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二三　一國君臣如病狂

澶淵之盟的結果，令宋真宗和寇準都自我感覺良好。真宗慶幸自己「親征」的英明和「花錢消災」決策的正確，對力挽狂瀾的寇準也敬重有加。一天，真宗目送寇準退朝，王欽若在一旁問道：「陛下敬重寇準，莫非因他對社稷有功嗎？」真宗說是，欽若挑唆道：「陛下為何不以澶淵之役為恥，反以為寇準有功社稷呢？」真宗驚問其故，答道：「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陛下現以萬乘之主而為城下之盟，還有比這更可恥的嗎！」他見真宗不樂，又說：「陛下聽說過賭博嗎？錢快輸光時，賭徒總是孤注一擲。陛下，你當時就是寇準的孤注，夠危險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掃地以盡，對寇準的敬意和眷寵也立馬降溫。 而寇準任相，用人不拘一格，其他宰執頗有非議，暗示他任命有規矩，寇準說：「宰相就該進賢退不肖，倘若按例除授，只是書吏之職。」這也招來了同僚的不滿，再加上寇準在澶淵之盟後有意無意有居功自得的架式，令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1006年），他被罷去相位，出知州郡。次日，王欽若就被再用為執政。 現在，真宗一想起澶淵之盟，就深感奇恥大辱。他還可能聯想到世人對其父親皇位合法性的腹誹，對其父為他們兄弟謀求皇位繼承權的非議，對他自己替代其兄元佐繼承皇位的看法，這些都是他的心病。如今舊病未除，新恥又添，心中就像吃了一隻蒼蠅。 王欽若揣測到真宗的心事，故意對他說，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恥辱。真宗本來就畏懼契丹，說：「河朔生靈，才免干戈，豈忍再戰？可想他策。」王欽若這才把本意托出：「只有封禪才能鎮撫四海，誇示外國。」而後他告訴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有封禪之舉。他見真宗心動，就獻策說：「天瑞豈可必得？但前代有用人力搞定的。難道真有所謂河圖洛書嗎，不過聖人以神道設教罷了。」真宗後來去問秘閣直學士杜鎬河圖洛書怎麼回事，杜鎬隨口直言道：「這是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已。」真宗這才下定了決心。 但真宗還擔心宰相王旦的態度，王欽若轉達了真宗難以啟口的「聖意」，王旦勉強表示順從。不久，真宗召王旦君臣歡宴，而後賜酒一尊，囑咐他回家與妻兒共享這壇美酒。王旦歸府一看，見尊中都是明珠，領悟到這是真宗讓他在天書和封禪問題上不要發出反對的聲音。於是，一壇珍珠塞住了他的嘴巴。 類似的事情還不止發生一起。一天，知樞密院事陳堯叟應召入宮赴宴，見有丁謂與杜鎬等人在場，不久，真宗入席，不分君臣而分主賓就座，堯叟等不敢，真宗說：「今天只想和愛卿們樂樂，不講君臣大禮。」喝得開心當口，真宗命侍者給每人一個紅色小袋，打開一看，都是大顆珍珠。真宗請大家繼續喝酒，說等會還有賞賜，席終果然還有良金重寶之賜。《夢溪筆談》所記此事未與天書封祀聯繫起來，但有理由推斷兩者是有關的。君不見丁謂後來在這齣鬧劇中的作用僅次於王欽若，而陳堯叟則多次承擔宣讀天書的重任，杜鎬因曾經實話實說，顯然也是要堵他的嘴。 一切停當以後，這年正月初三，真宗向群臣講了一個天方夜譚式的故事。說他去年十一月某日夜半就寢前，有神人來告：「來月在正殿建道場一個月，將降下《大中祥符》天書三卷。」建道場祈祝以後，今日皇城司果然在王旦等再拜稱賀後，真宗與朝臣來到承天門，讓內侍上屋取下天書，由真宗跪受。天書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於是改當年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大中」即天書中強調的萬事適中的意思，「祥符」就是「天瑞」。接著大赦，加恩，賜京師大酺五日，也就是罪犯減刑，官員普加薪俸，京城放國定假五天，公費歡宴慶祝。一時間，天下爭言祥瑞，一場煞有介事的迷信大騙局由此揭幕。 三月，真宗命朝臣討論封禪事。封禪就是祭天儀式，屬於帝王代興天下太平以後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禮，秦始皇、漢武帝都舉行過這一大典。後世帝王雖然對封禪禮心嚮往之，卻還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業是否與這一大禮匹配，不敢造次而行。 王旦五次率領文武百官、諸軍將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餘人，上表請求真宗封禪。請願必須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王旦把少數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代表（耆壽），也都恰到好處地拉上了。 真宗問權三司使丁謂經費如何，回答說「大計有餘」。真宗決定過一把封禪癮，在六月的一次朝會上又說，去年那位神人又託夢告知有天書降於泰山，果然在泰山醴泉亭得到天書。於是又是群臣稱賀，皇帝拜受，為封禪鋪平了道路。 十月初四，封禪隊伍以天書為前導，浩浩蕩蕩向泰山進發，共走了十七天，才到泰山腳下。齋戒三日，登山舉行繁瑣的封禪禮，又是大赦天下，文武官都進秩，賜天下大酺三日，公費宴慶遍及全國。十一月，真宗的大隊人馬還拐到曲阜謁見了孔廟，賜錢三百萬。封禪大典前後歷時五十七天。此後天下爭言符瑞，競獻讚頌，舉國如痴如醉。 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天書　為了維持封建統治，宣揚君權神授，宋真宗策劃了一場迷信騙局。1008年的正月初三，宋真宗帶著神秘的色彩告訴他的群臣說：去年十一月的一天夜裡，有一神人在他就寢前飄然而至，對他說，來月在正殿建道場一個月，將降下《大中祥符》天書三卷。果不其然，今日已有奏報天書懸掛在承天門上。於是君臣們立即趕赴承天門，宋真宗跪受天書。書上寫著：「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為遵所謂天命，宋真宗改當年為大中祥符元年，並在京城放5天假，官員加薪，罪犯減刑，上下爭言祥瑞。是年十月又在泰山舉行了長達57天的封禪大典。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和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懇請真宗到汾陰祭祀后土；其後又有文武官和各界代表三萬餘人到京請願，要求真宗親祀汾陰。汾陰后土祠建於漢武帝時，祭汾陰就是祭地神。不過，祭地儀式在漢代以後常在京城北郊外設壇舉行，就像後代祭天一般在京城南郊設天壇一樣。但真宗對製造大排場來刺激內心不踏實的做法，似乎已經上了癮。八月，真宗決定明年春天親祀汾陰。 在其後幾個月里，不斷有符瑞吉兆像衛星一樣放出來。陝州報告說「黃河清」了，潛台詞不言而喻是「聖人出」了。巨沼是汾陰所在的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條山蒼龍谷發現了黃金護封的《靈寶真文》，這令人聯想起漢武帝祀汾陰前夕當地有寶鼎出土的好兆頭。反正士人與老百姓也看著領導人的喜好拚命扎堆，你能神道設教，就不許我也來個神道邀寵？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西祀汾陰的隊伍仍以天書前導，經洛陽，出潼關，沿黃河北上，直趨汾陰（今山西萬榮西南）。在一整套繁縟的祀地祇儀式完成以後，真宗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過黃河大橋，折道向西，來到華山山麓的華陰縣，親自補上拜謁祭祀西嶽廟的儀式。歸途中，真宗在洛陽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鞏縣（今屬河南）謁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趙弘殷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和太宗永熙陵）。這次西祀出巡，前後鬧騰了六十八天。回來以後，又是宰相以下加官進俸，還派使臣分赴五嶽，為五嶽冊封帝號。 在這場鬧劇中，如果說真宗是前台唯一的主角，王欽若則是第一導演，跟在他後面的還有丁謂、林特、陳彭年和劉承珪。他們五人互相勾結，行蹤詭秘，時人號為「五鬼」。王欽若為人奸巧，智數過人，妄為敢做，又懂道教，故而在這場神道設教運動中，委曲誘導，及時建議，作用最大。丁謂這時還屈居王欽若之下推波助瀾，但很快就後來居上，在真宗末年政治中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林特工於算計，丁謂參知政事後推薦他做三司使，主管封祀和營造的財政大計。他善於逢迎附和，先依附於王欽若，而丁謂後來也始終信任他。劉承珪是宦官，真宗偽造天書，多借皇城司奏報的名義，當時的皇城使就是他。陳彭年倒是個學者，他以自己的學問為東封西祀參訂儀制。為人一誤入歧途，就覆水難收，也就把自己的學問、文章連同良知一同貨與帝王家了。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真宗對宰輔大臣又說了一個白日夢。說還是那位神仙託夢，傳達玉皇之命說：「令先祖趙玄朗授你天書。」其後聖祖果然託夢告誡真宗要「善為撫育蒼生」。由於夢境出自真宗的追述，誰也不敢究詰它的真實性。 真宗認下了這個子虛烏有的先祖以後，馬上出台了一連串的舉措：一是命天下為聖祖避諱，並為他杜撰了一個名字叫趙玄朗；二是為聖祖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還為他配了一位號曰「元天大聖后」的聖母；三是在京師建造景靈宮，供奉聖祖和太祖太宗像，規模之大和規格之高僅次於太廟；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宮觀玉清昭應宮大殿里供奉玉皇和聖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縣天慶觀增建聖祖殿，官員上任和離職都必須拜謁和辭行；六是真宗帶頭撰寫關於聖祖光輝事跡的重頭文章《聖祖降臨記》，王欽若的《聖祖事跡》、盛度的《聖祖天源錄》等也紛紛出籠，緊緊跟上；七是命宗正寺修訂皇室家譜，增入聖祖事跡。 神道設教越搞越大。封禪和祀汾陰產生雖比道教早，但後來其儀式也都與道教合流。至於天書和玉皇，純粹是道教的玩意兒，對道教也就不能不更加尊崇。在專制體制下，只要最高統治者想做什麼，馬上就會有「民意」代表們出來請願和提案。大中祥符六年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三百人進京請願，強烈要求真宗親謁亳州太清宮。數天以後，朝臣們也再次籲請。於是，真宗下詔明年春天舉行這一大典，現在先為老子加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的尊號，另命丁謂判亳州，籌措相關事宜。 以後幾個月又是瑞兆頻生，丁謂居然一下子從亳州獻上靈芝三萬七千枝，令寇準等人大為懷疑。真宗便另闢一殿展覽這些靈芝，以證實其可靠性。不過丁謂以使相的身份，命手下到各地搜刮些靈芝，還是小菜一碟的，實物展覽並不能證明這些靈芝都長在亳州。附帶說一句，這種獻成千上萬靈芝的做法在東封西祀時也有，只是還沒人提出異議而已。次年正月，仍以天書打頭，真宗率領浩浩蕩蕩的隊伍從開封到亳州（今安徽亳縣）太清宮拜謁老子，一個月後才回開封。 半年以後，真宗又想出了花頭。他宣布玉皇的正式尊號為「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簡稱「玉皇大天帝」（「玉皇大帝」的稱呼或始於此）。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在玉清昭應宮向玉帝奉上尊號，邀請參加這一儀式的還有少數民族領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國使者；同時命令天下官員和百姓都在家中設案焚香，向玉帝致敬，地方官員派人檢查。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昭應宮向玉皇大天帝獻上寶冊和龍服。全國各地也同日分設羅天大醮，以供軍民僧道燒香禮拜，把全國都捲入這一狂熱的迷信活動。 為了把以天書為中心的崇道活動搞得場面壯觀，從大中祥符元年開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國大興土木，營建宮觀。其中最大的就是玉清昭應宮，原計劃工程需要十五年，但修宮使丁謂督工三四萬夜以繼日，到大中祥符七年就竣工了。玉清昭應宮共有二千六百十座殿宇建築，動用了全國最好的建築物資，稍不合意，就推倒重來。據目擊者田況說是「開闢以來未之有」，其宏大瑰麗和豪華奢美，超過了秦之阿房、漢之建章。次年，真宗命全國州縣都必須建立天慶觀供奉三清玉皇，其總數在一千所以上。 所謂聖祖趙玄朗顯靈以後，因他自稱其母是在壽丘生他的，真宗便在壽丘（在山東曲阜境內）建景靈宮供奉聖祖，造太極觀祭祀聖祖母。但曲阜太遠，真宗不便親致禮敬，就在京師也分別建造景靈宮和太極觀。曲阜景靈宮達一千三百二十二座建築，京師的景靈宮也有七百二十六座樓觀殿宇。 真宗時期，京城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辦宮觀，朝廷就任命了相應官員去負責管理，與此同時，真宗又設立了一種與宮觀相關的榮譽性的虛銜，可以多領一份俸祿而不必赴任視事，這種官往往以提舉某某宮觀命名。宮觀官在真宗以後成為官僚隊伍中一個特殊的系列，一方面說明了宋朝政府與道教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冗官和冗費的嚴重程度。 與此同時，在大中祥符五年「聖祖」降臨以後，真宗就命王欽若、曹谷和張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後，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為《寶文統錄》；天禧三年（1019年），經增補共計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錄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為《大宋天宮寶藏》，在道教史上倒有著重要的地位。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導演的神道設教的鬧劇真可謂一年一個樣，他已經完全沉浸在自導自演的角色之中了。《宋史·真宗紀》評說澶淵之盟以後的天書封祀是「一國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贄也說：「堂堂君臣，為此魑魅魍魎之事，可笑，可嘆！」 然而，當一國君臣都炫耀「皇帝的新衣」時，還是有人大聲說出真相。早在天書首降之際，龍圖閣待制孫奭就引用孔子的話說：「天何言哉！豈有天書？」西祀汾陰時，他上疏指出，所謂祥瑞是欺天愚民惑後世，還警告真宗：「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當真宗要去祭祀老子時，他提醒真宗應當牢記唐明皇后期遭受安史之亂的教訓。名臣張詠多次指名抨擊王欽若和丁謂，他臨終上表還要求真宗先斬丁謂之頭置國門以謝天下，再斬自己之頭置丁氏之門以謝丁謂。真宗對這些激烈的反對意見，採取了既不採納也不追究的方針，他還沒有徹底昏頭。 乾興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天書也都隨葬入陵，結束了長達十五年的天書鬧劇。《宋史·真宗紀》說「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仁宗這年僅十三歲，當時是真宗劉皇后垂簾聽政，這一決定應該是她作出的。不過，劉皇后作出這一決定，並不是出於對天書封祀的憎惡，而是為了滿足真宗生前的追求，說不上賢明，這有後事為證。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玉清昭應宮遭雷擊起火，焚毀略盡，她曾哭著表示要重修新宮，大臣們都以「天變來警」加以激烈的反對，才不得不打消原來的主張。 這場天書鬧劇對真宗朝政治和財政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後，真宗一再熱衷「祥瑞」粉飾太平，對朝政興革卻無所用心，聽任王欽若和丁謂等「五鬼」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真宗晚年更是神魂顛倒，甚至滿口胡話，在宗教迷信的長期暗示作用下，他自己也進入了迷狂狀態，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劉氏決斷。 在財政上，東封泰山耗費八百餘萬貫，西祀汾陰耗資更增二十萬貫，這還不計亳州之行。營造玉清昭應宮缺少具體的支出記載，但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萬兩、銀五千兩，則二千六百十座建築的靡費可以想見。倘若將京城景靈宮、太極觀和各地宮觀都計算在內，其費用之大恐怕不是幾千萬貫所能打住的。真宗前期，經過近四十年的經濟恢復，天下富庶，財政良好；由於裝神弄鬼的折騰，幾乎把太祖太宗的積蓄揮霍殆盡，到其晚年「內之畜藏，稍已空盡」，留給後人的是一個空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