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四五　宋末諸儒

在「不愚」的南宋遺民之中，最無恥的是狀元留夢炎。他在南宋政府官至「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臨安危急之時，他棄職而逃，逃去衢州。元兵到達衢州，他便迎降。降了以後，替敵人寫信招降若干舊友。忽必烈可汗賞他鈔若干錠，又先後任他為禮部尚書及吏部尚書。然而，忽必烈心中，最看這留夢炎不起，曾經對趙孟頫說：「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 忽必烈心中所最佩服的人，是寧死不肯向他投降的文天祥。文天祥也是南宋的「狀元宰相」，比起留夢炎來，相去不啻霄壤。人與人之不同，竟至如此。 與留夢炎同樣無恥，而多加一副可憐相的，是王積翁。此人讀過書，得過功名，替南宋守福州，卻在元兵未到以前便暗遞降表；其後，又殘殺了與他同守福州的淮兵。他為了向忽必烈討好，竟然有臉試勸文天祥投降。其後，他又向忽必烈自告奮勇，說有把握到日本去勸日本天皇上表稱臣。忽必烈派他去，他在中途被水手殺死。 由於有了留夢炎和王積翁這一批人，後世對宋末諸儒便頗不以為他們堪與明末諸儒相比。其實，忠義之士也未嘗不多。謝枋得便是其中之一。謝枋得於至元二十五年被徵召，託辭不肯就道。次年，被捉來大都，他絕食而死。死前，留夢炎曾經叫人用米湯灌他，他把那盛米湯的碗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另一位千古不朽的人，是王應麟。王應麟於宋亡以前，建議廣召各路勤王之師，「併力進戰」。他說，「惟能戰，斯可守」。那時候，留夢炎位居「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所主張的卻始終是向元朝上表稱臣，稱侄，稱侄孫！宋亡以後，王應麟閉門著書二十年，寫成了「困學紀聞二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玉海二百卷」，及其他的書十八部、三百七十五卷。 在學養上堪比於王應麟的，是金履祥。金履祥於襄樊告急之時以一介書生的地位上書朝廷，建議「以重兵由海道直搗燕薊」。他把海道沿途所經州郡縣邑、島嶼灘礁的遠近難易，都描寫得很詳盡而準確。可惜當時主政的是賈似道，他的這個建議石沉大海。宋亡以後，他隱居在金華山中教書寫書：所教的弟子以許謙為最有成就；所寫成的書以「論語孟子集注考證」為最具貢獻。他的其他著述，是「通鑑前編」、「大學章句疏義」、「書表注」等等。 值得表彰的另一位大儒，是憂患餘生的趙復。趙復是德安（湖北安陸）人。德安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被窩闊台可汗的兒子闊出攻陷，全城的居民被殺的殺，被俘的俘。趙復要投水自殺，被姚樞阻止，帶回北方。到了北方以後，他把程頤朱熹關於諸經的傳與注，寫出來傳授給姚樞、楊惟中與一百名學生。不久，姚楊二人辦了一個「太極書院」，請他主講。忽必烈召見他，問他如何伐宋。他說：「宋，吾父母之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因此也就不勉強他作官。 姚樞一度退隱在輝州的蘇門山，把趙復交給他的程朱的傳與注刻了出來。許衡常從大名府來看姚樞，於是也獲得了程朱之學，傳授給他自己的若干學生。許衡的朋友肥鄉人竇默，這時候也住在大名府，因許衡的介紹而結交了姚樞，對程朱之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便回去肥鄉，開門授徒。 姚許竇三人其後對忽必烈的影響很大，使得忽必烈漸漸地成為中國式的君主。 姚樞原籍柳城（遼寧省朝陽市），遷居洛陽，在金朝當過軍資庫使。金亡以後，他被楊惟中帶去見窩闊台可汗，官至燕京行中書省郎中，與牙剌瓦赤合不來，便退隱在蘇門山。忽必烈那時候還不過是一個「皇侄」，卻喜歡接見「四方文學之士」，因竇默之薦而把姚樞也找了來，「問以治道」。憲宗蒙哥可汗即位以後，忽必烈受封「京兆」（陝西長安一帶），以姚樞為「王府尚書」，到京兆設立宣撫司，以布琳與楊惟中二人為宣撫使。不久，改任姚樞為京兆的勸農使。忽必烈當了可汗以後，叫姚樞去山東的東平當宣撫使，監視嚴忠濟。其後，他歷官大司農，中書左丞，西京平陽太原等路行中書省事，昭文館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 姚樞從若干代的祖宗起，便已經是鮮卑化了的漢人，他歷仕金元兩朝，在內心裡不感覺有什麼愧怍。許衡和他不同。許衡原籍河內（河南沁陽），生在新鄭，是金朝的遺民，而不是宋朝的遺民，原可坦然出仕，卻由於儒書讀得比姚樞多，忘不了春秋大義，內心裡充滿了矛盾。他因姚樞之薦而先後擔任了「提舉京兆學校」，「國子祭酒」，「入中書省議事」，「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最後又被加委了「領太史院事」。然而，他常常吩咐兒子，說：「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可矣。」 許衡不僅「漢化」了忽必烈，也漢化了若干蒙古子弟。忽必烈設立了一個「蒙古國子學」，交給許衡主持，許衡親自講授，並且選了自己的弟子十二人作為「伴讀」。 竇默，字漢卿，是廣平府肥鄉縣人，於肥鄉被蒙古兵攻占以後，輾轉逃到蔡州（河南省汝南縣），學會了針灸；在蔡州城快破之時，他再逃到德安（湖北省安陸市），遇到了謝憲子教他以「伊洛性理之書」。其後，蒙古又攻占了德安，竇默回北方，隱居在大名府。忽必烈派人去找他，他改姓換名，不願應召，卻終於被忽必烈所派的人找到，帶到忽必烈的面前。忽必烈把兒子真金交給他教，其後任命他為翰林侍講學士，在至元十七年加給他以「昭文大學士」的名義。他為人耿直，敢於犯顏直諫。忽必烈說，「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李俊民，字用章，是澤州（山西晉城）人，金朝的狀元。金亡以後，隱居在「西山」。忽必烈召見過他，他始終不肯作官，仍舊回到西山去作隱士。他所研究的，不是程朱的理學，而是邵雍的「皇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