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六二　慶元黨禁

寧宗被趕鴨子上架，他對留正臨變脫逃印象太壞，改命趙汝愚為右相。據說，太祖曾把「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載諸太廟，以防宗室之尊與相權之重相結合，構成對君權的威脅。汝愚以前，宋朝確實還沒有宗室任相的先例。若僅為身謀，汝愚應該迴避，但他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心，認為朝中還有一批正直之士，可以共事而圖治，便決定犯忌踏上危徑。 朱熹入朝任經筵侍講，當上了貨真價實的帝王師。以趙汝愚為政治領袖，以朱熹為精神領袖，寧宗初政，倒也眾賢盈庭，露出點治世氣象來，以至人稱「小元祐」。 趙汝愚有自信成就範仲淹、司馬光那樣的相業。在他建議下，紹熙五年（1194年）歲末，寧宗下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表明了寧宗君相對慶曆元祐之治的無限嚮往。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改元詔書頒布前四天，朱熹卻被罷官出朝。慶曆元祐夢還沒就枕，慶元黨禁倒因朱熹罷官而預先揭幕了。 這場統治集團內部的黨爭，以道學之禁為其主要內容和外在形式，把朋黨之爭和道學之爭攪和在一起。朋黨之爭從北宋初年開始幾乎沒有消歇過，但與道學之爭錯綜糾葛在一起，則集中在高、孝、光、寧時期（洛蜀朔黨爭即便有學說不同的因素在內，也只是新儒學內部不同派別的政見分歧，並未以道學與否劃線）。早在孝宗朝，雙方就有過道學真偽之爭，孝宗雖然不喜歡空談心性的道學之士，但沒有讓這場爭論釀成黨爭。這一時期正是程朱理學駸駸乎由時尚之學向獨尊之學邁進的時期，理學家及其依附者在官僚層中所占比例激增，有一種強烈的門戶認同感，在自律甚嚴的同時，也責人頗苛。而那些被排在門戶之外的士宦們，趁著理學尚未被獨尊為官學，還有被議論指摘的可能性，便在朋爭的同時，對政敵所主張的學說也一併攻擊，以便從根本上摧毀政敵。因而在理學已成顯學而未成官學之際，朋黨之爭往往以道學與非道學之爭為其主要內容和外在形式，便絕非偶然。理宗以後以迄明清，因理學已定於一尊，儘管朋黨之爭仍是封建官僚制難治的痼疾，卻與道學之爭脫了鉤。 紹熙內禪，實際上是一場宮廷政變。趙汝愚以首席執政的身份主其事，趙彥逾參加了最初的決策，外戚韓侂胄在內外朝之間穿針引線。據說，在定策內禪時汝愚曾許諾：事成，讓侂胄建節，彥逾執政。這一說法並不可信，以汝愚個性而論，他不是言而無信、翻雲覆雨的人，否則在黨爭中不會輸得那麼慘。 在寧宗推恩時，他對彥逾說：「我輩宗室，不當言功。」對侂胄也說：「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可論功？」執政對於一個文臣，節度使對於一個武職官員，都是令人嚮往的誘惑，兩人的失望可想而知。在汝愚看來，這是貫徹自己的為政原則。 史稱汝愚為相，「尤重惜名器」，對跑官者一概不見，對門人避嫌不用。你可以說他不通權變，卻不能不肯定他為人正直、為政忠廉。但人心吏風已非慶曆所能比，招來的只是嗜進者的嫉恨怨望，促使他們在即將到來的黨爭中倒向韓侂胄。晚清魏源批評趙汝愚「忠有餘而智不足」，失計在於以己律人，誠是確論。 沿襲文臣鄙視武職的心理定勢，趙汝愚還頗有點瞧不起韓侂胄。知閤門使劉弼說起侂胄有定策功，汝愚馬上駁回道：「他又有什麼大功！」劉弼與侂胄原來同知閤門，內禪定策時汝愚只找侂胄，他內心很不平衡，於是一轉身便把這話搬給侂胄聽。侂胄便決定與汝愚一決雌雄。 與汝愚相比，侂胄優勢有二。其一，他是寧宗韓皇后的外族。歷史上外戚篡位雖不少見，但在外戚與宗室之間選擇時，君主往往認為對皇位的威脅，同姓宗室要比異姓外戚來得直接切近，多是親外戚而忌宗室的。其二，侂胄知閤門事的職務，比起宰相來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內廷的便利，使他得以搬弄是非、竊弄威福。 怨望把韓侂胄與劉弼捆在了一起。侂胄問以對策，劉弼說：「只有用台諫。」又問：「怎樣才能用台諫？」答道：「御筆批出就是。」心計不多的韓侂胄頓然開悟，自此將御筆和台諫作為打擊政敵的兩件法寶。 寧宗即位以來好出御筆，彭龜年說他「有失為政之體，殆非初政之美」，但他置若罔聞，給侂胄留下了染指之便。台諫官何以在黨爭中能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呢？因為對君主來說，台諫象徵著公論，多予重視和採納。對上至宰執大臣、下至一般臣僚，台諫都擁有監察彈劾權，而其主要制衡對象則是相權。按慣例，包括宰相在內的大小官吏，一旦知道自己被台諫論劾，就必須去位待罪。由於宋代台諫擁有議論彈劾的雙重權力，在黨爭狀態下，各方無論為了左右輿論，評斷是非，還是為了排斥政敵，打擊異己，都必須借重他們。 汝愚也深知台諫的重要性，動作卻慢了一拍，坐視侂胄以御筆將其同黨謝深甫提為御史中丞，劉德秀提為監察御史。謝、劉入台，侂胄便在對陣中布下了活眼，其黨魚貫而進，言路上都是侂胄的黨羽。這是因為宋代台諫官享有獨立言事權，不但不必通過台諫之長，還可以彈擊台諫長官及其他言官。因此對黨爭的任何一方說來，關鍵在於抓住雙方力量消長或君主傾向轉變的有利契機，汲引及時而得當，一兩個台諫便足以成為彈劾政敵、左右輿論的過河卒子，進而控扼整個言路。 援引台諫，初戰告捷，韓侂胄又讓京鏜出任簽書樞密院事。侂胄打算貶竄汝愚，苦於找不到藉口，京鏜建議：「他是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就可一網打盡！」不久，這方面流言蜚語不脛而走。歲末，寧宗命趙彥逾出知建康府。執政夢斷，彥逾殿辭時遞上一張名單，說：「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黨。」彥逾與汝愚都是宗室，同為定策者，他的告發是很起作用的。 朱熹借經筵之便上疏論御筆之害，寧宗轉發了這一奏疏。韓侂胄深感朱熹威脅之大，決定先下手為強。他讓優伶刻了一個峨冠大袖的木偶像，在寧宗面前獻演傀儡戲，仿效朱熹的舉止形態講說性理，引起寧宗對朱熹道學的厭惡感，接著乘機進讒說：「朱熹迂闊不可用。」 閏十月，寧宗內批朱熹提舉宮觀，理由是「方此隆冬，恐難立講」。趙汝愚把御筆袖還，寧宗認為汝愚為助朱熹而不行君命，怒氣愈盛。侂胄怕夜長夢多，令內侍緘封了內批面交朱熹。朱熹知道寧宗已徹底轉向，便黯然出了臨安。這天離他入朝只有四十六天。 朱熹出朝激起了軒然大波，給事中樓鑰、中書舍人陳傅良等甚至動用封駁權進行勸諫。寧宗說：「我最初任命他的是經筵之職，現在他事事要過問。」看來朱熹在經筵講學外，不時施加帝王師的影響匡正朝事，令他很不耐煩。 吏部侍郎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之勢已成，決心背水一戰，向寧宗揭發侂胄，指望自己的學生皇帝作出取捨，以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寧宗對汝愚表示，打算雙方都罷免。汝愚建議讓侂胄留在京城奉內祠，龜年依舊供職，他沒能犧牲龜年來換取斥逐侂胄，坐失逐韓的良機。寧宗當場同意，後因侂胄活動，最終的內批卻是侂胄與在京宮觀，龜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見寧宗，請留龜年，已經潑水不進了。 自朱熹、彭龜年被罷，趙汝愚自知抱負成空，便遞上辭相札子，寧宗還不打算罷汝愚的相。韓黨加緊起用李沐為右正言，胡紘為監察御史，作為搏擊汝愚的鷹犬。慶元元年（1195年）二月，李沐把各種謠言編織成一篇彈劾狀，請罷汝愚相位。 對流言蜚語，寧宗也頗有所聞：內禪前，汝愚說過「只立趙家一塊肉便了」，言外之意立許國公趙抦也可以的；太學傳言「郎君不令」，即嘉王不聰慧理想，故而太學生上書請尊汝愚為伯父；而受鼎負龍的夢境更被歪曲附會。如今一經煽動，寧宗便將汝愚罷相，出知福州，讓他體面去位。 御史中丞謝深甫領著御史合台上言，說應該讓趙汝愚奉祠省過。合台論劾是宋代台官加強言事分量的特定方式，寧宗便改命汝愚提舉臨安洞霄宮。至此，寧宗徹底倒向了韓侂胄。儘管雙方首領一是外戚，一是宗室，但這次政爭並不具有外戚集團與宗室集團鬥爭的性質。侂胄及其黨羽並不代表後族的利益，他們也只是借著汝愚宗室大臣的特殊身份，作為打擊的藉口而已。 趙汝愚罷相反響激烈，擁趙反韓呼聲之強烈，聲勢之浩大，為韓侂胄始料未及，他決定利用業已驅使如意的台諫和猶如囊中之物的內批，給反對者以打擊。進行諫諍的朝臣接二連三被罷免或流放。 太府寺丞呂祖儉上封事直斥韓侂胄，警告寧宗：「政權將歸於倖門。」侂胄恚怒，於是有旨送韶州安置。經筵官樓鑰借進講呂公著奏議之機勸諫道：「因言得罪的呂祖儉，就是他的後代。現在流放嶺外，萬一死了，聖朝就有殺言者的罪名。」寧宗懵懂問：「祖儉所言何事？」原來不僅貶竄祖儉的詔旨御筆，寧宗全然不知，連封事都沒到他手裡。 但令人不解的是，寧宗知曉了此事，卻既不糾正對呂祖儉的處理，又不追究韓侂胄的責任，除去庸弱無知，很難有開脫的理由。祖儉後來量移高安（今屬江西）。慶元三年，在貶所去世。 儘管韓侂胄發出恫嚇，但就在呂祖儉上書被貶的第四天，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徐范、張道、林仲麟和蔣傅聯名伏闕上書。上書遞進後，如泥牛入海，太學生們就廣散副本給各侍從台諫。侂胄惱怒地擬將他們竄逐嶺南，最後寧宗下詔，以「妄亂上書，扇搖國事」將六名太學生各送五百里外編管。 封駁官繳還詔旨，以為「國家對上書言事的學生天覆海涵，從不加罪」，寧宗不聽。侂胄黨羽錢象祖新知臨安府，連夜逮捕這些學生，派人強行押送貶所。新任右相余端禮在御榻前叩拜數十次，懇請寬待學生，這才改送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編管。 自從靖康以後，國有大事，往往有太學生叩閽伏闕，犯死直言，雖一時被權奸所抑，卻代表了公道人心。這次上書，學生的正氣贏得了世人的欽敬，稱之為「慶元六君子」。 慶元元年六月，劉德秀上疏，重提孝宗朝道學之爭，希望寧宗「效法孝宗，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奏章將孝宗以來思想學術上的所謂「真偽」之辨和目前黨爭中的所謂「邪正」之分拉扯在一起，為韓黨肆無忌憚地排擊異己提供了藉口。 何澹這個在紹熙初政中見風使舵的老手，在丁憂三年後入朝任御史中丞，不斷向韓侂胄搖尾乞憐，見劉德秀著了先鞭，便在七月上疏請禁道學。寧宗將這奏疏張榜朝堂。數日後，吏部郎官糜師旦再次奏請考核真偽，正式將劉德秀的建議付諸全面而具體的甄別運動。這次清洗，幾乎網盡了趙汝愚、朱熹門下的所有知名之士。 劉德秀、何澹之流出於一己的利害恩怨，激成了偽學之禁。他們不但把自己，還把與他們沆瀣一氣的士林敗類最卑鄙骯髒的報復欲、名利心都鼓盪了起來，釀成了宋代黨爭史上最黑暗慘烈的一幕。而昏憒的寧宗完全被朝堂上來勢洶洶的輿論所左右，認可了偽學之禁。 韓黨深知如不遠貶重謫汝愚，抗議便不會止歇。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誣陷趙汝愚「自稱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統所在；還準備挾持太上皇帝赴紹興，稱紹熙皇帝」。孝宗系出太祖，寧宗作為乃孫，對汝愚自稱正統的謠言，不能不有所顧忌。寧宗即位時已有「恐負不孝之名」的心理，對汝愚欲使父親復闢為紹熙皇帝之說，也不會沒有猜嫌之心。於是，汝愚被貶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 貶謫路上，趙汝愚有點病渴，大夫卻誤投以寒劑。舟過瀟湘，風雪漫天，寒氣表里交侵，便不能飲食了。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陽），州守錢鍪對他百般窘辱。正月十八日，趙汝愚服藥暴卒，一說中毒身亡。 關於死因，《宋史·韓侂胄傳》說：「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給人以錢鍪加害的印象。而《宋史·趙汝愚傳》僅說：「為守臣錢鍪所窘，暴薨。」但侂胄敗死後劉光祖所撰汝愚墓志銘，未說其中毒。如確係遇害，光祖完全可借清算韓黨的有利時機，要求追究兇手，毫無隱諱必要。故汝愚不是被害，因窘辱自殺的可能性則不能排除。 訃聞傳來，人們不顧淫威，私相吊哭。大內宮牆和臨安城門下，幾乎每天都有匿名的悼念詩文張貼出來，多出自太學生之手。即便在政治高壓下，民心向背總是評判是非正邪的最高標準。 趙汝愚執政才兩年，入相僅六月，雖缺乏一流政治家應有的洞察能力和權變策略，但敢於擔當，不顧禍福，使南宋安然渡過了一次君權嬗遞的嚴重危機；他志在有為，立意改革，朝野人心還是能辨別出他與韓侂胄在從政為人上的根本差異，以為汝愚不死，國事或許不會像後來那麼糟糕。 慶元二年，劉德秀要求將道學正式定為「偽學」，進一步將思想罪往政治罪上拉。這年開考，試卷只要稍涉義理就遭黜落，連《論語》《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書。 太皇太后吳氏耳聞外朝的折騰，大不以為然。寧宗便下了一道「糾偏建正」的詔書：「今後台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不料韓黨強烈反彈，殊死抗辯，寧宗不得不追改為：「不必專及舊事。」 趙汝愚已死，朱熹成為韓党進一步搏擊邀功的對象。監察御史沈繼祖列舉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六大罪狀，還捏造了朱熹「誘引尼姑，以為寵妾」的桃色謠言，要求寧宗學孔子誅少正卯。於是，朱熹落職罷祠。 慶元三年，偽學之禁不斷升級，韓黨規定自今偽學之徒不得擔任在京差遣，並清查近年來各科進士和太學優等生是否「偽學之黨」。後來連官僚薦舉、進士結保也都必須在有關文牘前填上「如是偽學，甘受朝典」的套話。 中國歷代黨爭往往不局限在高層政界的小圈子內，占優勢的一方總將其拉進思想之爭的軌道，拉出高層小圈子。前者為證明自己在道義上的絕對正確，後者為讓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表態擁戴自己，孤立對手。於是，高層的黨爭總是帶來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 韓黨為政敵戴的帽子也不斷加碼，監察御史劉三傑鼓譟「前日偽黨，今又變為逆黨」，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正逆之類的最高審判台，使政敵難逃誅心與誅身的雙重判決。 這年十二月，韓黨請置偽學之籍，名單很快編定，其後續有增補。計有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周必大和王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陳傅良、彭龜年、樓鑰等都在其中；其他官員三十一人，知名的有葉適、劉光祖、呂祖儉、楊簡等；武臣有三人，太學生即慶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呂祖泰也榜上有名。名單是胡亂拼湊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與道學無關。以曾任宰執四人而言，留正、王藺與道學了無瓜葛，周必大當時也並不視為道學家。因此，道學家並不是這張名單的共同點，而是這些人都曾經直接間接觸怒過韓侂胄或其黨徒。 「偽學逆黨」名單的出籠既是慶元黨禁的高潮，也是強弩之末的開始。其後一年間，雙方都沒有什麼大動作。慶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陽去世，儘管黨禁嚴酷，路近的學生也都來奔喪，路遠的弟子則私相祭弔。葬禮定在當年冬季，韓黨擔心葬禮變為「偽黨」的一次大示威。正在心驚肉跳的當口，這年秋天，布衣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寧宗請斬韓侂胄，使趨於沉寂的黨禁波瀾再起。 呂祖泰是祖儉的堂弟，祖儉上疏被貶，他前往貶所探視，歸語友人：「天下鉗口，我必以言報國！」祖泰上書為「偽學逆黨」辨誣，請斬侂胄及其黨徒蘇師旦，以周必大相代。韓黨為了逼供出周必大是幕後指使者，將祖泰投入臨安府大牢。 審訊時，知臨安府趙善堅威脅利誘，祖泰冷笑以對，即便受杖，他仍大喊：「你是宗室，與大宋同休戚。我呂祖泰這是為誰家計安危而受杖辱啊！」祖泰最後被押赴欽州（今屬廣西）牢城拘管。 專制政體下，歷代志士仁人都像呂祖泰這樣慷慨從容地做過，但一旦到了志士仁人認定只有以血與死才能使統治者醒悟的時候，往往是血也白流，死也枉死，但他們仍是中國的脊樑。 祖泰上書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禮也沒有釀出事變，黨禁漸近尾聲。有人提醒韓侂胄：再不開黨禁，將來不免有報復之禍。侂胄頗有觸動，對人說：「這批人難道可以沒有吃飯的地方嗎？」台諫摸准了侂胄的心思，嘉泰二年（1202年），上奏寧宗說，「真偽已別，人心歸正」；侂胄便正式建議寧宗弛偽學之禁。 於是，以趙汝愚平反為標誌，黨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偽學逆黨」的健在者，例如劉光祖、陳傅良等都復官自便，但復官制詞中仍說汝愚「宗相當國，凶愎自用」，「一時士大夫逐臭附炎」，意在證明當初打擊貶逐完全是正確必要的，這也是專制政權下當政者為受害者平反時屢驗不爽的通例。 慶元黨禁雖然解凍，但後果不容低估。其一，黨禁的發動者使黨爭以道學之爭的面貌出現，對政敵所主張的道德規範、價值觀念，在歪曲醜化的前提下借政權力量予以全面聲討與徹底掃蕩，而聲討與掃蕩的正是士大夫長久以來藉以安身立命的東西。於是，一切是非都顛倒了，政風士風在慶元黨禁前後有明顯的轉折。史稱：「紹熙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為士者喜言時政，為吏者喜立功名」；慶元黨禁之後，「世俗毀方為圓，變真為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其二，暗弱無能的寧宗在黨禁方興之時一度支持韓侂胄，致使韓黨占據上風，其後六七年間，他漠然無為，聽任侂胄肆無忌憚地排斥政敵，專斷朝政，走上了權臣之路。黨禁雖然鬆動，侂胄的權臣之勢卻如日中天，不可搖撼。而侂胄擅權不過是南宋後期接踵而至的權相專政的開端，這也是慶元黨禁滋長出來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