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一節　唐王朝的創建

唐王朝的建立與武德政治　唐王朝的建立者唐高祖李淵，自稱郡望是隴西李氏，是西涼王李的後嗣。可是據近人陳寅恪氏的考證，李淵的祖先，族葬在趙州昭慶縣（今河北隆平），因此可能是趙郡李氏之後，而不是隴西李氏之後(1)。淵祖李虎，出身於六鎮之一的武川鎮（今內蒙古武川西南烏蘭不浪土城梁）軍官，後來以賀拔岳軍團的將領，仕於西魏。西魏相宇文泰在大統十六年（公元550年）之前，成立府兵統帥部，李虎為八柱國之一，史稱八柱國家，「當時榮盛莫與比」（《周書·侯莫陳崇傳》）。由於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家同時成為宇文泰所組成的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的領導核心，因此，李氏自李虎起，一直是這一集團中的重要構成分子。北周王朝建立時李虎已先卒，宇文氏追封李虎為唐國公，由其子李襲封。李在隋代官至柱國大將軍、安州總管。李妻，獨孤信（也是西魏八柱國之一）的第四女，信長女為北周明帝宇文毓後，第七女為隋文帝楊堅後。由於李和周、隋兩朝的皇帝都是襟婭，因此李氏在周、隋之際，貴盛不衰。李淵是李的長子，在隋襲爵唐國公。隋文帝因為他是自己的姨外甥，更見重用。隋煬帝發動進攻高句麗的戰爭，曾派遣李淵駐懷遠鎮（今遼寧遼中縣附近）督運糧米。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煬帝又派他為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去鎮壓農民起義軍。大業十三年，又任命他為太原留守。太原是東魏時代高歡的軍事重鎮；到了北齊時代，又在太原置晉陽宮，布置重兵，成為北齊的陪都和軍事重心；到了北周末年，還有「天下精兵處」（《隋書·李穆傳》）的說法；在隋代，太原又是北御突厥的軍事重鎮。當隋煬帝末年，農民起義遍及全國，黃河下游及江、淮之間，幾乎都被農民起義軍控制住的時候，隋王朝在北方所控制的最重要的據點，除掉西京大興城、東都洛陽城以外，就算太原晉陽城了。隋煬帝在去江都之前，為確守這鼎足而立的三個據點作了部署，調任太原留守代王楊侑留守西京，以越王楊侗留守東都，而以李淵留守太原。 隋煬帝去江都之後，北方的局勢急轉直下，李淵眼看隋政權即將崩潰，在次子李世民的慫恿之下，積極策划起兵，以便從隋王朝嚴重危機的縫隙中找到自己發展的道路。他以鎮壓農民起義為藉口，募集到兵士一萬多人，遂在大業十三年五月，殺掉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李淵由於利用了當地所積貯的布帛數千萬匹和無數粟米(2)，故能於「二旬之間，眾得數萬」（《大唐創業起居注》）。於是決計向西進兵，奪取關隴貴族地主統治集團的大本營和府兵兵源供應地的關中。 這時隋王朝土崩瓦解，北方東突厥貴族的勢力卻空前強大起來，突厥始畢可汗迎煬帝「蕭皇后，置於定襄（即大利城，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俱北面稱臣。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所謂「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通典·邊防典·突厥》）。李淵要向關中進軍，為了暫時解除北面的威脅，所以派劉文靜聘問突厥，突厥始畢可汗派遣其特勤康鞘利率兵五百人，馬二千匹，支援李淵，表示友好。 大業十三年七月，李淵率軍三萬，從太原向長安進兵。隋西京留守代王侑派屈突通、宋老生分率關中精兵，扼守霍邑（今山西霍州）和河東（郡治蒲坂，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兩地，以拒李淵。這年八月，李淵攻下霍邑，殺宋老生。為了避免攻堅，只以少數兵力牽制屈突通的河東守軍，李淵親率主力，渡黃河，攻占朝邑（今陝西大荔東）；又沿河南下，取永豐倉（在今陝西華陰東北）；並分兵扼守潼關，戒備東方。 李淵沿途開倉賑贍饑民，「所經隋行宮園苑，並罷之」，「其宮人等並放還親屬」；他又嚴申軍紀，「勒諸軍各依壁壘，勿入村居，無為侵暴」，因而聲勢日盛。李淵還寫信招慰關中壁壘堡塢中的地主，對於前來投附的「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大唐創業起居注》），都晉爵授官，於是關中的地主便迅速歸向李淵了。 在李淵西進期間，關中的李淵親族，積極響應李淵的起兵。李淵叔伯兄弟李神通起兵縣（今陝西戶縣），眾逾一萬；李淵女兒平陽公主（柴紹妻）派人說降了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反隋軍隊，攻占（今陝西周至）、武功（今陝西武功）、始平（今陝西興平）等縣，聚眾至七萬；李淵女婿段綸也攻下了藍田（今陝西藍田），聚眾萬餘人。李淵兵抵長安城下，會合諸軍兵有二十萬人，就在這年十一月，攻克了長安。 李淵入據長安後，立煬帝孫代王楊侑為傀儡皇帝（隋恭帝），遙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淵自為大丞相、唐王。隋義寧二年（公元618年）三月，煬帝在江都被殺；同年五月，李淵廢黜了楊侑，自己做了皇帝，國號唐，是為唐高祖。建年號曰武德，定都長安。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就這樣建立了。 唐王朝建立後，一面穩定關中的局勢，一面向四方擴展勢力。在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間，陸續削平了薛仁杲、李軌、劉武周、宋金剛、王世充、蕭銑等割據武裝；鎮壓了竇建德、劉黑闥、林士弘、輔公等農民起義隊伍。到了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原來盤踞在恆安鎮（即北魏舊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苑君璋，也擺脫突厥可汗的羈縻，歸附了唐朝；最後又在貞觀二年，唐出兵圍攻朔方城（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南白城子），消滅了為突厥所冊立的「解事天子」梁師都，至此，全國的統一，基本完成。 前面說過，關中地區的均田，相對地說比較鞏固，同時它又是府兵集中地區。唐高祖自河東進占關中以後，不僅掌握了長安府庫和永豐倉及太原糧儲，而且獲得了兵源和物資供應都較充裕的統治基地，因此他便最有可能成為結束隋末農民戰爭以後分裂局面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唐統治集團接受了隋亡的教訓，在人民的巨大壓力之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不得不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這些改革，既為統一全國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以後唐初的富強鋪平了道路。 唐高祖武德年間施行的改革，主要是革除隋煬帝的虐政，「去其泰甚」（《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一引《置常平監官詔》）。 在經濟方面，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就頒布了「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資治通鑑》唐武德二年）。武德六年，又特別下了《簡徭役詔》和《禁止迎送營造差科詔》二道詔令。詔文中指出隋末「刑政板蕩」，「徵求無度」，「下民困擾，各靡聊生」。承認唐初百姓「凋弊之餘，饑寒重切」，因此要讓他們休養生息，使他們有時間來從事耕織，以求「家給人足」。詔令中規定「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及荊州大總管內……非有別敕，不得輒差科徭役」；各地州縣，「非有別敕」，亦不得任意徵發百姓從事「道路送迎，廨宇營築」（《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一）。武德七年，全國已基本上統一，又重新頒布了均田令和賦役令。均田令的頒布，使農民在戰爭時期從地主手裡奪得的土地得到肯定，部分無地、少地的農民多少獲得或增加一定數量的土地，流亡的農民復歸版籍，這對社會經濟的恢復起一定作用。賦役令不僅把剝削量固定了下來，還發展了以絹代役的制度，這比起隋煬帝的丁男歲役九十日和徭役無休止等虐政來，對農民是有利的。 在政治方面，唐高祖入關之初，就「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通典·刑典·刑制》），廢除了隋的一些苛法。稱帝之後，正式下詔「廢大業律令」（《資治通鑑》唐武德元年），「用開皇舊式」（《資治通鑑》唐武德四年）。到了武德七年，新律令製成，不但比隋煬帝的《大業律》輕得多，就是比起隋文帝時的《開皇律》來，也有某種程度的改進。 唐高祖時期，國家逐步統一，社會漸趨穩定，唐王朝的典章制度，也規模日臻完備，這就為唐太宗「貞觀之治」鋪平了道路。不過在武德時期，階級矛盾仍然是尖銳的，當時戶口，「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貞觀政要·奢縱篇》），不少地區，城郭空虛，道路蕭條，社會經濟一時難以恢復。唐王朝統治的真正鞏固，社會經濟的逐漸恢復，是在唐太宗統治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實現的。 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唐王朝建立不久，統治集團內部就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唐高祖李淵長子建成、次子世民、四子元吉，三子玄霸早死。李淵自山西河東慰撫大使升任太原留守時，建成、元吉皆留居河東，只有世民在李淵身邊，因此，首先能向李淵提出起兵計劃的，只有世民一人。李淵起兵時，建成、元吉從河東逃奔太原，李淵因以建成為左領軍大都督，世民為右領軍大都督，分統左右三軍西擊；元吉率中軍留守太原。李淵取得長安之後，建成曾為東討元帥，在建立唐政權的過程中，出力不少。及李淵稱帝，建成以嫡長子被立為太子，世民被封為秦王，元吉為齊王。按照中國古代的禮制，太子是不將兵的，所謂「君之嗣（嫡），不可以帥師」（《左傳》閔公二年），而元吉留守太原時，曾因劉武周進攻棄城逃歸長安，聲望不振，所以此後一些重要戰役，常由世民指揮主力軍作戰。李世民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破薛仁杲，敗劉武周、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屢摧勁敵，被冊命為「天策上將」，威名日盛。他統率的多系「新附諸軍」（《大唐創業起居注》），他的部將也有不少人出身於社會中下層，他也能廣泛羅致地主階級中的幹練人物，「謀巨猛將，並在麾下」（《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在他周圍逐漸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同主要由宗親貴戚和隋舊官僚組成的李建成集團發生激烈的矛盾鬥爭。終於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世民伏兵長安太極宮北面的玄武門，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殺死建成、元吉及其諸子，迫使唐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當年八月，高祖便把皇位傳給世民。次年，改元貞觀。李世民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皇帝唐太宗。 唐太宗在太原起兵的那一年，年齡才十八歲；到虎牢會戰，任唐軍統帥，敗竇建德，降王世充，年齡也只有二十四歲；登位做皇帝時，年二十九歲。他一共做了二十三年皇帝（貞觀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627—649年）。這二十三年的時間，由於農民大起義以後，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所變化，生產關係有所調整，生產力發展較快，社會經濟恢復較快，人口增長較速，這就是被封建歷史學者艷稱為「貞觀之治」的時代。 唐太宗「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谷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致百姓「東西逐食」。不過到了「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貞觀政要·政體篇》）。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並東突厥，唐北邊威脅已經解除，沿邊地區人民的生活比較安定，被突厥貴族俘掠去的漢族勞動人民大量返回中原，這對當時的生產恢復，起了一定作用。自此時起，史稱：「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3)。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政體篇》）這樣，封建歷史家便把這個時期譽之為「太平盛世」。 我們認為舊日的封建歷史家對「貞觀之治」是渲染得有點過分的。即以戶口而論，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戶至八百九十萬；而唐貞觀之初，戶不滿三百萬，即使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戶也不過三百八十萬。固然，在唐太宗統治的二十多年間，人口有了較大的增長，但比之隋極盛時戶數，還不到二分之一。更以社會現狀而論，貞觀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麴文泰來唐訪問，「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北」（《資治通鑑》唐貞觀十四年）。貞觀六年（公元632年），魏徵疏文中也說道：「今自伊、洛以東，暨夫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貞觀政要·納諫篇》）可見當時有不少地區還是殘破不堪，瘡痍未復。再以人民生活和他們所負擔的租賦徭役而論，《冊府元龜·帝王部·巡幸門》載：「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己酉，幸靈口（靈水之口，在今陝西臨潼境），村落逼側。問其受田，丁三十畝。」說明三輔附近的貧民，並未真正能夠依制受田。農民受田一般不足，而租、庸、調的剝削，卻並沒有因受田不足而實際有所減輕。至於徭役比起隋末來雖然有所減省，但由於北並突厥，西攻吐谷渾，取高昌，東北用兵高句麗，戰爭頻繁，所謂「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貞觀政要·征伐篇》）。人民的徭役負擔還是相當重，以致「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終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舊唐書·馬周傳》）。尤其發動對高句麗的戰爭以後，唐太宗遣使往劍南道徵發民夫，伐木造舟，因而激起了雅、邛、眉三州人民的反抗。唐太宗一方面派兵鎮壓；一方面改在潭州（治長沙，今湖南長沙）造船，而向劍南道人民徵收「船庸」。「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六十三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二年），階級矛盾一度非常緊張。由此可見，封建歷史家把貞觀時期當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實際情況是有很大距離的。 當然，我們這樣說，不等於完全否定貞觀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措施和成就，我們承認貞觀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對地說，有其可以肯定之處。 唐太宗即位初年，曾「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唐太宗不同意這樣的做法，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資治通鑑》唐武德九年）唐太宗這段話，可以說是貞觀時期政治措施的指針。 唐太宗接受隋亡的教訓，在刑法方面，對死刑的判處非常慎重，下令全國所有判處死刑的犯人，必須申報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覆核，經三復奏，甚至五復奏，由皇帝批准，才准執行。並在《貞觀律》中，把刑法方面的一些改進措施以律文形式固定了下來。 唐太宗曾對臣下說過：「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貞觀政要·政體篇》）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前後放免宮女三千餘人。這不僅使隋末以來被幽閉深宮的女子獲得婚配，而且也節省了宮中費用。固然太宗晚年也營建翠微宮，且「服玩纖靡」（《舊唐書·太宗賢妃徐氏傳》），不過他在統治的初期，還算比較儉約的。當時的大臣如中書令岑文本，居「宅卑濕」；戶部尚書戴胄，「居宅弊陋」；尚書右僕射溫彥博，「家貧無正寢」；特進魏徵，「宅內先無正堂」，生活都較樸素。史稱貞觀「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貞觀政要·儉約篇》），這對積累社會財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唐太宗還積極並省州縣，精簡官吏。在隋朝末年，各地地主武裝紛紛保據州縣，霸占一方，唐高祖為了拉攏他們，往往就地增設州縣，任命他們為總管、刺史，因此全國州縣的數目，比隋初增了一倍。唐太宗見「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便從貞觀元年起，「大加並省」（《資治通鑑》唐貞觀元年）。到了貞觀十三年，全國共有「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資治通鑑》唐貞觀十三年）。州縣並省後，地方官吏大大減少了。唐太宗認為「官在得人，不在員多」（《資治通鑑》唐貞觀元年），「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貞觀政要·擇官篇》）。他從貞觀元年起，下令並省內外官吏，當時由政府任命的重要官員，只保存了六百四十三員（吏員和外縣官吏不包括在此數內）。到了唐高宗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包括縣令、丞在內），才又達到「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資治通鑑》唐顯慶二年）的數目。州縣和官吏數額的裁減，既節省了政府開支，也減輕了人民的賦役負擔，這是符合當時社會要求的措施。 唐太宗為了要了解下情，徵詢政事得失，經常召見五品以上京官，「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貞觀政要·政體篇》）。他很重視地方長吏的人選，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年）。他在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曾派李靖等諸道黜陟大使巡行全國，升遷廉吏，懲治貪官。他「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隨以所犯，置以重法」（《貞觀政要·政體篇》）。因此，貞觀時期的吏治是比較清明的。 唐太宗很能搜羅和使用地主階級人才，如李勣（即徐世勣）本來是農民起義軍將領，魏徵是其政敵李建成的黨羽，都為唐太宗重用。馬周出身寒微，為中郎將常何家客，代常何上書陳便宜二十餘事，得到唐太宗賞識，被選拔為監察御史，後累官至中書令。當時參與朝政的大臣，包括各個社會集團的人物。其中關隴貴族有長孫無忌、宇文士及、于志寧、李靖、侯君集、杜如晦，江東世族有蕭、陳叔達、岑文本、虞世南、褚遂良，山東舊族有高士廉、房玄齡、王，山東庶族有李勣、程知節、馬周等。其目的是想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集中地主階級力量，鞏固其統治政權。 唐太宗不僅有軍事指揮才能，而且善於訓練軍隊。他了解到要增強軍事力量，不是單單依靠士兵數目的眾多，而是依靠士兵戰鬥意志的旺盛和平素有訓練。他剛即位時，因東突厥不斷內侵，需要進行反擊，「於是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教射於〔顯德〕殿庭，中多者賞以弓帛，其將士亦加上考」（《資治通鑑》唐武德九年）。他這樣輪訓諸衛將士，對衛士戰鬥力的提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更將全國府兵作了整頓，府兵家屬的生活，在當時也比較有保證，這支經過訓練的府兵，便成為唐皇朝的主要武裝力量。唐太宗根據自己的軍事實踐經驗，在戰爭問題上抱有這樣的見解：「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所以他認為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貞觀政要·征伐篇》引《帝范》）。 唐太宗在封建社會的帝王中，固然不失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但是上面講到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措施，歸根到底，其目的無非是維護和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他對大臣們就說過：「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矣。」（《貞觀政要·貪鄙篇》）正是為使封建統治階級「長守富貴」，才不得不作出以上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措施的。因此唐太宗的各方面的措施，我們不能作為他對人民的「恩施」來看待，亦不能作為「仁政」來看待，因為在巨大農民革命威力震懾之下，只有這樣做才能使封建統治政權重新穩固下來。 隋末農民大起義覆滅了隋王朝的教訓，對唐初君臣來說是非常深刻的。唐太宗曾親眼看見隋極盛時的富強，「計天下儲積，可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至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唐太宗因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貞觀政要·辨興亡篇》）。他嘗對臣下說：「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貞觀政要·行幸篇》）魏徵也對唐太宗說：「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餘年……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所有。彼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徭役無時，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笑。」（《貞觀政要·君道篇》）有一次，唐太宗將要修建飛山宮，魏徵又上疏說：「〔隋〕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古人以水作鏡子照），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資治通鑑》唐貞觀十一年） 隋末農民大起義深刻教訓了唐太宗君臣們，使他們「言念及此，不覺惕焉震懼」（《貞觀政要·災祥篇》）。震懾於人民力量的強大，唐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君道篇》）。「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斃，其君亦亡。」（《貞觀政要·辨興亡篇》）因此他說過，「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政要·政體篇》）。唐太宗君臣經常引用荀子的話，以「舟」來比喻皇帝，以「水」來比喻百姓。唐太宗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教誡太子諸王篇》）。魏徵也說：「君，舟也；人（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魏徵還引用偽古文《尚書·泰誓篇》「撫我則後，虐我則讎」，以及前人「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貞觀政要·君臣鑑戒篇》）的話，來警戒唐太宗。這充分說明隋末農民革命戰爭推翻了隋王朝這一巨大威力對唐初人們的深遠影響。 唐太宗懍懍於「戰勝易，守勝難」（《貞觀政要·慎終篇》）的格言，要求自己「日慎一日，雖休勿休」（《貞觀政要·政體篇》）。他曾對臣下說：「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資治通鑑》唐貞觀五年）唐太宗君臣經常討論到如何能夠長治久安的問題，也討論到創業難還是守成難的問題。唐太宗的結論是：「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貞觀政要·君道篇》）。並且還說：「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他認為雖是成功的帝王，也絕不能「恃天下之安」，而應該「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魏徵在這方面談得更多，他一再要求唐太宗時時想到《詩·大雅·盪》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詩句，要求他能「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貞觀政要·慎終篇》）。君臣之間，互相警惕到這樣程度，「隋氏滅亡之事」，確實是太宗君臣最好的借鑑。 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算是比較能納諫的一個皇帝。他「嘗謂公卿曰『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貞觀政要·求諫篇》）。他曾經問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回答得很簡單：「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只要「人主能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年）。唐太宗對魏徵這個說法，非常重視，認為這是非常寶貴的意見。他有一次下詔調集兵修建洛陽宮乾元殿，給事中張玄素上疏諫止，疏里說：「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饑寒猶切。」「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乾元畢工，隋人解體。」（《貞觀政要·納諫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資治通鑑》唐貞觀四年）唐太宗聽了他的話，就下令停止修建。當時大臣中，魏徵以最能進諫著名。他在一次上書中說唐太宗在「貞觀之始，乃聞善驚嘆」；到了貞觀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到了貞觀十年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貞觀政要·誠信篇》）。這話說明唐太宗畢竟是封建帝王，其納諫是有限度的。而且帝王的納諫，大臣的進諫，其實質，都是從長治久安，即維護封建統治階級長遠利益為出發點的，只能說明這些帝王大臣對如何統治人民、剝削人民，考慮得比別人更周密而已。 總起來說，唐太宗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初步注意到人民的利益，從而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隋末以來的社會危機，在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恢復和發展；同時，這一政策的另一結果，也促使人民能夠發揮他們蘊藏著的巨大潛在力量，從而創建了一個在中世紀史上少見的文化燦爛、國力鼎盛富強的封建國家。因此，唐太宗的業績是大的。肯定他的歷史業績，揭露他的剝削階級本質，都是需要的。唐太宗對自己的功過，有這樣的評價：「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二年）我認為不妨這樣評價他。 * * * (1)　見陳寅恪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 (2)　《通典·食貨典》：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千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亦魏晉以降之未有。 (3)　《貞觀政要·務農篇》：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