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農村史 · 三、 技術革命

技術革命應該給予反公共地役制的鬥爭以新的促進力，它的本質可以像一位農學家弗朗索瓦·德·納夏托所說的那樣一言以蔽之：取消「恥辱的休閒田」。自古實行至今的最完善的輪作制，即兩年或三年中使土地休息一年的習慣，從此必須禁止。在人類的物質生活中，從未有過作用更重大的進步了。農業生產比起過去來有時增長一倍，有時增長一半，因而有可能維持一個數量更加巨大的人口的生計；然而，人口的增長並不一定地帶來耕種的擴大，也未必能產生比過去更好的養育更多數量的人群的辦法。要是沒有這一聞所未聞的技術成功，大工業（它在城市中積攢了各種各樣的、並不直接從土壤中吸收養料的東西）的發展也好，普遍方式上的「19世紀」（包括這一詞向我們展現的人類沸騰狀態與雷鳴電閃般變化的一切現象）也好，都將是無法想像的。 但是，舊的農業制度構成了一套嚴密連結的體系。要想大刀闊斧地實行改革而又不整個地摧毀它是做不到的。要實行耕作革命，許多條件是必不可少的。 過去在曾作休閒的輪作田上播點什麼呢？麥子嗎？有時人們也這麼想。但這不是一個好辦法。人們通過觀察發現，同一塊土地一成不變地種植同一種作物——或者類似的作物——只能導致一個低微的收成。必須找到一些能在糧食作物根系所不能達及的深度中吸收土壤肥力的植物。蔬菜類嗎？一般情況下，人們是從蔬菜開始的。但蔬菜種植並不到處都適宜，而且受到消費需求量的限制。經過觀察，人們發現亞麻和油菜也有此弱點，單單為此確實沒有必要推翻整箇舊的農業結構。 發現合適的作物還不是事情的全部。交替種植的作物即使選擇得再好，若找不到辦法向土壤補充足夠的肥料，也就是說——化學肥料當時還未發明——上糞肥，連續種植就有耕盡地力的危險。由此可見發展畜牧業的必要性。乍一看來，矛盾到此似乎無法解決了。休閒田並不以讓土地休息為唯一目的，它還向牲畜提供牧場。17世紀和18世紀，巴黎最高法院通過判斷，在首都附近的許多村莊中強制推廣舊式的包括一年空閒地的輪作制；因為在法院看來，新的方法似乎要損害綿羊的飼養，並由此影響到巴黎市民的食品供應。 [27] 以取消休閒田而求保留並發展畜牧業，難道不是化圓為方之類的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嗎？ 這雙重的困難由人工培植草場的方式得以解決。在新的輪作型式中，往往是那些飼料作物接替了麥類，就像聖—朗貝爾 [28] 吟唱的一樣：「收割不久的田野上/柔柔青草為驚異的牛羊盛長。」 [29] 種的飼料有豆科作物，如三葉草、驢食草、苜蓿草，它們的根扎得比糧食作物要深，而且它們不要求從土壤中吸收糧食作物那麼多的化學養料。人們還種一些肉質根的植物，像蘿蔔，著名的「蕪菁」——當時農學家的文章中經常提到它們——它們除了具有以上物種的優點之外，還具有強制去草作用，使耕地能在一段時間內擺脫野草的危害。這些作物都是新引進的物種嗎？並不絕對是，其中大多數人們早已在種植，只是數量極少，而且不在大片土地上，只限於在花園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從園藝對耕地的征服的外表下可以看出耕作革命來：作物的引進，手段的引進——包括除草與集約化施肥——，經營方式的引進：即廢除公共牧場，建立圈圍地。 [30] 土豆從美洲引入，但長期以來只在東部幾個省份小規模地種植，而且僅僅用作飼料，在18世紀末，它終於列入了被發現的植物之冊，同時幫助一直只靠農谷作物哺育的農民度過恐怖的饑荒之年。然後就是甜菜了，它與麥類一起形成了最古典的輪作。然而，如理論家們所說，「新式農業」的第一階段整個地是以草料種植為標誌的。 那些倡導者產生的第一個想法，很自然地就是保留古老的節奏，即兩年輪作或三年輪作，只是簡單地「竊取」了休閒田。但很快人們就發現，許多飼料草在同一塊田中連續生長好幾年而不加中止的情況下能獲得更好的收成。人們不是又轉回來種麥子了嗎？麥穗只會長得更密更沉。於是人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建立起真正的「人工草場」，發明了新的時間更長又更靈活的輪作周期，它從根本上徹底推翻了舊的耕作制度。 另一個條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暫時還不能說技術革命已獲成功，因為技術革命只有藉助於某些法律轉變才能成功，而對法律轉變的研究，仍然遠在將來，——但為了使它能得以嘗試，應該讓人們認識到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從本質上講，法國是從國外獲得了新方法的推動力。農業革命這一全歐的現象通過一些極為奇怪的演變關係的線索而傳播開來。人口密集的地區，尤其是城市發展得十分迅速的地區，在各國都首先廢除了休閒田：如德國某些城市的郊區，諾曼底或普羅旺斯的某些鄉村，但是，從中世紀開始，歐洲就有了兩大城市文明的地區：義大利北部和佛蘭德。儘管在16世紀，一個威尼斯農學家（無疑也是西方最早的農業家）曾提出過一種沒有休閒而有飼草種植的輪作制， [31] 而且在18世紀法國的有關文獻中也有這種倫巴第式耕作法的一些資料，義大利的榜樣似乎對阿爾卑斯山那邊的農業技術沒有起到重要的影響。佛蘭德則相反，它和布拉班特省 [32] 確實是農耕改革之母。而且它們的耕作法無疑更適宜於我們的氣候。但是，人們把屬於與我們接壤的佛蘭德一小部分的荷蘭的影響擱在一旁（且不提在路易十四時代佛蘭德就是法國的一部分），卻拐彎抹角地從英國再把它引入我國。《論布拉班特與佛蘭德的農業》是1650年一本英國書的題目，該書第一次十分清晰地闡述了以飼料草種植為基礎的輪作制。 [33] 在英國，最早發展的大工業成了麵包、肉類的一大消費者，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產主這些自覺的革新者手中。在這樣一個國家，「新農業」找到了適宜的土壤；它在那兒迅速發展並得到極大的完善。但人們不會懷疑，它的先驅者是在佛蘭德的平原上找到了基本原則的。隨後，在1760年以後，——這一年杜阿梅爾·杜·蒙梭正好發表了《農業因素》——法國的理論家們又從英國的土地上接過了火炬。 一開始最好先談談理論和思想。「沒有一個土地占有者，」都蘭地區的一個觀察家於1766年寫道，——很明顯，他是指大地產者——「不在考慮……他能從土地中獲得的收益。」 [34] 格里姆那樣的悲觀主義者則嘲笑「坐辦公室的耕種者」。他們並不總是錯的。然而，「思索」、書本對實踐的影響，將技術進步建立在理論上的努力，都是有意義的特徵。以往時代的農業變化從未有過如此的理論知識的色彩。新學說只是因為在法國社會中遇到了特別有利的環境，才獲得了一些成功。 人口迅速地增長。掛慮公共利益的人得出推斷，必須增加日常生活資料，並儘可能地使生產獨立於貿易進口之外，因為從國外進口總要冒風險，而且在戰時已多次遭到中斷的危險。同一人口現象也向地產主們保證了一個相當程度的銷售市場，只要他們能夠提高農產品的產量。一整套經濟學說建立了，它受對生產的考慮的支配，並準備犧牲其他的人類利益。由貴族與市民資產者施行的土地集中建立了大宗的財產，這點十分有利於技術的改進。工業與商業都只能提供一個不足的、經常未定的投資，於是資本自覺轉向土地，在土地中尋求一個比領主的地租更可賺錢的買賣。最後一點，啟蒙時代（18世紀）的知識界在兩大思想原則統治之下。首先它努力替實踐及信仰尋找理論依據，並從此拒絕尊敬傳統本身。假如古老的農業習慣（人們願將它的野蠻處與哥德式建築相比較）只是因為長期存在而沒有意義，那它今天應該消失了。其次，它看重個人的權益，再也不能忍受讓個人權益束縛在由愚昧的公眾奉行的習慣努力的桎梏之下。對農業沙龍的迷戀，流行的「農業癖」，有時引人發笑；那種認為一切財富皆出於土地的重農主義理論的簡單幼稚使人大為吃驚。它是時髦的文學嗎？系統的學說嗎？很可能。但首先它是一股洶湧澎湃的浪潮在智力上或情感上的表露：這就是農業革命。 說到技術發展的歷史，就是說到才智互相碰觸的歷史。就像所有其他的變化一樣，農業的變化也是從某些人類思想的光輝點上產生的：從內閣到地方總督的政府機構中，贊成農業改革的人越來越多；比半官方更進一步的農業協會也出現了；尤其是在鄉村，出現了那些實行聰明的經營方式的更簡單但更有效的農業之家。創舉極少由農民發起。無論哪點，只要我們看到農民自發地支持新方法，我們就可以從農民個別或集體地與那些較發達地區的聯繫中找到解釋：佩爾什地區的小生產者同時又是布商、牛販子或箍桶匠，他們從前去行商的諾曼底和法蘭西島學得了新耕作法。 [35] 更常見的是，一個從書本或從旅行中獲得教益的貴族，一個愛讀新書的地方主教，一個鍛造工場主或一個想方設法幫助一個個驛站餵好驛馬的驛站長——在世紀末，有許多驛站長被關心農業改善的產業主當作農夫——，是這些人將人工草場法引入自己的土地，然後這種樣板漸漸推廣到四鄰。有時，由思想的傳播導致了人口的遷移：尤其是從技術進步之鄉來的佛蘭德人，埃諾、諾曼底、加蒂奈、洛林等地招他們為工人或佃農，還有，科地方的人被引到更落後的布里地區。伴隨著草料種植，其他許多技術改善也逐步地實現或嘗試了，如農具改革，良種牲畜的選育，植物與牲畜病害的防治等。休閒田開始消失，尤其在大地產居多的地方以及施廄肥較方便的村莊四周，但這個過程進行得極其緩慢。技術革命並不僅僅與習慣勢力或經濟困難相衝突，它還在多數地區遇上了帶有不可動搖的外殼的法律制度的阻力。要讓技術革命取得勝利，修改法律勢在必行。在下半個世紀，統治者就致力於這個改革了。