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 主持北大的六年
出任北大校長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鬍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破除讀書做官的舊觀念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地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種標準，雖不是一時就能完全適合，但我們總是向這方面進行。
調整學科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侯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充實文理法科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內容始以漸充實。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只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只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只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鍾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溝通文理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孑民又發現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素隸於哲學，而應用物理、生理的儀器及方法。進化學，為現代哲學之中樞，而以地質學、生物學為根底。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提議溝通文理，合為一科。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及教育調查會之贊成，由北京大學試辦。
採行選科制
又發現年級制之流弊，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複習，興味毫無，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閱他書及時時曠課之弊。而其弊又傳染於同學。適教員中有自美國回者，力言美國學校單位制之善。遂提議改年級制為單位制，亦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通過，由北京大學試辦。
北大國史館
國史館停辦後，仿各國例，附入北京大學史學門。孑民所規劃者，分設徵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通史先從長編及辭典入手。長編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兩部。政治史，先編記事本末及書志，以時代為次，分期任編，凡各書有異同者，悉依原文採錄之，如馬驌繹史之例。俟長編竣事，乃付專門史學家，以一手修之為通史，而長編則亦將印行以備考也。文明史長編，分科學、哲學、文學、美術、宗教等部，分部任編，亦將俟編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編定之。辭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雜史，以次及於各書，分書輯錄，一見，再見，見第幾卷第幾頁，皆記之。每一書輯錄竟，則先整理之為本書檢目。俟各書輯錄俱竣，乃編為辭典雲。兩年以來，所徵集之材料及纂輯之稿，已粲然可觀矣。
以美育代宗教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請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孑民對於宗教，既主張極端之信仰自由，故以為無傳教之必要。或以為宗教之儀式及信條，可以涵養德性，孑民反對之，以為此不過自欺欺人之舉。若為涵養德性，則莫如提倡美育。蓋人類之惡，率起於自私自利。美術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於度外。又有普遍性，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曾於江蘇省教育會及北京神州學會演說之。
提倡體育運動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
除組織學生軍外，北大還設體操部，請周思忠擔任導師，規定「無論哪系學生，此兩部中必須認定一部，作為必修的功課；均需用心練習，不能敷衍了事」。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體。這是我們公認的。人的健全，不但靠飲食，尤靠運動。這也是我們公認的。運動的必要，本來無疑。我們校內，有個體育會，每個學生都交體育費，就是要人人都有運動的機會。
勞工神聖
孑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謂之勞工。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於勞工之格。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干修的顧問咨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的辦學方針
孑民以大學為囊括大典包羅眾家之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並包，聽其自由發展，曾於《北京大學月刊》之發刊詞中詳言之：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惟心論與惟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我與學生運動
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四五月間，因《巴黎和約》允許日本得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輿論主張我國全權代表不簽字於該約；而政府中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不贊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聯合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為此問題示威遊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門而入，適見有火油一箱，遂試縱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為即汝霖，攢毆之，後始知為宗祥。未幾，巡警至，大捕學生，學生被捕的數十人。我與各校長往警察總監處具保，始釋放。但學生以目的未達，仍派隊分途演講，巡警又捕學生。而未被捕的學生仍四處演講，且人數日益加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為臨時拘留所。拘學生無數，於是各地方均設學生聯合會，各校均罷課。而留法學生也組織敢死隊，包圍我國的全權代表，要求不簽字於和約。政府亦知眾怒難犯，不能不讓步，於是不簽字的要求，終於達到了。但是學生尚有一種要求，是罷免曹、陸、章。政府遲遲不肯發表；學生仍罷課，仍演講，北平[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為學生所感動，而繼起要求，如政府再不執行，將有罷市、罷工之舉。於是罷免曹、陸、章之令乃下。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大概。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政府的辦理不善，深可慨嘆；一方面是學生的熱誠與勇敢，很可佩服。有人疑從此以後，學生將遇事生風，不復用功了。而結果乃與之相反，蓋學生在此次運動中，得了兩種經驗：一是進行的時候，遇著艱難，非思想較高、學問較深的同學，不能解決，於是人人感力學的必要。二是專靠學生運動，政府還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學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覺得為救國起見，非啟發群眾不可。所以五四以後，學生一方面加緊用功；一方面各以課餘辦平民夜校、星期演講及刊布通俗刊物，這真是五四運動的收穫。
在我呢，居校長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贊助學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辭職；所以於五日即遞辭呈。八日，聞政府已允我辭職，別任馬君其昶為校長。我深恐發表以後，學生有拒馬之舉，致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於九日赴天津，廣告於《晨報》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已正式辭去」等語，表示我之去京，實為平日苦於應接不暇之煩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馬君之事未能實現；而謀攫取北大校長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胡君曾為南洋公學特班生；有哲學思想，文筆工雅，我甚器重之。後來留學英國，習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學生肯習工藝，尤為難得。民國五年，任北大工科學長，並代理校長。余到北大後，仍請任工科學長。而彼不願，遂改聘他人。以曾經代理校長的人來任校長，資格恰好。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們一方面運動少數北大學生，歡迎胡君；一方面又發表所謂燃犀錄，捏造故事，醜詆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諸君，於是激起大多數北大學生的公憤，公言拒胡，並查明少數迎胡之同學而裁製之；胡君固不敢來，而政府亦不願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職員及學生之請而留我。
我自出京後，寓天津數日，即赴杭州，寓從弟國親家，後又借寓西湖楊莊，滿擬於讀書之暇，徜徉湖山。奈北大糾紛未已，代表迭來，函電紛至，非迫我回京不可。經多次磋商，乃於七月十四日，與蔣君夢麟面商，請其代表到校辦事，蔣君於十六日赴北京。又經函電商討，我直至九月十日啟行，十二日到北京，重進北大。
開放女禁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長沙講學
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我五十四歲。
暑假中，湖南學者周鯁生、楊端六諸君乘杜威留京，羅素新自英來的機會，發起長沙講演會；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參與。那時譚君組庵任湖南省長．招待我們。我講了四次，都是關乎美學的。（實際講了12次，其中有關美學的6次。演講的題目依次為：《美術的價值》、《何謂文化》、《對於學生的希望》、《中學的教育》、《美術的進化》、《學生的責任和快樂》、《對於師範生的希望》、《中學的科學》、《美學的進化》、《美術與科學的關係》、《美學的研究法》、《美化的都市》。我曾把演說稿整理過，載在《北京大學月刊》。
歐美教育考察
這時候，張作霖、曹錕等深不以我為然，尤對於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適羅君鈞任正由政府派往歐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約定同行。遂於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國郵船於十二月下旬到法國。
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我五十五歲。
一月，我方從法國到瑞士日內瓦，接蔣夢麟、譚仲逵二君電，痛悉黃夫人仲玉已於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從湖南回北京的時候，夫人已病，延法國醫生診療，漸瘥，並為我整理行裝。我行後，在船中曾以無線電詢病狀，亦得「漸瘥」的復電，不意到歐不數日而得此噩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赴法國，往來巴黎、里昂間。二月十二日到比利時。十六日又到法國。三月十三日到德國。二十八日到奧國。四月一日到匈牙利。五日復到瑞士。十日復到法國。十三日往義大利。二十四日復到法國。二十九日到荷蘭。五月三日到英國。十七日復到法國。六月一日到美國。十日到加拿大。十四日又到美國。三十日上船。八月六日到檀香山，受教育部委託。參加太平洋教育會議。二十九日上船，九月九日到日本。十四日到上海。十八日回北京。
我在義大利時，四月十九日，得里昂傳來宋漢章君電，知從弟國親去世。國親比我小十四歲，甚有才幹；我的運動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務，現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竟不永年；可惜可哀！
教育獨立議
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著名的《教育獨立議》一文，提出教育應擺脫各派政黨和各派教會的影響而獨立。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國古書說：「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政黨不能掌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以外。
教育是進步的：凡有學術，總是後勝於前，因為後人憑著前人的成績，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進一步。教會是保守的：無論什麼樣尊重科學，一到《聖經》的成語，便絕對不許批評，便是加了一個限制。教育是共同的：英國的學生，可以讀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學；印度的學生，可以用德國人所造的儀器，都沒有什麼界限。教會是差別的：基督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又與佛教不同。不但這樣，基督教裡面，天主教與耶穌教又不同。不但這樣，耶穌教裡面，又有長老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等等派別的不同。彼此誰真誰偽，永遠沒有定論。只好讓成年的人自由選擇，所以各國憲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條。若是把教育權交與教會，便恐不能絕對自由。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教會以外。
離開北大
我在民國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會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地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