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胡注表微 · 邊事篇第十五
邊事猶今言國際之事，息息與本國相通，不可不知己知彼者也。南宋國勢孱弱，百年大計，爭持於和戰之間，結果和與戰皆失，馴至亡國，可慨也已！身之所論，大抵重在自強自治，不與人以可乘之機。縱不得已而求助於人，亦必慎所與而毋貽拒虎進狼之悔，斯可謂善於交鄰者矣。
漢高帝七年，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
注曰：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言於冒頓，令解圍。」余謂秘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秘而不傳。（卷十一）
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凡事足以傷民族之感情，失國家之體統者，不載不失為真也。
漢文帝前六年，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
注曰：言為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卷十四）
閹寺小人，不知大體，心有所怨，自噬其祖國而不恤，此恆情也，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漢武帝太初四年，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
注曰：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卷二一）
宋南渡之初，使臣聘金者，每被抑留，強使拜職，如司馬朴、朱弁、王倫、宇文虛中之徒是也。朴、弁在元遺山《中州集》南冠五人中，倫、虛中則《宋、金史》皆有傳。身之以顏說為非者，蓋有感於此。德祐之末，參政家鉉翁亦以奉使被留二十年，強授以官不拜，元人高之，元貞元年乃放還，此身之所親見也，故益不以顏說為然。
漢成帝元延二年，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
注曰：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余謂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卷三二）
此有感於中國國力之不振，而迭為鄰國所蔑視也。
漢成帝綏和元年，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上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
注曰：師古曰：「詔命不行為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為損中國之威。（卷三二）
右三條皆不以師古說為然，而別釋之者，唐宋時勢不同，則對古史之認識有異也。
漢安帝永寧元年，從班勇議，復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注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遊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卷五〇）
此言國內不寧，不足以經營邊域。
晉武帝太康十年，慕容廆遣使請降，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
注曰：受降如受敵，居邊之帥，嚴兵以見四夷之客，未為過也，何必以為慚乎！（卷八二）
中國以禮立國，恆言耀德不觀兵。慕容廆蓋漢化之深者，故其言如此。身之駁之，亦以中國積弱已久，驟有受降之事，嚴兵以待，固其所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猗盧招納晉人。猗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
注曰：史言拓跋氏益強。當是時，晉朝大臣宗室雖已自相屠，而四方未為變也，衛操、箕澹輩何為去華就夷如是其早計也！中國之人可為凜凜矣。漢嚴邊關之禁，懼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無威刑之迫乎其後，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見也。邊關不之詰，朝廷不之虞，晉之無政，亦可知矣。（卷八二）
邊郡之民，每徘徊兩國之間，以求安全為鵠的。其人多能操兩國語言，習知兩國風俗，欲堅凝此邊民之心，惟有政治修明，使之安居樂業，結其豪傑，使之不為人用而已。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身之不責輕去其國之衛、箕，而致嘆晉之無政，諒哉！洪景盧曰：「西夏李元昊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嘗薄游塞上，觀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自是邊帥始待士矣。』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語見《容齋三筆》十一。然則結邊民豪傑之心，亦必有道矣，張、吳即衛、箕之流也。
晉元帝大興元年，初，曹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降。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
注曰：曹嶷反側二國之間，終為人禽而已矣。（卷九〇）
此為張中孚、中彥兄弟等言之也。《金史》七九言：「中孚兄弟以宋大臣之子，父戰沒於金，若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若趨市然，惟利所在。」《金史》非身之所及見，但《三朝北盟會編》二百，載：「紹興十年，中孚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與其弟自陝西赴臨安行在，時人為之語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皆行遍，教我如何做列傳！』」此語傳誦一時，身之所謂「反側二國之間」者此也。此等人史傳最難位置，金末李全、李璮父子亦然。全據山東，反覆於宋金元之間，卒也父子分入《宋、元史·叛臣傳》。《宋、元史》亦非身之所及見，然其父子反側於二國之間，則身之所飫聞者也。《齊東野語》九有李全本末，二十有張中孚條。
晉成帝咸和七年，趙主勒大饗群臣，謂：「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注曰：狐妖獸也，能蠱媚人，而勒以此論曹、馬，使死者有知，孟德、仲達其抱愧於地下矣。（卷九五）
史稱石勒為羯，今觀其所言，不自以為羯，亦不承認為亂華，而自以為效湯武之革命也。蓋其沾被華風已久，故昌言攘奪不之諱。
晉成帝咸康六年，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乃命群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皆以壯言為然，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
注曰：士無樂戰之心，驅之而赴死地，未有不敗者。使李壽不用龔壯之言，固不待李勢而蜀亡也。（卷九六）
龔壯見《晉書·隱逸傳》，蓋蜀人深識華夷之辨者。曰「與胡通孰若與晉通」，晉德雖薄，固諸華也。師出宜有名，摟諸夷以伐諸夏，言之至不順者也，言不順則士何能樂戰，其敗必矣。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犇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犇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注曰：劉顯滅而拓跋氏強矣。為慕容氏計者，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一〇七）
劉衛辰，西夏赫連勃勃之父。劉顯，劉庫仁之子，亦衛辰宗也，見《魏書》廿三。衛辰與顯不相容，後燕慕容垂亦與西燕慕容永不相容，拓跋珪乃坐觀其成敗，而收卞莊之利。
晉安帝隆安五年，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為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
注曰：禿髪兄弟皆推傉檀之明略，余究觀傉檀始末，未敢許也。又究觀姜紀自涼入秦始末，則紀蓋反覆詭譎之士，而傉檀愛重之，則傉檀蓋以才辨為諸兄所重，而智略不能濟，此其所以亡國也。（一一二）
姜紀後涼呂氏之叛臣，既降南涼利鹿孤，復奔後秦姚興，史稱其阿諂姦詐，好間人之親戚，蓋習戰國游士之風者也。傉檀愛之，亦愛其類己耳。身之不喜辨給之士，屢見於《注》，《評論篇》所以謂身之為寡言沉默之人也。
宋文帝元嘉三年，秦王熾磐伐河西，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熾磐聞之引歸。
注曰：蒙遜藉助於夏以退秦師，秦既敝於夏，夏亦僨於魏，而涼亦不能以自立。是以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一二〇）
此有感於宣和海上之盟，及端平夾攻之役也。宣和與金滅遼，遼滅即與金爭燕雲。端平與元滅金，金滅即與元爭汴洛。靜言思之，國力不充，不可以倖勝。宋藉助於金以攻遼，猶蒙遜藉助於夏以退秦師也。遼既敝於金，金亦僨於元，而宋亦不能以自立，猶秦既敝於夏，夏亦僨於魏，而涼亦不能以自立也。
梁武帝大同三年，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夸，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注曰：兩國通使，各務夸矜，以見所長，自古然矣。昭奚恤之事，猶可以服覘國者之心。（一五七）
昭奚恤楚臣，《新序》一言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示以楚之賢臣，秦遂不敢伐楚。然南北朝之通使，務以人選相夸，則別有其故。蓋當時南北皆華人，強分裂為二國，使不得相聞問，事之至不自然者也。一旦通使，則疇昔衣冠之族，皆可藉此得消息，朝市烏得不為之傾動乎！《南齊書》四七王融疏言：「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正為此也。南宋初，施宜生之事亦然。宜生本名逵，福建士人，入范汝為黨。范敗，逃入北，改名宜生，登偽科，擢用甚峻。逆亮將犯淮，猶以之為奉使，宋命張燾館之，嘗諷以首丘之義，宜生顧其介不在，忽為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幾間筆扣之，云：「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備，宜生實先漏師焉。歸為介所告，烹而死。《桯史》一及《朱子語類》「盜賊門」詳載之，《金史》采以入《宜生傳》。然則南北朝之通使，各務夸矜，特其表面云爾，由民族感情之親熱覘之，中國之分裂應不能久也。
大同十一年，高歡聘柔然女，號曰蠕蠕公主。
注曰：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封蠕蠕王，雖曰以為國號，猶鄙賤之也。至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為國號，不復以為鄙賤矣。（一五九）
柔然為北方大國，自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起，至陳武帝永定元年止，為突厥所併，建國凡一百六十四年，幾與北魏相終始。魏之所以不能混一南北者，未始非懼柔然之躡其後也。柔然、蠕蠕皆譯音，無定字。錢竹汀曰：「柔然北方之國，不通中華文字，史家據譯音書之，或稱芮芮，或稱茹茹，其實即柔然二字之轉也。明元易茹為蠕，不過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國號。《北史·后妃傳》中，或稱蠕蠕公主，或稱茹茹公主，猶言柔然公主云爾。《通鑑》於紀事例稱柔然，而述魏人之詞則曰蠕蠕，至如阿那瓌之稱王，其女之稱公主，亦當從紀事之例，偶沿舊史元文，不及畫一刊改，注家未通譯語，又從為之詞，殊多事矣。」語見《通鑑注辯正》二。謂「注家未通譯語」，然則誰通蠕蠕語者？不得以此譏胡《注》也。
陳長城公禎明二年，是歲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惛狂，叛夫背父，不可收納。然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注曰：所謂「叛夫背父」，「妹夫及甥」，當時必皆有主名，而史不詳紀。《隋書》作「名王拓拔木彌」，「裨王」亦用《漢書》語。（一七六）
史家記事，只隨時代所見之需要以為去取。史識遠者，或能預見千百年後之需要而記之，不能巨細畢載也。如此條之「叛夫背父」，必有本事，而史不詳紀，身之所揭示者一。又史家運用史料，有引用及括二法，引用但引原文，括則可增改文字。此條「裨王」《隋書》作「名王」，今用《漢書》語，是括法，身之所揭示者二。皆學者所當知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
注曰：華人謂中國人也。（一九二）
中國人仕外國者，古有之矣，苟不戕賊祖國，君子所不棄也。且仕異國與仕敵國不同，仕異國者客卿耳，仕敵國則降虜也。
貞觀三年，代州都督張公謹言突厥可取狀，曰：「華人入北，其眾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
注曰：華人因隋末之亂，避而入北。（一九三）
隋唐之交，華人固有入北避亂者，然自五胡亂華以來，北人華化者不可勝計，隋唐混一而後，涵容孕育，又數百年，遂與諸華無異矣。
唐高宗調露元年，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
注曰：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漢人，猶漢時匈奴謂漢人為秦人也。（二〇二）
宋時海上諸國則謂中國為唐人，陸地諸國仍謂中國為漢人，元時功令，則並以高麗、契丹、女真為漢人矣。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
注曰：武后改突厥骨咄祿為不卒祿，又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此事何異王莽所為，顧有成敗之異耳。（二〇五）
《漢書·匈奴傳》，莽拜單于為孝單于及順單于，又改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於。《西域傳》，莽封戊己校尉郭欽為剼鬍子。皆非和睦遠人之道。自是王莽、武后之謬，謀國者深當以為戒也。
唐玄宗開元四年，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
注曰：武后萬歲通天時，奚、契丹叛。帝即位之後，孫佺、薛訥，相繼喪師，兩蕃不敢乘勝憑陵中國，乃相帥來降。中國之勢安強，有以服其心故也。（二一一）
國力充實，雖敗不足憂，國力空虛，雖勝不足喜。憂喜視國力之盈虛，不乎一時之勝敗，開元契丹之事其佳證也。
唐德宗建中三年，吐蕃歸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注曰：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俘掠唐人，可以數計邪！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觀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二二七）
邊釁之開，略分四階段：其先掠物，其次掠人，又其次掠地，至於掠國而極矣。吐蕃之於唐，至第二階段而已，身之猶謂之「狼子野心」，然則金元之於宋，其狼野又何如！
建中四年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埸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注曰：是年二月，命崔漢衡送區頰贊，蓋欲與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此時中國疲於兵，彼固有以窺唐矣，盟無益也。（二二八）
邊境之靖擾，盟約之守渝，皆與國內之治亂相消息。我苟有隙可乘，敵必狡焉思逞，更有奸人為之勾結，則邊境將無日寧矣。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李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
注曰：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二三〇）
聯與國以拒共同之敵，與借外兵以平內亂不同，前者利害與共，後者引狼入室也。
唐德宗貞元七年，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群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群蠻聞之皆降。
注曰：史言蠻非好亂，苦於貪帥而亂。（二三三）
蠻雖開化稍遲，其性固與人無異，安之則寧，虐之則亂。亂之所由起，孰非安之不得其宜者。故動亂之程度，隨虐之之程度為高下，如止沸然，火不熄沸不止也。然則邊吏之選任，戒貪其第一義矣。
貞元十五年，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他年。
注曰：韋皋有智略，恐南詔貌與，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二三五）
所謂外交詞令也。
唐武宗會昌二年，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
注曰：李心傳曰：「達靼之先，與女真同種，靺鞨之後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二四六）
語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九「韃靼款塞」條。身之似有憾於心傳者，非也，故為貶詞，以避時忌耳。今武英殿刊本於此條即多所刪節，據陸心源《群書校補》，知身之所引尚是宋本原文也。
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溫公論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注曰：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二四七）
悉怛謀以維州叛降我，李德裕受之。牛僧孺以為失信，詔執送悉怛謀，令彼自戮，此太和五年事也。溫公是牛非李，身之言當時國論如此，明其後並不如此也。《讀史管見》廿五曰：「僧孺以小信妨大計，德裕以大義謀國事，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朱子語類》一三六曰：「德裕所言雖以利，然意卻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以義，然意卻全濟其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明胡廣亦嘗論之，曰：「溫公直牛曲李，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在位喜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然則牛、李之論，公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耳。」語見《明文衡》五十五。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李承勛奏吐蕃酋長尚延心為河渭都游弈使，使統其眾居之。
注曰：史言唐之邊鎮，自將帥至於偏裨，詳於身謀，略於國事，故夷人窺見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謀。（二四九）
「詳於身謀，略於國事」，二語切中時人之病。當國家危亡時，此病尤顯，不獨將帥然，即文臣亦何莫不然！李綱《梁溪集》卅四，載：「建炎元年，戒勵士風詔，有曰：『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於顛覆。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群材，相與協濟，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眾。乞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為辭，投檄以自便者相望於塗，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候告下，挈家而遠遯』」云云。此私天下之餘毒也。賢者潔身以遠禍，不肖者冒進以營私，任之則愈肆猖狂，嚴之則挺而走險，如是，豪傑安得不生心，敵人安得不窺伺乎！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正為此也。
唐昭宗乾寧四年，王建鎮西川，蠻亦不敢侵盜。
注曰：史言安邊之術，惟洞知近塞蕃落情偽而折其姦，則外夷不敢有所侮而動。（二六一）
安邊之術，首在不貪不暴，蜀王建號「賊王八」，然其鎮蜀初政，不獨能撫民，且善待士，故唐末人士之避亂者多往依之，卒能據有全蜀三十餘年。身之稱之，愧乎「賊王八」之不如者耳！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契丹主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
注曰：夷狄覘國勢而為去來，彼以梁為強，則其背晉宜矣。（二六六）
先是阿保機與李克用約擊梁，既而背之，稱臣於梁，約梁滅晉。阿保機誠可恨，然是時梁強晉弱，安能禁其反覆乎！故凡欲得人之助者，必須能自強，不能自強而欲得人之助難矣。
後梁均王貞明三年，契丹主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後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後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注曰：婦人智識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因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為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內虛其國，又不能為根本之計，而終有木葉山之囚乎？（二六九）
身之不滿於述律後，為元太宗後乃馬真氏言之也。述律後佐阿保機得國，《歐史·四夷附錄》稱其「多智而忍」，後為其孫兀欲囚於木葉山。乃馬真後稱制四年，《元史·耶律楚材傳》稱其「崇信姦回」，後為太祖孫蒙哥徙於極邊。二後晚年所遇相同。並見《倫紀篇》。
貞明五年，詔削劉岩官爵，命吳越王討之。雖受命，竟不行。
注曰：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二七〇）
令吳越討南漢，此梁之利，而吳越之弊也。注言吳越「不肯自弊其力」，中吳越之隱矣。
後梁均王龍德二年，大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
注曰：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於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間使高麗，進《圖經》，紀載疏略，因其國人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殺躬乂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二七一）
高麗王建之建國，在西紀九一八，即梁貞明四年，見鄭麟趾等所撰《高麗史》。《通鑑》蓋從其國勢既定之後追紀之，故相差數年，至後唐長興中，則已建國十餘年矣。徐兢《高麗圖經》不足據。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勛餞之。德勛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勛語及之。
注曰：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許德勛之言。然德勛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謂晉張趯有智，然猶在君子之後者，正此類也。（二七六）
是時吳楚異國，同是諸華。夫不滿現在者，人之恆情，相知深，接觸多，則反易相左也。故在其地有不滿意於其地者，在其時有不滿意於其時者，惟君子家醜不外揚而已。鄭子太叔語，見《昭三年傳》。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
注曰：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覘國者不觀一時之強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二八六）
目能及遠，而不能自見其睫，契丹主之謂也。豈獨契丹主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