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 在動盪的民初歲月

力薦黃興 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將於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墊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適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討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但湯先生不肯於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於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並舉黎先生任之。」全體贊成。 出任教育總長 那時候，有十七省代表十七人齊集南京，將開會公舉中華民國總統，這被舉的當然是孫先生了。但是浙軍的將領，因與光復會有關係，而又自恃是攻南京有功的，對於選舉問題頗有異議。章君太炎時在黃浦灘某號屋中，掛了一個統一黨的招牌有其弟子十餘人左右之，其一即汪君旭東，並邀我寓其中。章君對於浙軍將領的主張，甚注意，特囑我往南京，與各省代表接洽，勸暫緩選舉。我到南京後，晤幾位代表，除湖南代表譚君石屏外，都主張舉孫先生，也不贊成暫緩的辦法。我歸而報告，章君語我：「如孫果被舉，組織政府時，我浙人最好不加入。」我那時候空空洞洞地漫應之。後來孫先生果以十六票被舉為總統（湖南代表獨舉黃興），欲組織臨時政府，命薛仙舟先生來招我，將以任教育總長，我力辭之；薛先生說：「此次組閣，除君與王君亮疇外，各部均以名流任總長；而同盟會老同志居次長的地位；但諸名流尚觀望不前，君等萬不可推卻。我今日還須約陳君蘭生同去，備任財長，如君不去，陳更無望了。」我不得已而允之，即回寓取行裝，章君引浙人不入閣之約以相難，扣我行裝，我告以不能不一去，去而面辭，如得當，無問題，否則我當於報紙上宣布我背約之罪以謝君。章君之諸弟子，亦勸其師勿固執，乃容我往。我到南京後，見孫先生。面辭，不見許，乃擬一廣告稿，寄章君之弟子，請其呈師訂正，備發表。未幾，其弟子來一函，說章君不願發表雲。 迎袁專使 孫先生將被舉為總統的時候，諸名流的觀察，袁世凱實有推翻滿洲政府的力量，然即使贊同共和政體，亦非自任總統不可。若南京舉孫先生為總統，袁成失望，以武力壓迫革軍，革軍或不免失敗，故要求孫先生表示「與人為善」之樂，於被舉後聲明，若袁氏果能推翻清廷，我即讓位，而推袁氏為總統之惟一候補者。孫先生贊同而施行之，故清廷退位後，孫先生辭臨時總統，而推袁世凱，袁世凱遂被舉為總統。但孫先生及同盟會同志以為，袁世凱既被舉為總統，應來南京就職，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統，而避免清帝禪位之嫌，迭電催促，殊無來意，於是有派員之舉，而所派者是我。 我的朋友說：這是一種「倒霉的差使，以辭去為是」。我以為我不去，總須有人去，畏難推諉，殊不成話，乃決意北行。此行同去者，有汪精衛、宋漁父、鈕惕生、唐少川及其餘諸君。凡三十餘人，包定招商局「新裕」輪船。船中儘是同志，而且對時局都是樂觀派，指天畫地，無所不談。我還能記得的是遷都問題，這是在南京各報已辯得甚囂塵上的了。大約同盟會同志主張南遷的多，但在船中談到這個問題，宋君漁父獨主張不遷，最大的理由是南遷以後，恐不能控制蒙古。他的不苟同的精神，我也覺得可佩服的。船駛至天津左近，忽遇霧，停泊數日，在船中更多餘暇，組織了兩個會：一是六不會，一是社會改良會。 六不會是從進德會改造的。吳稚暉、汪精衛、李石曾諸君，以革命後舊同志或均將由野而朝，不免有染著官場習氣的；又革命黨既改成政黨，則亦難保無官吏議員之競爭；欲提倡一種清淨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賭、不娶妾為基本條件（已娶之妾聽之），凡入會的均當恪守，進一步則有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五條，如不能全守，可先選幾條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君尤認政治為生命，所以提議刪去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二條，而名此通俗化之進德會為六不會，以別於原有之進德會。 社會改良會是唐君少川所發起，而各人都有提議的。對於家庭市鄉、禮儀習尚、慈善迷信，或應排斥，或應改良，或應增設，都有所論列。刪去重複，憶有五十餘條。同人簽名發起，共三十三人，首列的是我的姓名蔡元培，最後的是江蘇蔡培，亦是湊巧之一端。此會條文及發起人名單，億曾付印，但今已無從尋檢了。 到北京時，在前門歡迎的，當然非常之多，有官吏，有商人，有學生，而我所特別注意的，乃是龍泉孤兒院的學生，特與其最前的一位握手，而且演說幾句。後來我要離北京時，特偕同人往孤兒院參觀一回，並於所攜公款中提出千元捐助該院，這也是此行的一種特殊紀念。 袁世凱方面，以梅酢胡同之法政學堂校舍為招待所，大約是一所停辦的學校，所以不見有一點學校的設備。除唐君自有住宅、汪君住在他處外，同行的人都住在招待所。與袁見面，談南行就職事，渠表示願行，說肯想一脫離這個臭蟲窩的方法，惟軍隊須有人彈壓，如芝泉（段祺瑞）肯負責，我即束裝。但袁派要人見面的，都力持袁不能南下之說。我的任務是迎袁，不能不力說南下之無害，相持了數日，一日（29日）晚餐後，我在鈕君室閒談，適汪君亦來，正談笑間，忽聞啪啪的聲音，有說是爆竹的聲音，但鈕君惕生說：「我是軍人，聽得出是排槍聲，恐有變。」用電話到陸軍部問，說的是第三師兵變。大門口亦有槍聲，有人來報告，衛兵已不知去向了。於是大家主張由後面出去。有一人知道後牆對面，是一個青年會西人的住宅，先與接洽借住一夜。我等十餘人覓後門不得，乃從小屋上逾牆而出，在西人客廳中兀坐至翌晨，始改寓六國飯店。 第二日，孫慕韓最先來慰問，說：「昨夜我正在總統處，總統聞兵變，即傳令須切實保護梅酢胡同，並說『人家不帶一兵，坦然而來，我們不能保護，怎樣對得住？』後來變兵鬧得凶起來，左右請總統進地下密室，總統初不允，我等苦勸之，彼遂進密室，而我亦暫避六國飯店來了。」這一番話是否靠得住，也就無從證明。 聞變兵口號：「袁宮保自己要到南京做總統去，不要我們了！我們還是各人搶一點，回老家去！」所以這一夜沒有殺人放火，就是搶劫；搶到的就往鄉間逃；而兵變的夜間，統兵的將領，不敢派未變之兵出去彈壓。第二日，始派兵巡查，變兵漸漸絕跡了。而直隸等省，有幾處承風而起，也鬧著兵變。 於是袁派的更振振有詞了：袁總統尚未離北京，已經鬧到這個樣子，若真離去，恐釀大亂；這些話是人人的口頭禪了。我們到北京迎袁的人，當然不敢擅主，請示於孫先生，往返磋商，結果准袁世凱在北京就總統職，在□月□□日（3月10日）舉行就職典禮。我們變相的使節就此完畢，而回南京。 繼任教育總長 當我們將離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擬一內閣名單，得袁同意，仍以我為教育總長。我力辭之，乃易為范君靜生。到南京後，范君聞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謠言，謂以范易蔡，乃因蔡迎袁無效而受懲。以此種種原因，孫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繼續任職。我托人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長，渠慨然願任，我於是仍為教育總長之候補者，提出於參議院而通過。 我所做的教育改革 我在國務院中做了幾個月屍位的閣員，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君靜生及其他諸同事的相助，頗有可以記錄的事情。 學部舊設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司，我為提倡補習教育、民眾教育起見，於教育部中增設社會教育司，以防止牽涉孔教，特請研究宗教問題之夏君穗卿任司長。不意我與范君離部以後，汪君伯棠代理教育總長時，夏君竟提議社會教育有提倡社會主義的嫌疑，須改名云云，我聞之甚為詫異。 我與范君常持相對的循環論。范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不過他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於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於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於大學。又鑒於高等師範學校之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仿德國制）。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於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適之等，對於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現一個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於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我於《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並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仿德國大學制），但在各大學未易實行。北京大學曾設一國學研究所，清華、交通等大學繼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規定各國立大學所應設立科目。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於文科外，又設經科。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於《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未曾實行。而我於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別。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 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刪去。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對於公民道德的綱領，按法國革命時代所標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超越黨派 我既任教育總長，次長為景君大昭，乃邀鍾憲鬯先生及蔣竹莊、王小徐、周豫才、許季茀、胡詩廬諸君同為籌備員，從事於本部組織、學制改革、學校登記等事。景君未嘗推舉一人，亦不問部事，惟有時與我談話而已，蓋景君是一不羈的文學家，又熱心黨務，對於簿書期會等事，殊不耐煩。但是我到北京後，景君代理，景君忽開數十人名單，加以參事、司長、科長、秘書等名義，而請總統府發委任狀，除舊有各員外，大抵皆文學家而非教育家。在景君之意，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遷時不致見遺。但蔣、鍾諸君深不以為然，我歸南京，聯名辭職。乃開一會議，我聲明次長此舉，固是美意，但不為其他教育行政的專家留若干地位，使繼任的長官為難。又多人即被委任，而或為後任長官所淘汰，則反使本人難堪，不如乘此尚未正式發表之時，取消它。多數贊同我說，景君亦不反對，遂將幾十張委任狀送還總統府。聞秘書長鬍君漢民深怪我此等舉動，對於本黨老同志不肯特別提拔。故政府北遷時，有人請胡君介紹入教育部，胡君對以「別部則可，教育部不能」。我那時候只有能者在職的一個念頭，竟毫沒有顧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組織時，部員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約留學歐美或日本的多一點；一半是范君靜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經驗的多一點，卻都沒有注意到黨派的關係。 唐紹儀內閣 那時候唐君所提出之閣員名單，除外交陸君子欣、陸軍段君芝泉、內政趙君智庵、財政熊君秉三、交通施君植之外，司法王君亮疇、農林宋君漁父、工商陳君英士與我皆同盟會會員。唐君少川亦已入會，會員與非會員各得五人。到北京組織政府。陸君尚未回國，外交由唐君兼任，陳君英士不到，由次長王君儒堂代理。施君因常受同盟會會員不得意者之語責，謂：「汝有何功於革命而據此高位？」表示消極，不常到國務會議。國務會議中，顯然分為兩派，袁派要用總統制，同盟會派要用責任內閣制。袁則用責任內閣之名而行總統制之實，軍政、財政及任免名單，皆由總統府決定而後交政府發表。熊君、趙君常常不參加會議，袁派惟段君一人來敷衍，事事以迎合總統為要點。我那時尚是書生，常與爭執，其實皆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兩方所集中致力的只有借款，一方由熊君出面，一方由唐君出面，各以捷足先得為快，然皆不成。有一次，熊君借成一小款，用英文合同送國務會議求承認，唐君與二王君提出有一二字用得不妥，然為總統所已決之辦法，亦無法反對。 於是宋君忍不住了，以為政府已成立若干日，而尚無大政方針發表，殊不成話，願任起草，同事當然贊成，草定後，在會議中傳觀一次，宋君亦有說明，都表示同意；蓋宋君為同盟會中惟一之政治家，與進步黨之湯濟武、林宗孟諸議員有交情，提出後可望通過。但爾時惟一之難關是財政，故文中亦以財政為重要部分，雖用總理名義提出議會，而臨時非財長加以說明不可；於是知照議會，定期全體閣員到會，有重要報告。在熊君方面，習慣於總統獨斷獨行之方便，且對於農林總長之越俎代庖，尤為不快，於是在出席議會之前一日晚間，突借黃君克強為國民捐問題攻訐財長之電，馳函辭職，派員慰留，避匿不見。第二日出席議會，不能提出政策，僅報告政府困難情形，全體議員都有點詫異。有一進步黨議員就責問總理，謂聞總理曾借到比款一千萬，用途如何？何以不能報告？……這真是亡國總理。唐君憤憤，幾不能置答。宋君要求代為說明，而議員又不許，遂空空洞洞地退席。 唐君已洞悉袁氏對於己之不信任，欲借議會中「亡國總理」之醜詆而辭職。各方面都慰留他，他亦無法決去，又敷衍了好幾日。我也忍不住了，有一夜，我約了唐、宋、王、王四君密談。我說目前情形，政府中顯分兩派，互相牽掣，無一事可以進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黨同志握有實權，量力審勢，決無希望。不如我輩盡行退出，使袁派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吾輩為人誹謗，同歸於盡。爾時宋君不甚以為然，但亦沒有較善的辦法可以打破僵局的。於是決定，俟有適當機會時，吾黨同志全體去職。 唐君擔任組閣時，孫先生方面本也有幾種條件：一是唐君必先加入同盟會，一是廣東都督胡漢民、江西都督李烈鈞必須維持外，須以王鐵珊為直隸都督等等。在征袁同意時，袁亦含糊答應，唐君以為不成問題。不意唐君進同盟會一舉，既引起袁派老同事的排擠，而直隸都督問題，又遲遲不肯發表；促之，則袁派用「釜底抽薪」法，勸王君鐵珊離京，表示不任直督之決心；王君見風使帆，飄然而去。唐君一方面懼受吾黨之詰責；一方面窺見袁氏對於同盟會、對於唐君個人已表示不再敷衍之端倪。而且他與袁共事多年，知道袁對於一個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無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若公然辭職，危險殊甚。乃於□月□□日晨間與一西婦同車，赴車站，乘火車往天津，到天津寓所後，始電請辭職。照例慰留，唐君決不肯回，而陸君子欣適已回國，乃由陸君以外交總長代理總理，國務會議乃照常開會。我與二王及宋君亦聯帶辭職，袁派認為「拆台」，竭力挽留，梁君燕孫奔走最勤，宋君頗不以我等顯然反袁為然。然我因有□日夜間之決議，持之甚堅，卒於同時去職。 再度赴德 我長教育部的時候，蘭普來西氏曾來一函，請教育部派學生二人，往文明史與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於部中規定公費額二名，備擇人派往，人選未定，而我去職。南歸後，預料政治上的糾紛方興未艾，非我輩書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國求學；適顧君孟余亦有此意；我遂函商范君靜生，告以與顧君同往德國之計劃，請以前所規定之公費額二名，分給我與顧君二人，范君復函批准。我遂於□月□□日偕黃夫人及威廉、柏齡啟行，顧君亦偕其夫人同行。記得所乘之船為奧國的Africa（阿非利加號）。偕婦孺作遠遊，尚是第一次，幸有顧君及顧夫人助為照料，得減除許多困難。 到德國後，仍住萊比錫。蘭普來西要求我供給中國文明史材料，我允之。擬由我起中文稿，由顧君譯成德文。但顧君因肺疾，與萊比錫之空氣不相宜，醫院的設備亦不完備，不得已而遷柏林。譯事用通訊，亦無妨。 二次革命 國內忽有宋君漁父被刺案，孫先生力主與袁世凱決裂，招我等回國，陳君英士自上海來電催促，遂與汪君精衛約期，由西伯利亞回國。到大連後，從弟國親來接。國親於同盟會初成立的時候，在本黨盡力不少；留學日本以後，漸接近於穩健一派，此次來接，實欲阻我入國。由國親觀察，國民黨（同盟會已改組為國民黨）恐將為袁世凱所消滅，不如不捲入旋渦為妙。但我既有回國的決心，萬不能到大連而折回，遂由大連到上海。 宋君之所以遇害，因同盟會改組國民黨以後，吸收了許多進步黨的人物，在議會中占絕對多數，宋君挾這些勢力以要挾袁世凱，要求袁於被選為總統後，必依照宋君所計劃的責任內閣。袁不能從。宋君改而運動黎君宋卿，預備以黎易袁，這就是袁派所以暗殺宋君的原因。宋君遇害以後，由兇手武士英而求出應桂馨，又由應所保留的電報而求出洪述祖、趙秉鈞以至袁世凱，公認為無疑的鐵案了。 孫先生正游日本，聞宋案，即回國，力主興師討袁。然國民黨所能調動的軍隊，除江西、廣東兩省外，均歸黃君克強節制，黃君知實力不足，遲疑不敢發難。黃君部下，以第八師為最精銳，其兩旅長，一為福建王君用功，一為湖南黃君開第，均為黃君克強至好，而師長則為馮國璋之女婿，借作保護色，使不為袁派所忌。其中馬隊、炮隊等設備，尚未完全，正擬逐漸增置，以為南方之模範師，不欲輕動。其他各師，亦均視第八師之動靜為標準。故主戰派以運動第八師為第一招。適李君協和自江西來，亦主戰，主往南京運動第八師，以我與王君在愛國學社中相識，約同去。到達後，王君方臥病，在床邊與之熟商，王君以為毫無把握，遂廢然而反。是時趙君竹君約我與汪君精衛往談，稱北京方面願與黃君籌妥協的辦法，於是我與汪君日往來於黃趙之間，磋商條件。有一日，忽得南京電，第八師決動員，招汪君與我往，起通電草。我等兩人遂同往。蓋第八師下級軍官均受主戰派運動，躍躍欲試，旅長無法阻止也。於是戰端起。不久而國民黨的軍隊在南京、江西、廣東各地者均失敗。 遊學法國 1913年秋，孑民復偕眷屬赴法國，住巴黎近郊一年。歐戰開始，遂遷居法國西南境，於習法語外，編書，且助李石曾、汪精衛諸君辦理留法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不能如留德時之專一矣。 在法，與李、汪諸君初擬出《民德報》，後又擬出《學風雜誌》，均不果。其時編《哲學大綱》一冊，多採取德國哲學家之言，惟於宗教思想一節，謂「真正之宗教，不過信仰心。所信仰之對象，隨哲學之進化而改變，亦即因各人哲學觀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謂信仰自由。凡現在有儀式有信條之宗教，將來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創之說也。 孑民深信徐時棟君所謂《石頭記》中十二金釵，皆明珠食客之說。隨時考檢，頗有所得。是時應《小說月報》之要求，整理舊稿，為《石頭記索隱》一冊，附月報分期印之，後又印為單行本。然此後尚有繼續考出者，於再版、三版時，均未及增入也。 其時又欲編《歐洲美學叢述》，已成《康德美學述》一卷，未印。編《歐洲美術小史》，成《賴斐爾》一卷，已在《東方雜誌》印行。為華工學校編修身講義數十首，《旅歐雜誌》中，次第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