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四〇　路、府、州、縣

世祖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二月規定，全國各路一概以蒙古人為達魯花赤，漢人為總管，回回人為同知。這個原則，在大體上是被遵行的，雖則例外也很多。 忽必烈對於一般的「例外」很不同意，先在至元五年三月下詔「罷諸路女真、契丹、漢人為達魯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蠻、唐兀人仍舊」；接著又在至元十六年九月，「議罷漢人之為達魯花赤者」。 忽必烈卻也同意湖廣一省可以例外。湖廣行省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請求「變例」，用漢人充任達魯花赤，忽必烈予以照准。為什麼偏偏湖廣一省可以獲得如此的「異數」呢？也許是由於該省所轄的區域，居民十分複雜，除了有以倔強著名的「湖南人」（湖南的漢人）以外，又有苗、瑤、僮等等山胞。 蒙古人在整個元朝之中擔任過達魯花赤的，據札齊斯欽教授所列的表，共有一百零三人，其中包括了若干並非地方官性質的達魯花赤，如「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宮相都總管府」、「本投下諸色匠戶達魯花赤」、「隨路炮手達魯花赤」等等；也包括了若干來路不明、冒用蒙古名字的非蒙古人。至於乃蠻人，嚴格說來，雖不是蒙古人，也包括在一百零三人之內。 畏吾兒人，有三十三名之多，雖則比漢人少些。（漢人在整個元朝任達魯花赤的，共為四十七人。） 有一位義大利人達魯花赤，不載於札齊斯欽教授所列的表。（屠寄在《蒙兀兒史記》說這位義大利人當過「揚州路總管」，「在職四年」）。此人自己向筆錄他的《遊記》的人說，當過揚州的「總督」（governor）。此人是誰？馬可·波羅。我看馬可·波羅的官職，可能不是揚州路的總管。總管而由非漢人擔任的，在忽必烈時代或其以後，尚無別例。 除了馬可·波羅以外，有沒有其他的歐洲人，尤其是俄羅斯人，在中國當過地方上的達魯花赤？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 就路府州縣的達魯花赤而論，他們的工作並不繁重。瑣碎的事，都已經由當總管、知府、知州、知縣的漢人去料理了。達魯花赤所負的，只是監視的責任。他們之中的多數是蒙古人。是蒙古人，便直接間接和可汗有密切的關係。非蒙古人而能當到達魯花赤的，那更是特別為可汗所認識而相信的人了。因此之故，他們被若干儒者尊稱為「宣差」、「節使」。 因此之故，每個地方機構，擺一個太上的總管、知府、知州、知縣（達魯花赤）在上面作為偶像，再用一個能辦事而聽話的漢人當實際上的主管，便把地方行政的基本問題解決了。 依照至元二年二月的規定，各路以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漢人充總管的，的確不少。回回人充同知的，見於《元史》的極少。我只找到一位，廉惠山海牙。此人在英宗碩德八剌的至治元年（1321年）擔任順州（河北順義）的同知。然而順州是州，不是「路」。廉惠山海牙是布魯海牙的孫子，廉希憲的侄子，家世久已漢化，實際上等於是一個漢人。 為什麼回回人擔任「路」的同知的，竟然如此之少，也許一個也沒有呢？我想，有能力的回回人早就當了路的達魯花赤，沒有能力的回回人即使充當一個同知，也未必能勝任。所謂能力，包括蒙古語文或漢語漢文的說與寫。 在回回人之中，畏吾兒的人最重要。《元史》有時將畏吾兒人稱為回鶻人，或是稱他們為高昌人。高昌國早就在唐太宗的時候被消滅了。不過，元朝自身封過所謂高昌王，很像是恢復了高昌國，雖則這些元朝的高昌王並非唐朝高昌國國王的後裔，而是畏吾兒國歸順成吉思可汗的那位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的後裔。（元朝的第一代高昌王是此人的玄孫，紐林·的斤，受封於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可汗延祐三年（1316年）。紐林·的斤及其子孫對畏吾兒境內仍稱亦都護，在「漢地」則稱高昌王。） 畏吾兒人之擔任過「路」的達魯花赤的，據札齊斯欽教授所列舉，計有兀魯失海牙等十三人。擔任過散府的達魯花赤的，有八丹等四人。 畏吾兒以外的回回人，或是來自花剌子模的舊壤，或是來自「西域」其他各地。這些回回人擔任過路的達魯花赤的，似乎僅有忽賽因等六人。 欽察人也信伊斯蘭教，卻不在所謂回回人之內。欽察人擔任過路的達魯花赤的共有苫徹·拔都兒等三位。 西夏的遺民被稱為唐兀人。其實唐兀或唐兀惕（Tang'ut）只是西夏的部落之一。唐兀人有四位當過路的達魯花赤：小鈐部在大名路，立智理威在嘉定路，昔里鈐部在大名路，昔里鈐部的兒子愛魯先後在大名路與中慶路。 契丹人多數都已漢化，事實上被元朝政府視作漢人，只有其中未曾漢化、不懂漢語的才被給以與蒙古人相同的待遇。他們之中有兩位當過真定北京兩路的達魯花赤：石抹查剌與他的兒子石抹庫祿滿；又有兩位當過中都路的「也可」達魯花赤：耶律綿思哥與他的兒子耶律買哥。 漢人之擔任過各路達魯花赤的，忽必烈時代有若干人。忽必烈以後，漢人充任路的達魯花赤的，一個也沒有。有占過勉強相當於這個地位的，僅有謝孛完一人。他是成宗鐵穆耳可汗之時的「冀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魯花赤」。 路府州縣的總管，全由漢人擔任。 除了擔任總管與知府以外，漢人擔任路府的「同知」的比比皆是。其原因，正是回回人之極少能擔任這個同知職務。同知是總管或知府的最主要的助手，非深通漢語漢文不可。 州與縣是地方上的基本單位。州與縣分為上中下三等，以人口的多寡為標準。在華北，亦即淮河以北，一萬五千戶以上的稱為上州，六千戶至一萬五千戶的稱為中州，六千戶以下的稱為下州。在華南，五萬戶以上的是上州，三萬戶以上的是中州，三萬戶以下的是下州。縣的區分也是華北華南不同。在華北，六千戶以上是上縣，二千戶以上是中縣，二千戶以下是下縣。在華南，三萬戶以上是上縣，一萬戶以上是中縣，一萬戶以下是下縣。 華北與華南的州縣，戶口如此不同，然而官員的人數卻無分別。上州設達魯花赤，從四品；州尹，從四品；同知，正六品；判官，正七品。中下州所設的官相同，品級略低。中下州的州尹不稱州尹而稱知州。中州的達魯花赤與知州均為正五品，下州的是從五品。中州的同知為從六品、判官為從七品。下州的同知為正七品，判官為正八品。此外，上州有所謂「知事」與「提控案牘」，中州沒有知事，而有所謂「吏目」。下州連提控案牘都沒有，只有「吏目」，不過吏目的人數有時可以增加為二人。知事以下，是「不入流」的，沒有所謂品級。 上縣設達魯花赤與縣尹，從六品，丞（縣丞）、簿（主簿）、尉（縣尉）各一人，典史二人，品級依次由正七品遞降。中下縣不設丞。中縣的達魯花赤與縣尹，是正七品，丞是從七品，其下依次遞降。下縣的達魯花赤與縣尹是從七品，丞是正八品，其下依次遞降。下縣如果戶口太少，事情不多，便不設尉，而以主簿來兼領。 元朝州縣的官吏，真是少得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最大的州，才有六位官吏而已。在這六位官吏之下，可能有幾位「師爺」、「書辦」、「佐雜」，像清朝的州縣衙門一樣。即使如此，其總數也不過是十幾人而已。 蒙古帝國部分的州縣官，迄於至元二年，一向是世襲，而且沒有薪俸。這兩點，絕非今天的人所能想像。我們習慣於秦漢以來的郡縣制度，連縣長民選開始都看不慣，怎能相信成吉思、窩闊台、貴由、蒙哥這幾位可汗之時，甚至在忽必烈可汗即位以後的頭五年，各地的州縣官竟然是可以當官當一輩子，死了還讓兒子繼位？清朝的縣知事幾年一任，好的可以升調，壞的便卷了鋪蓋回家，在我們看來很合理，也的確是很合理。所謂合理，是合於我們今天的理。歷史卻常常是不合理的，也就是不合於我們今天的理。 成吉思及其以後的幾位可汗，為了擴張領土，招降納叛，作風很大方，一點兒也不吝嗇名器。逆我者死，順我者生；順我者不僅能生，而且生得極其舒服。劉邦說過：「從吾游者，大者王、小者侯耳。」這句話，道破了歷代帝王的「成功秘訣」。成吉思可汗對於花剌子模的來降者，給他們以花剌子模的官與爵；對於華北的來降者，則除了給以金朝的各種官爵以外，再加上一個世襲。世襲的辦法，是他從蒙古帶來的。他在1206年即位之時，大封千戶萬戶。這些千戶萬戶，都是兼管軍民的世襲官。於是，金朝的元帥、都元帥、知府、知州、知縣，到了蒙古人來了以後便被可汗們改成了世襲的官。甚至所謂「行省」（「行某地尚書省事」）也變成了世襲的了。例如，嚴實傳給了嚴忠濟。 石天應在興中府投降，木華黎任命他為「興中尹」；他的兒子石煥中作「知興中府事」，侄兒石佐中作興中府千戶。何伯祥跟隨張柔投降，立了若干戰功，受任為「易州等處軍民總管」；死後，他的兒子何瑋「襲父職，知易州」。 知縣、縣令或縣尹的姓名，存於《元史》的極少；他們的世襲情形，很難找出例證。在蒙古人初來之時，而受任為縣令的，我們僅能查出邸順受任為「行唐令」。此人其後立了不少的功，升到「歸德萬戶」。死後，兒子邸榮仁襲為歸德萬戶。在邸榮仁以後，又一連傳了三代：邸貫、邸士忠、邸文。 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下詔停止州縣官的世襲。萬戶千戶的世襲，由於是成吉思可汗立下的根本法之一部，忽必烈不曾敢加以取消。 蒙古人初入中原之時，為了招降納叛而因人授官，常常由於被授官者的意願而給以所希冀的名義。因此，那沿襲自金朝的副元帥、元帥、都元帥、兵馬都元帥、蒙兀漢軍都元帥，不勝枚舉。這些元帥，也竟然有不少將所佩的「虎符」、「金虎符」以及元帥的職務，傳給了他們的兒子。 萬戶千戶到了世祖忽必烈可汗之時，便逐漸「正常化」而改成了總管、府尹等等官職。例如，張晉亨本是恩州（山東恩縣）的「管民萬戶」，到了忽必烈的至元八年，就改為「懷遠大將軍，淄萊路總管」。岳天順本是「管軍百戶」，在奉化打平地方武裝人士，立了功，升作「管軍千戶」，最後卻又「升」為福州路的總管。 在忽必烈以前，受封的貴族都有權委派封地內的大小地方官。這是割據。再加上，這些被貴族們委派的地方官，又是世襲的，使得割據又進一步，變成了相當程度的封建。廉希憲說得好：「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僮僕，此前古所無。」宋子貞也說：「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不堪命。」 於是，忽必烈不僅在至元二年「罷州縣官世襲」，而且在至元四年「罷世侯，置牧守」。所謂「世侯」，包括「王」以下的所有貴族，以及像嚴實與嚴忠濟那樣的「世襲」的「行軍萬戶」與「行尚書省」（嚴實是東平路行軍萬戶兼「行東平尚書省事」。嚴忠濟襲為行軍萬戶「兼管民長官」）。 忽必烈的另一德政，是聽從姚樞的話，給予州路長官及其他大小百官以俸祿。以前的幾位可汗，皆不曾想到這一點，以為當官的自有老百姓供養，毋庸可汗另外再按月賞賜。這幾位可汗生長蒙古，沒有俸祿的觀念。結果，當官的自以為可向老百姓作種種的需索，老百姓疲於應命。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百官俸祿，是至元二十二年的修正額。最初，在中統元年、二年所頒定的數目，已經頗難查考。正一品的官，以右丞相為例，是中統鈔一百四十貫，米十五石。中統鈔在當時的官定價值，是每貫等於白銀五錢。一百四十貫，等於白銀七十兩。這個數目，是月俸，不是年俸。 從一品分上下兩等。上等每年中統鈔六錠（三百兩，中統鈔六百貫），下等五錠（二百五十兩，中統鈔五百貫）。正二品也分上下兩等，上等四錠二十五兩，下等四錠十五兩，相差僅有十兩，也就是中統鈔二十貫。 忽必烈在滅了南宋以後，於至元二十一年規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里減半」。江南行省以外的其他原屬南宋的若干地區，是否也減半？我想，大概也是減半的。依常理而論，江南及原屬南宋的其他地區，人口比華北高，事情比華北多，民心懷念南宋，不易統治，在這種地方充任地方官的人雖不能待遇比華北的地方官好，至少也該一樣。而忽必烈竟然採取與常理相反的措施，很費解。也許是因為，在他與一般的蒙古人看來，「南人」很賤，南人所住的地方不值得派遣上等的人去充任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