在人與客觀環境這一對矛盾中，客觀環境對人的觸動，反過來，針對人的主觀世界對此又是怎樣做出反應，孟子接著指出：「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客觀環境的困難和自身判斷的失誤，造成人在改造客觀的過程中的錯誤，而他也就在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積累了經驗教訓，從而達到「能改」的境界——這個「能」，從語義上講，不僅體現了人的願望、決心，也體現了人的能力。他因為自身所遭遇的困難而憂慮、痛苦、困惑，造成內心的壓抑，而他也就在不斷衝破這些心理壓抑的嘗試中，活躍了自己的思維，激發了自己的創造力。更重要的一點，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會性的，他有痛苦，有憂慮，想發憤，想創造，必然表現在形色上，吐發在言辭中，期望得到理解與同情、啟發與幫助。人就在這一切與憂患的鬥爭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質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現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創造能力，一句話，表現了他「生」的價值。這，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全部含義。

　　劉熙載在《藝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韓愈）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若不『是』之『異』，則妄而已。」這種主張，實在起於孟子的影響。孟子在提出「生於憂患」這一「是」命題的同時，也提出了它的「異」命題： 「死於安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在內沒有能幹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沒有敢於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克己慎終。在外又沒有敵國的抗衡、外寇的侵擾。如此安適的環境，首先帶來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這是精神上的死亡。緊接著必然是物質上的死亡——「國恆亡」。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反一正，一是一異，相輔相成地說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兩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說教而感沉悶，又不為邀人眷顧而故發驚人之談；既娓娓動聽，又給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一命題的明確提出，在孟子也許只是為了給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啟迪。但作為一條具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其影響絕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道德上。特別是「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兩句，直接導引了中國古典文學藝術創造的一條極重要的美學原則的形成，這就是「發憤抒情」這一美學創作原則。這亦是千百年來，孟子此篇所以膾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辭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採用一連串結構相同的句式，對於同一論題，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有如千流萬壑，一時俱下，形成滔滔萬里不可阻擋的氣勢。孟子文之稱雄辯，這類句式的採用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配合歸納的推理方式，便採用了這種句式，一起首連舉六位聖賢的成功事跡，從數量上給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覺得「生於憂患」確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接著又極力鋪排艱難環境給人們帶來的磨難，反襯了聖賢成功的不易；然後再歷述聖賢面對艱難憂患的正確態度與處理方法，最終得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結論，很有說服力。一般說來，鋪陳排比的寫法，固可造成宏大氣勢；若處理不當，也可致繁複拖沓之虞。其後的漢大賦，由於片面強調了這一特點，往往使人難以卒讀。而孟子的這篇文章，雖通篇採用排比句式，卻仍給人以行文簡潔的印象。原因在於，孟子十分注意遣詞用字，儘量擴充每一詞語，尤其是動詞的容量。以起首一段為例，共六句話，六個動詞，包括一個「發」，五個「舉」，既表現了人物由微賤趨向顯達的運動過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聖人，他的成功，固然因為堯的賞識，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與努力，故曰「發」；傅說等是臣，是賢人，他們的成功，固然因為自身的才能與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舉」。

　　如同所有成就輝煌的文人學者一樣，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寫得如此出色，誠為「發憤抒情」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